歐曾王之間的“大同”是通過彼此間的“小異”表現出來的。
正如袁宏道所說:“大抵物�則貴,�則我面不能同君面。”關于此,宋李涂在其《文章精義》中有過這樣的概括:“韓如海,柳如泉,歐如瀾,蘇如潮。”清人吳振乾的《唐宋八大家文選序》中也說:“奧若韓,峭若柳,宕逸若歐陽,醇厚若曾,峻潔若王,既已分流而別派矣。”古人的這些評說是否確切是可以討論的,但他們肯定是其面貌不同則是科學的。
歐陽修雖然標榜尊韓師柳,但他畢竟不是生活在中唐的韓退之,他不為其思想所拘,另辟蹊徑,將韓愈的道與儒家經世思想予以貫通,發展了尚實致用的思想。
他在《與張秀才第二書》中說:“君子之學也,務為道,為道必求知古。
知古明道,而后履之以身,施之于事,而又見于文章而發之,以信于世。”其散文不論議論抒情還是敘事狀物,往往吞吐抑揚,低回往復,從容大度,平易曉暢。
《讀李翱文》中借他人之酒杯澆自己之塊壘,由遠及近,最后把行文推向高潮“嗚呼,在位而不肯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嘆也夫!”言辭尖銳犀利但行文并不鋒芒畢露,而是抒情意味更濃,感慨氣息甚重,把作者的憂憤表達得婉而多諷,柔中見剛。
曾鞏散文,《宋史》稱“本原六經”,有較重的衛道色彩,形式嚴整有余,生動不足。
他始終身體力行于自己提出的作為散文家的四條準則:“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其文必足以發難顯之情”,不越道統,重在雍容平和,簡樸委婉中表達意蘊。
由于缺乏歐公豐富的政治生活經歷和遠見卓識,他的許多文章缺乏深刻的內容和新鮮的思想。
雖風格相近但同中有異:歐公于“柔婉”中顯出宕逸流麗,曾鞏于“柔婉”中偏于沖和平順。
如《墨池記》、《寄歐陽舍人書》、《贈黎安二生序》等文,都寫得不枝不蔓,章法嚴密,而又暢談有致,婉轉曲折。
王安石作為一個大改革家、政治家、思想家,其散文有著與人截然不同的風格,他的胸襟抱負自然非一般文人士子所能比擬的,其思想往往高視一時,跨越古今,因此干脆把文當成推動政治改革的工具,說“文者,禮教治政云爾”、“治教政令,圣人所謂文也”。
散文內容是奇思橫出,議論超群,往往也驚世駭俗。
《四庫備要書目提要》稱其“文章拗折峭深,世以大家目之”。
劉熙載《藝概》中說他:“取法孟、韓(愈)”,又說“半山文硬瘦通神”。
梁啟超《王安石評傳》稱“其理之博大而精辟,其氣之淵懿而樸茂,實臨川之特色”。
這些可以看出其文受到先秦諸子散文、西漢政論文和韓柳古文的影響,思想敏銳,見識超卓,富有政治色彩和創新精神,風格剛勁峭拔,雄健奇崛。
如《讀孟嘗君傳》翻陳出新,突破傳統,一掃孟嘗君禮賢下士的舊說,強調“士”必須能經邦濟世,治國利民。
王安石長于議論,擅長說理,有時對形象性和生動性有所忽視,這是其不足之處。
他的散文有一種突破羈絆一往直前的氣勢美,表現出那種劍拔弩張的緊張之感,給人一種昂揚飛上的動態感和咄咄逼人的灼熱感,這也是歐陽修和曾鞏散文中所不能相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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