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北宋詩**新運動的領袖是歐陽修
北宋詩**新運動
北宋繼唐代古文運動而起的文學革新運動，主要反對以“西昆體”為代表的浮靡文風。
但這場文學運動，同時對詩、文進行革新，與政治斗爭關系更密切，歷時更久，波及更廣，參加者更多，其影響也更為深遠。
北宋初年，國家統一，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社會較為安定,一部分上層士大夫便醉心太平，粉飾太平,歌功頌德，吟風弄月，以致晚唐五代以來的浮艷文風更有發展。
但宋代立國，先天不足，北有遼國,疆域未完,無復漢、唐帝國氣象。
同時，大官僚、大地主、大商人兼并日劇,各種社會矛盾日益暴露，政治斗爭日趨尖銳,一些開明的中下層士大夫文人感慨國恥，滿懷國憂，要求改革政治，提倡寫作反映現實的詩文，推崇韓愈、白居易，便形成了對立的文風。
所以北宋詩**新運動，一開始便是適應政治斗爭需要而起的。
其發展過程大體有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宋太祖立國至真宗朝，約為10世紀70年代至11世紀初,是初發階段,先驅者有柳開、王禹偁、穆修、石介以及姚鉉、孫復等。
柳開首舉“尊韓”的旗幟，提出重道致用、尚樸崇散、宣揚教化等主張，反對當時華靡文風。
王禹偁也主張宗經復古，倡導寫作“傳道明心”的古文，強調韓愈文論“文從字順”的一面。
他推崇李白、杜甫、白居易反映現實的詩歌，反對晚唐以來淫放頹靡詩風，并在創作上實踐了自己的主張，他的詩文具有現實內容，語言平易近人，風格清新悅目，顯示了詩**新運動的最初成績。
但是，他們對文學改革的倡導，在當時影響不大，而以楊億、劉筠和錢惟演為首的西昆派華靡文風卻開始泛濫。
于是繼起的穆修提倡為道而學文，極力反對駢文的章句聲偶。
他不顧流俗的詆毀，刻印韓柳集數百部在京師出售，以提倡韓柳文自任。
稍后的石介，在《怪說》中指名抨擊楊億“綴風月，弄花草”，“蠹傷圣人之道”。
但他們在詩文理論方面未能提出新穎切實的見解，又重道輕文，忽視文章的語言形式。
除王禹偁外，這些人的散文大都有辭澀言苦之病，創作成就都不高。
第二階段在宋仁宗朝，從11世紀20年代至50年代左右,是運動形成高潮的階段,主要代表作家先后有范仲淹、李覯、尹洙、石延年、蘇舜欽、梅堯臣、宋祁、歐陽修和蘇氏父子、王安石、曾鞏等人。
先是范仲淹在仁宗天圣三年（1025）提出的改革時弊政綱中，主張改革文風。
天圣七年(1029)、明道二年(1033)，朝廷兩次下詔申戒浮華，提倡散文。
由于朝廷表態，主張改革文風之士接踵涌現。
他們頻繁往來,相互唱和,一齊向文壇積弊發起了空前有力的沖擊，顯示出浩大聲勢。
李覯要求文以經世，發揮“治物之器”的作用，反對擬古和“雕鎪以為麗”（《上李舍人書》、《上宋舍人書》、《原文》）。
尹洙摒棄駢文，致力寫作簡而有法、辭約理精的古文。
蘇舜欽高度評價了古代設官采風的重大作用，認為寫作詩文的根本目的是“警時鼓眾”、“補世救失”,反對以藻麗為勝，提倡“道德勝而后振”(《上孫沖諫議書》)。
梅堯臣論詩強調《詩經》、《離騷》傳統,重視比興,力貶浮艷堆砌惡習，要求詩敘人情、狀物態,意新語工,景與意會，達到“平淡”高境。
蘇梅二人的詩風有豪放和淡遠之別，但都注重反映現實的社會生活，有力地打擊了西昆體無病呻吟的浮艷詩風。
他們在詩**新運動中作出了重大貢獻。
稍后于蘇、梅的歐陽修，則是這一階段乃至整個詩**新運動的領袖。
他在運動中的杰出作用是：①有意把詩**新同范仲淹領導的政治改革結合起來，使古文、詩歌和文學理論批評為現實政治斗爭服務，從而把運動更加引向了自覺和深入。
②闡明理論，指引革新。
他提出了“道勝者,文不難而自至”；又認為道可充實文,而不能代替文，主張作文須簡而有法，流暢自然，反對模擬與古奧。
他論詩重視美刺勸戒,觸事感物,提出“詩窮而后工”的著名論點，強調詩人的生活遭遇對于創作的重要作用。
他推崇杜甫，贊賞李白。
他首創“詩話”這一評論詩文的新體式，其《六一詩話》發表了不少精辟的文論、詩論見解。
他的詩文理論，指導了作家的創作實踐,指引著革新運動。
③改革科場積弊,罷黜四六時文。
歐陽修在嘉靖二年(1057)權知禮部貢舉，嚴格規定應試文章必須采用平實樸素的散文，堅決貶斥險怪奇澀和空洞浮華的文風。
④大興創作之風，努力提舉后進。
歐陽修積極寫出了許多優秀散文作品，內容充實，形式新穎，平易自然,流暢宛轉,曲暢旁通地敘事、說理、抒情，從而開辟了一條散文創作的通衢大道。
他的詩歌在藝術上吸收了韓愈詩散文化的特點，卻避免了韓詩的險怪和生僻。
他的創作在詩**新運動中起了典范作用。
歐陽修愛惜人材，把一大批新老作家團結在周圍。
特別是他推重王安石、曾鞏和蘇氏父子，作為詩**新的中堅力量，鼓勵他們積極創作，保證了運動繼續蓬勃發展。
歐陽修采取的上述措施，作用很大，影響深廣，使革新運動達到高潮，取得勝利。
第三階段從宋英宗朝至哲宗朝，約11世紀50年代至11世紀末，是運動的完成階段，主要代表作家是王安石、曾鞏、蘇軾、蘇轍以及黃庭堅、秦觀等人。
王安石把詩**新作為推行“新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提出文章的內容應有關“禮教治政”,“務為有補于世”,“以適用為本”（《上人書》等）。
他一再痛斥“章句聲病，茍尚文辭”（《取材》）的傾向，在詩歌方面獨尊杜甫。
曾鞏、蘇轍、王令等人，也各自以其文學理論和創作實踐，在運動的深入發展中發揮了骨干作用。
而領導這次運動取得全勝的是蘇軾。
蘇軾是繼歐陽修之后文壇領袖。
他提出詩文應“有為而作”,“言必中當世之過”(《鳧繹先生詩集敘》),號召作家要“緣詩人之義，托事以諷，庶幾有補于國”(蘇轍《東坡先生墓志銘》)。
但他很重視文學藝術的特征，一再指出：文學本身有如精金美玉，自有定價（見《答劉沔都曹書》等）。
他又提出了“隨物賦形”、“辭達”、“胸有成竹”、“傳神寫意”、“詩中有畫”等著名論點，指導當時的創作。
他的詩文詞賦，都體現北宋文學的最高成就。
蘇軾也重視人才。
被稱為“蘇門四學士”的黃庭堅、秦觀、張耒、晁補之，以及陳師道等人，都成了北宋后期杰出的作家，對北宋文學繁榮都作出了貢獻。
北宋詩**新運動，繼唐代古文運動之后，又一次把古代文學、特別是散文以及文論的發展推進了一大步。
此后,以“唐宋八大家”為代表的古文傳統,一直為元明清散文家奉為正宗，而明清散文更多取法于歐陽修、曾鞏、蘇軾等。
詩歌方面，歐陽修、王安石、蘇軾也給予南宋金元詩以及明代唐宋派、公安派、竟陵派，清代宋詩派以深刻的影響。
但是，由于北宋詩**新運動帶有“正統”觀念,也有要求文學為現實政治服務的意味,助長了詩的散文化和“以議論為詩”的概念化傾向，為南宋理學家的散文所師法。
這就表現出這一革新運動在思想上的歷史局限。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北宋詩文革新運動的領袖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