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懷 魯 迅
文\郁達夫
真是晴天的霹靂，在南臺的宴會席上，忽而聽到了魯迅的死！
發出了幾通電報，會萃了一夜行李，第二天我就匆匆跳上了開往上海的輪船。
二十二日上午十時船靠了岸，到家洗了一個澡，吞了兩口飯，跑到膠州路萬國殯儀
館去，遇見的只是真誠的臉，熱烈的臉，悲憤的臉，和千千萬萬將要破裂似的青年男女
的心肺與緊捏的拳頭。
這不是尋常的喪事，這也不是沉郁的悲哀，這正象是大地震要來，或黎時將到時充
塞在天地之間的一瞬間的寂靜。
生死，肉體，靈魂，眼淚，悲嘆，這些問題與感覺，在此地似乎太渺小了，在魯迅
的死的彼岸，還照耀著一道更偉大，更猛烈的寂光。
沒有偉大的人物出現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憐的生物之群；有了偉大的人物，而不
知擁護，愛戴，崇仰的國家，是沒有希望的奴隸之邦。
因魯迅的一死，使人自覺出了民
族的尚可以有為，也因魯迅之一死，使人家看出了中國還是奴隸性很濃厚的半絕望的國
家。
魯迅的靈柩，在夜陰里被埋入淺土中去了；西天角卻出現了一片微紅的新月。
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四日在上海
我對于魯迅之認識
文\陳獨秀
世之毀譽過當者，莫如對于魯迅先生。
魯迅先生和他的弟弟啟明先生，都是《新青年》作者之一人，雖然不是
最主要的作者，發表的文字也很不少，尤其是啟明先生；然而他們兩位，都
有他們自己獨立的思想，不是因為附和《新青年》作者中那一個人而參加的，
所以他們的作品在《新青年》中特別有價值，這是我個人的私見。
魯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國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進的。
在
民國十六七年，他還沒有接近政黨以前，黨中一班無知妄人，把他罵得一文
不值，那時我曾為他大抱不平。
后來他接近了政黨，同是那一班無知妄人，
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層天以上，仿佛魯迅先生從前是個狗，后來是個神。
我
卻以為真實的魯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個人，有文學天才的人。
最后，有幾個誠實的人，告訴我一點關于魯迅先生大約可信的消息：魯
迅對于他所接近的政黨之聯合戰線政策，并不根本反對，他所反對的乃是對
于土豪劣紳政客奸商都一概聯合，以此懷恨而終。
在現時全國軍人血戰中，
竟有了上海的商人接濟敵人以食糧和秘密推銷大批日貨來認購救國公債的怪
現象，由此看來，魯迅先生的意見，未必全無理由吧！在這一點，這位老文
學家終于還保持著一點獨立思想的精神，不肯輕于隨聲附和，是值得我們欽
佩的。
一九三七年十二月
魯迅
文\林語堂
我無須介紹魯迅，這位現代中國最深刻的批評家而且大約是少年中國之
最風行的作者。
在中國大家都知道他，——我說大家，卻是除了那班“老支
那手”（OldChinaHands），他們二十五年來完全是攢在上海租界的圈子里，
在他們的經歷中不曾讀過一句中國報。
但這個當然是題外的話，因為魯迅分
明地不會在他們的銀錢帳簿里得到一個地位，而且即使要介紹他，那種“老
支那手”也不會知道這是什么一回事。
新文學運動已經產生了一批青年作者，他們的大多數喜歡寫一些傷心感
慨的詩，滿篇多帶著浪漫的“厭世性”，這種厭世性便是十九世紀初期的浪
漫派之征象；同時還有一樣多的小說作家（往往也就是那些“詩人”），他
們所寫的總是那千篇一律的三角關系和同類的題目。
這些之中，有些是寫得
很漂亮，往往顯出一種刻畫的能力和描寫的手段，勝過那種纖巧的雅致的古
典文體中任何作品。
然而，這種進步大都只是方法上和技術上的進步；我們
在各方面所見的是一些摸索著而且未成熟的，黽勉的初學者，一些羽毛未豐
而漸漸伸足于新文學界的青年；當然，我們也常偶然發見一些精采的文字，
如同當今在西方諸國的一般雜志文章中所能發見的那樣，但是這湍流浩蕩的
文學的淵海還要產出一位天才才成，那是大家所切望的。
因為這個理由，我
們對于魯迅的成熟的藝術必得另眼相看，以別于那班“萌芽”的作者。
如果
魯迅，這位叛逆的思想家，是戴上了“青年叛徒們的領袖”的頭銜，那就是
因為實際上那班青年叛徒們還不曾在他們同輩中見到什么充分的成熟性和
“獨到處”，充分的氣魄和足以給他們仰望的巍然的力量。
力量是產生于真
確的見解，而真確的見解則是由于知識和艱苦的世故中之“磨煉”。
在這篇短文中，我的意思不是來論述魯迅的思想，亦不是來說明他的閃
爍的文筆，放浪的詼諧，和極精明的辯證（他運用這一切來嘲諷中國的舊觀
念和舊制度，自中國的拳術以至于中國人下巴的毛病，自那鄉下愚夫以至于
那英國回來而假充古之學者的教育總長）——說明這一切如何給他在現代中
國的文學界中贏得一種獨特的地位，我只想說一說這位深湛的年老的中國學
者（學者這個字我用的是它真切的古義）在過去兩年中如何度過了他的生活，
以及近來他所遭遇的一些事情。
那是處于極復雜的環境中（用心理學上的說
法）的生活，在那時，如他對我所說的，要“作人”實在不容易。
他如何從
那些極艱難的境況中爬出來的辦法，即足以佐證我所說的關于他深知中國人
的生活及其生活法的那些話。
那“深知”是由于年老，但還是由于透徹底明
了中國的歷史，因為，照他的話，在中國古時候，學者“作人”從來就不容
易。
魯迅固然還活著，但是你決不能預知什么時候他愿意死。
他不會告訴你。
尤甚者，如果他覺得不大容易過下去的時候，他覺得不能不裝死或經過一種
蟄伏的時期以安息他的心靈的時候，那么他便這樣做。
他已經這樣做了幾回，
——三回罷，照我所知道。
他曾經死了似的不聞一切外事，一心鈔他的漢碑，
玩他的古董，活埋于一間鬧鬼的屋子里（那屋子里據說在若干年前曾經有一
個女人自縊而死），在那古城北京（非現在三民主義的革命的北平）之偏僻
的角落里，一直到后來錢玄同教授才把他從他的洞窟里拉出來而且慫恿他開
手寫文章和小說，這便是使他全國聞名的那些文章和小說。
一九二六年春天，張作霖快入北京的時候，當時的政府列出五十個過激
的教授和“智識分子”的名單（由那保守派的大本營擬出來的）預備通緝他
們。
魯迅當然是其中的一個，在那些過激的教授大都離去北京之前不久，我
問魯迅，“你打算怎么辦呢，現在？”“裝死”便是他的回答。
這回他可沒有完全做到，因為他當時被勸南下，擔任福建某大學（它的
名字我不便說出來）的中國文學講座。
那不是確切地如通常所謂完全斬絕世
事的糾纏，但我亦不能一定說不如此。
那地方的四周是中國人的公共墳地，
并不是“神圣之野”（CampoSanto——按即意大利國內的一公葬場），絕不
是呵，不過是一些小山，山上面遍布一些土堆和一些張口于行人過道中的墳
坑罷了，這正是普遍的公共墳地之類，在那里有乞丐的和北兵的尸體腐爛著
而且毫無遮攔地發出臭氣來，而那知識界的空氣呢，比起來也只好得一點。
魯迅在這種地方實在是一只“令人擔憂的”白象，與其說是一種敬禮，毋寧
說是一種累物。
不管他如何擔心，他本可以在這個窟窿里安居十年而且可以
每天徊徘于空曠之所，沒有什么人知道他是誰，而且全中國也不知道關于他
的事。
他曾經對我說，他的主意是想在這個地方致獻兩年的工夫于學問的研
究，其著作則由這大學付款出版，這本是那學校的當局們所滿口答應的。
他
所得的結果卻是用了他一腔熱誠走去上當，或者他是不知不覺地上了他的一
個朋友并敬愛他者的當。
那已經允許的預算竟成畫餅，魯迅的專心研究兩年
之計劃便加人類的一切脆弱的希望一樣地結局了；就是他所在的那機關的經
常費也核減了；那機關實在是靠不定的。
空氣嚴重起來了；有些讕言和攻擊
居然說魯迅實在不曾辭去他北京的職務，說魯迅是故意地不遠數千里而來使
這平靜的地方發生風潮，——用了什么魔怪的引力呢，他們可沒有說。
當時
的事實分明是不利于他的，凡屬他所到的地方，那里便有青年學生們之顯著
的活動，寫白話文的惡趨勢，非孔的空氣之增長，如此等等，這都是難以否
認的。
是的，當時的事實是大不利于他的。
魯迅曾經把他自己比之于一種烏
鴉，它帶給惡運和火災于它所落在的家里，——看一看他的頭發和胡須之暗
黑，這比擬倒也不錯，以一種尼采式的坦然態度，他便離卻了那個大城。
這樣便終結了他第二個時期的決定的隱晦。
當有人知道他覺得這地方“太
難當”的時候，馬上便有電報接連地從廣州拍來，請求他往中山大學擔任文
科學長。
他這樣做不是他所愿意的。
但是他還有什么別的地方可以去呢，可
憐的招人疑忌的烏鴉？那些敬愛他的學生們有許多隨著他走了。
在上說的那
地方他所受到的憎惡和懷疑，正如那些熱心欽佩他的人們之崇拜和感慕，是
一樣地到了高度。
魯迅從來不愿有辦事的種種職責；他的習慣，甚至于常常
辭謝宴會的邀請。
所以他擔任這學長職務的時候，他明白地擬想：一俟他們
能夠找到別一個人來，他馬上就要卸卻這學長的職務。
那是一九二七年之初。
那是北伐的時候而且又是國民黨起了緊迫的分裂
的時候。
那位無錫學者吳稚輝（有人說他是“蘇州文人”的化身），與楊虎，
杜月簽等同心合力，已經在這時開始了所謂“清黨運動”，想“清去”國民
黨中的惡化分子。
這種運動是轟轟烈烈的，普遍于那班軍事領袖之中。
國民
黨已經公開地宣言徹底**，正如張作霖或孫傳芳一樣的誠意；而且那些地
方當局都“惟恐或后”地表示他們如何遵照中央的這種意旨。
結果便是：共
產黨或準**每日殺得愈多，則那班地方長官愈容易“表示他們的態度”。
有些人實在濫用了這位無錫學者和楊虎，杜月笙之流那樣“辭嚴義正”地開
始干出來的那種辦法，而且竟越過了他的原來的意思。
有些天真的青年和未
到自主年齡的童年人以及剪發的女子，因此也不免胡殺了；但是那班當局們
是不會錯的。
他們是熱忱地為了國民黨的利益。
但是，那究竟是一種危險的
時候，對于有過激之名的人們。
所以魯迅的決意隱晦的第三個時期便到了。
因為魯迅是有危險性的，太新了而且太現代的了，而且竟敢同情于婦女的剪
發哩！
我無須詳細地述說他當時所處的那種不容易應付的境況。
他因此退出了
中山大學，于是住在那廣州城中某地方的一間樓房里。
空氣是充滿了殘殺，
隨處都要小心，甚至于要莫吸從哈爾濱或海參崴輸入的煙卷，而且甚至于要
小心著在自己的“朋友們”中發表私人的意見，以及諸如此類的小事情。
魯
迅之名可是太大了，使他不能享受他的隱晦生活，有些學生們被遣來窺探他
的意見，論這個，論那個，及其他的許多題目。
但是，我已說過，魯迅是深
諳在中國社會中“做人”的術法的。
他不緘默，怕的是受害，他做得更聰明
些，他談出一大堆話來，關于一些他的對方簡直莫名其妙的事情（例如，安
特列夫哪，陀斯托也夫斯奇哪。
）當然，那些來談的人是十分愕然的回去了
——他們如何報告那種“訪問”于他們的上司，則非我們所得知。
還有一種策略哩。
他的態度是定要測度出來的，理所當然。
由那些有權
勢的當局作后臺老板的一個大學便請他講演。
這恰似從前那法利賽人將一個
有西撤像的錢幣交給耶穌時所詢問的那個問題（見《馬可福音》第十二章），
那情形是相同的。
如果魯迅拒絕了，那便會視為是表明不尊重那些當局們的
一種“態度”。
魯迅卻不那樣，他更聰明些。
他答應了；他洋洋灑灑地演了
一大篇有趣的話，談的是紀元前三世紀的文學狀況（按即指《魏晉風度及文
章與藥及酒之關系》那一篇講演。
）在那一篇演說里，他解釋當時有些學者
為了避免政治上的糾纏之故不得不“一醉就是兩個月”的故事。
那些聽眾都
覺得有趣味，贊嘆他的創見與通篇中精彩的解說，而且，當然地，并沒有看
出那要點。
但是魯迅總算達了他的目的。
他表示他不過是一個將心思用于古代的一
些玩意的問題上的學者罷了。
這使得當時那班權勢者滿意了。
耶穌也曾顯示
過正相同的應世的智慧哩。
他們的注意是放松了，而在放松的時候，魯迅便
乘機來到上海，在他到這里的晚上我看見他，一個受了滿身的瘡痍靈魂，但
是一個光榮勝利的“武夫作家”——他現在還是如此。
他在過去一年中所出版的最近的著作中，有一種是《唐宋傳奇集》，共
兩卷，又一種是《而已集》，包含一些講演和論文，大都是在廣州的時候所
寫的。
悼魯迅先生
文\巴金
十月十九日上午，一個不幸的消息從上海的一角傳出來，在極短的時間里就傳遍了全中國，全世界：
魯迅先生逝世了！
花圈、唁電、挽辭、眼淚、哀哭從中國各個地方像洪流一樣地匯集到上海來。
任何一個小城市的報紙上也發表了哀悼的文章，連最遠僻的村鎮里也響起了悲痛的哭聲。
全中國的良心從沒有像現在這樣地悲痛的。
這一個老人，他的一支筆、一顆心做出了那些巨人所不能完成的事業。
甚至在他安靜地閉上眼睛的時候，他還把成千上萬的人牽引到他的身邊。
不論是親密的朋友或者恨深的仇敵，都懷著最深的敬意在他的遺體前哀痛地埋下了頭。
至少在這一刻全中國的良心是團結在一起的。
我們沒有多的言辭來哀悼這么一位偉大的人，因為一切的語言在這個老人的面前都變成了十分渺小；我們不能單單用眼淚來埋葬死者，因為死者是一個至死不屈的英勇戰士。
但是我們也無法制止悲痛來否認我們的巨大損失；這個老人的逝世使我們失去了一位偉大的導師，青年失去了一個愛護他們的知己朋友，中國人民失去了一個代他們說話的人，中華民族解放運動失去了一個英勇的戰士。
這個缺額是無法填補的。
魯訊先生是偉大的。
沒有人能夠否認這樣的一句話。
然而我們并不想稱他做巨星，比他作太陽，因為這樣的比喻太抽象了。
他并不是我們可望而不可即的自然界的壯觀。
他從不曾高高地坐在中國青年的頭上。
一個不識者的簡單的信函就可以引起他胸懷的吐露；一個在困苦中的青年的呼吁也會得到他同情的幫忙。
在中國沒有一個作家像他那樣愛護青年的。
然而把這樣的一個人單單看作中國文藝界的珍寶是不夠的。
我們固然珍惜他在文學上的成就，我們也和別的許多人一樣以為他的作品可以列入世界不朽的名作之林，但是我們更重視：在民族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偉大的戰士；在人類解放運動中，他是一個勇敢的先驅。
魯迅先生的人格比他的作品更偉大。
近二三十年來他的正義的呼聲響徹了中國的暗夜，在荊棘遍地的荒野中，他高舉著思想的火炬，領導無數的青年向著遠遠的一線亮光前進。
現在，這樣的一個人從中國的地平線上消失了。
他的死是全中國人民的一個不可補償的損失。
尤其是在國難加深、民族解放運動熾烈的時候，失去了這樣的一個偉大的導師，我們的哀痛不是沒有原因的。
別了，魯迅先生！你說：“忘記我。”沒有一個人能夠忘記你的。
我們不會讓你靜靜地死去。
你會活起來，活在我們的心里，活在全中國人民的心里。
你活著來看大家怎樣繼承你的遺志向中華民族解放的道路邁進！
1936年10月在上海
還有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http://**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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