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傳說：佛在兜率天觀降生地時，中國也是選擇之一，但最后還是選擇降生在古代印度的一個小國——伽羅毗衛國的剎帝利種姓，并作為一名王子。
其實，這都是佛陀
的無上方便智慧和大慈大悲的體現。
我們不妨對當時中印兩國各自的社會文化背景做一下簡單的分析對比便不難看出其中的奧妙。
其實，不論從那一個方面來說，古代印度的恒河文明，特別是在對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究竟真理的探究與思索方面，都遠遠高于同時代的中國，幾乎全社會都崇尚
和尊重為探究真理而修道的人以及他們為此做出的各種嘗試和努力的行為，甚至某些行為在普通然看來是極其怪誕和荒謬的，但是從社會總體來說，卻是對此顯得格
外的寬容和理解，就好比當今世界各國社會對科學技術創新的支持和鼓勵一樣【在古印度時代，單純對外在客觀自然世界的探究，忽視生命本身存在基礎，及其和被
感知的客觀現象之間的關系的哲學觀點，是一種標準的“心外取法”的外道，佛預言，這種外道在末法時期，將會大行其道】。
這從當時處于印度社會相當森嚴的種姓制度之首位的，專業司掌祭祀神明職責，并向社會闡述世界觀和生命觀知識的“婆羅門”種姓階級的本身就可以看出：社會普
遍敬畏神明，普遍崇尚心靈和思想修道，尊重知識。
即便是處于世俗社會統治地位的君王，也要服從這樣的超然于世俗之外的，專業的神權和精神代理階級，并獲得
他們的認可，否則，其合法性就會受到質疑，而位于種姓制度第二位的帝王統治階級，也就是“剎帝利”種姓，在那時僅僅相當于一個社會的管理者，這一點在印度
歷史和佛經里都有記載。
【當然，這種看法是出于過于迷戀精神世界的筆者自己，對那樣社會的一點無明執著和懷念。
各方面也會有其他不同的見解，筆者也都愿意
接受，畢竟這個世界是豐富多彩，并無常變化的。
】這樣的社會固然存在很大的不平等，但從另一方面，卻又為那些真正探索生命自身和宇宙世界的終極真理的人，
以及他們的學習和修道生活，提供了十分有益的社會環境。
據佛經記載，當時的印度除了占據正統地位的“婆羅門”教，包括佛教在內，就已達100多種教派之多【有說96種、有說110種】。
從這點上就充分看出，那
時的印度社會對精神和思想方面修養的追求，對道的追求是何等的鼓勵與寬容，這些學者、教派對各自的道的主張與其他各派進行大規模的辯論，這樣的辯論是空前
壯觀的，歷史都有記載，佛陀就是通過無上辯才智慧降伏了諸多外道，特別是對占統治地位的婆羅門精神領導階級的辯論的勝利，最終確立了佛法的地位，得到社會
的認可，溫良而且好辯論的印度人有著他們自己獨到的民族智慧。
后來中國的玄奘大師也是通過這樣的方式，在印度贏得了上至宗教領袖和國王，下至普通百姓的無
比敬仰和全面認可。
這種人文精神一直延續至今，據研究，印度社會從古至今所崇拜的神靈，大大小小無以計數，有說1萬多的，也有說10萬多的，令人不可思議的是，幾乎個人，或
者幾個人的小族群團體，就可以創造并崇拜一個神靈，在印度，各式各樣的，古靈精怪的神靈和寺廟，神跡，到處都是，恐怕10萬種神靈也打不住的，因為沒有辦
法統計其數量,街頭各類苦修的僧侶隨處可見，并且得到人們的普遍尊敬。
這樣蔚為壯觀的神明圖騰膜拜文化，足以看得出，這是一個多么崇尚精神境界，崇尚思想
升華和修道的智慧民族。
沒有這樣的豐饒的社會和人文條件作為悟道土壤和外緣條件和基礎，很難孕育出偉大的佛陀和佛陀的教法。
據說，即便是很低的種姓，一旦決定擺脫塵世的勞煩，去深山苦修，一樣會得到那時已經相當森嚴的種姓制度社會的寬容對待。
特別是佛陀在創建他的僧團之后，無
量大慈大悲，抵擋住來自社會各個方面的巨大壓力和阻撓，吸納了最底層的“不可接觸者”【“不可接觸者”，又稱“賤民”，是處于印度種姓制度中的四個等級之
外的一個階層，約占20世紀初葉印度人口的四分之一。
最早的“不可接觸者”，是第四等級首陀羅中那些從事屠宰、制革、埋葬、清掃等被認為是最不潔凈的人，
因此他們也就被視為不潔者，不能與非賤民住在一個村里，不能去公共水井汲水，不能在公共道路上行走，不能仰頭正視非賤民。
】，這其中有妓女，掏糞工人，和
即將被處死的罪犯作為教化的對象，使之成為獲得大解脫成就的“阿羅漢”。
每當想到這些，就無比感動，在近代圣雄甘地的時期，他為了反抗和廢除這種“種姓制度”，都付出了極大的代價，可想而知，佛陀在那樣的、人類歷史上最嚴酷的
種姓制度社會的黑暗年代，付出了何等不可思議的超凡努力，承受了何等不可思議的巨大壓力。
這一切固然是佛陀的不可思議的廣大智慧和慈悲所致。
但也是有當時
的社會崇尚和尊敬修道僧團的某些人文基礎，佛的出世也是依“一大事因緣”來此“五濁惡世”的娑婆世界隨緣度化眾生的。
這同以漢民族為主的中國大不相同，如此大規模、多元化學術思想和理論的公開活動，在以帝王強權和集權統治的中國是很難想象的。
中國歷代歷朝的統治者和帝
王，都被稱為“天子”，也就是說，他們的“超級我執”自認為就是“天”，至少是代表“天”，他們就是“道”，至少約等于“道”，并歷來把結黨集社視為忤逆
犯上之舉，很難容忍。
“結黨營私”提出政治主張，對中國人來說是要冒很大的政治風險的，甚至要冒生命危險，春秋戰國的歷代諸侯大王，雖各自有眾多的門客、
謀士，有的國君竟然擁有門客上千人之多，但不要忘了，這些知識分子和思想家的另一個稱謂被叫做“食客”，這是一個帶有十分輕蔑而不平等意思的貶義詞匯。
好
像是在豢養著看家狗一般。
可見中國的知識分子的地位只不過是統治者的很實用的工具，而這“門客”的“門”字，就大有文章，也就是說，你是站在哪一個隊伍里
的，哪一條政治權力路線上的，屬于哪一個權力人物門下的。
你的研究和修煉的思想體系，是絕對不可以作為獨立精神思想存在于正統集權統治之外的，因為那是帝
王和統治者的事，正如那個漁翁訓斥孔子一樣——“你太多事，不是自找麻煩么？”【莊子.漁父】。
其實中國對人王權力的崇拜并不是說他們不信神，他們不但信神，而且還是多神信仰，不同的是：如果說印度人是為了求道和探索精神世界而設立種種神明加以膜拜
供奉的話，那么中國人恰恰相反，都是為了滿足人們各種現實欲望和現實利益而供奉和膜拜這些按照自己的個性和需要造就出來各類“世俗之神”。
最令人不可思議
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中國民間傳統獨有的大規模的“財神信仰”，中國春節拜年時，人們彼此之間說的最多的美言問候語就是“恭喜發財”。
每逢婚喪嫁娶，節慶假
日，生辰紀念等等來臨之際，人們都相互送收送現金紅包，不可不說是現實到極點的人文劣根性。
除各類財神之外，世俗中還有門神、灶神、花神、狐黃蛇仙等等崇拜，據說茅廁都有一個神。
此外，還有打鬼的鐘馗、八仙過海、關公、秦瓊等等從歷史名人和英雄
演變過來的各路神仙，就連一個忠義的關公，也被冠以“武財神”的稱號，統統都是應人們對錢財，功名利祿的現實欲望和追求而創造出來的。
一切向“錢”看，一
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
以至于觀音菩薩都要被中國人特別冠一個新職位“送子觀音”。
還比如，用以祭奉圣哲孔子的文廟、孔廟等等這些本來使用以教化民眾的
圣殿場所，思想的發散地，多年來每奉中考高考，甚至公務員招考，職稱晉級的時候，香火超級旺盛，而平時空空如也，門可羅雀。
假使有一個神要是對中國人說：
這個世界是苦的、空的、無常、幻影等等，那恐怕就沒人會來參拜了。
只要你的欲望有多少種，在中國就有多少種相應的神，但在中國，從來就沒有產生過一個沒有
欲望的神。
回顧歷史，一次次朝代更替，一次次農民起義，一次次重大社會政治變革，都會有人，以各種詭計，假借神明的意志，欺世盜名，以期實現各自權力和政治利益的最
大化，這樣的歷史案例舉不勝舉，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也難怪各個帝王都懼怕宗教，害怕結黨集社等等社會群體活動，中國從古至今都是極為現實和功利的，一切
的一切都要圍繞著現實利益這個中心，只要管用，那么任何事物、任何人，任何手段都可以使用，即便你是神明也要聽我調遣。
與佛陀時代前后同期的中國，當時正處在諸侯爭霸，戰火四起的春秋戰國時期，各種社會政治力量，此消彼長，自上古時期，沿襲下來的對帝王的神化的崇拜，導致
社會和人們在潛意識里對權力的崇拜和迷戀，中國從來沒有，也不可能有像印度“婆羅門”種姓這樣的，專業司掌神明，和理論知識的務虛的精神領導階級，不僅是
中國，即便是世界其他任何國家和民族，像這樣以一個整體階級出現，并不斷地世襲傳承下去的專業修道的精神貴族階級，都是一個絕無僅有的社會人文現象。
中國至始至終更愿意相信和膜拜的都是擁有絕對統治權力的王權“圣明”，而不是天道“神明”，這就使得真理和權利之間的界限有時會變的模糊，難以判斷，使得
中國人變得超級務實地相信權利地位。
中國人不是不了解真理，而是現實的中國人太缺乏追求真理的勇氣和信心。
中國的所謂知識分子、思想家、藝術家、工匠、世
外高人、隱士等等，從一開示就處于次要的從屬地位，五千年的文明歷史中，那些凝固的詩篇——美輪美奐的中華建筑，何處尋覓設計和建造者的英名？思想和知
識、文化和藝術、巫醫百工匠人等等，都成了歷史的小妾，乃至歷史的婊子。
“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而讀書的根本目的只是在于考取功名，做官，光宗耀
祖，履行祖宗權威的宗法觀念賦予的職能，而做官又只是遵循權力這條利益主線，都是為王權和統治階級所用而已。
在這似乎被下了魔咒的國度里，知識分子和思想
家，技術專家與生俱來地被使用的同時，也被鞭打著。
人們不會幻想從2009年以后會有改變，這是中國文化基因決定的，當然我們不期望基因突變。
中國歷史似乎總是站在王權的一邊。
上古一次大戰，發生在那時的人王大禹和主管國家百工技術和知識分子的共工之間，以共工的失敗而告終，傳說他沿著巴山蜀
水，向西逃亡，將大批的能工巧匠帶往歐亞大陸的西部，直至北非和地中海，最終在古埃及生根繁衍據說。
[也可能包括印度次大陸，關于佛陀是雅利安人種，還是
黃種人依然有學術研究]。
【根據《山海經》研究奇人，宮玉海教授的研究結果】，另一個就是被黃帝打敗的蚩尤，也同樣被描繪成一個惡魔，以至于人們很少會想
到有這么個上古人物，就更別提他對人類發展所做的可能的貢獻了，而歷史的記載者一致把這樣的知識分子的領袖描繪成十惡不赦的超級惡魔。
“勝者為王，敗者為
寇”的極端務實主義和世俗主義，遮蔽了真理和正義的本來光芒，也自然抹殺了佛陀宣說的“因果律”，佛說：眾生若不見前世來生，將會無惡不作。
這就是中國文
化最值得反思的“黑洞”，因為中國人（當然人類都有這樣的共性弱點，只是中國人有這樣的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好象很清楚很現實地知道，失敗的代價。
不管你
是流氓惡棍，地痞無賴，還是背信棄義的小人，只要你勝利了，歷史就是屬于你的，比如劉邦、朱元璋等這些漢族人的王朝的皇帝都是屬于這類卑鄙之徒，但是，人
們更多的是在謾罵嘲笑耿直仗義、英勇善戰的項羽，原因只有一個：就在于他是個失敗者。
這在印度和西方世界歷史上也不多見。
在中國，只要你有外在的權力和利
益的成功和勝利，你就會擁有一切，甚至可以幻想成為真理的代言人，你即是一切。
從黃帝、大禹、到秦始皇，乃至**，世俗的中國人對這些擁有絕對世俗權力
的人王的崇尚膜拜，遠遠高于對自然、天道、神明的崇尚和敬畏。
即便在20——21世紀的今天，依然可以看到，從理想主義和浪漫主義年代的英雄崇拜，到泛市場經濟主義、泛物質主義的今天，精神信仰的喪失，轉而用“科學
教”、“拜物教”和“拜金主義”來代替精神信仰的空白，自然會導致大量涌現以權謀私，權錢交易，官商勾結，人治高于法治的丑惡現象，社會公正，社會信任，
國家正義都很難盡民意。
人們太迷信世俗和現實的人際關系，人際關系的根本就是形形色色的權力關系和利益關系，沒有一個判別是非、善惡、美丑的公理標準,你
也許可以說,這是中國發展的一個特殊階段,也是一個畢經的階段,可環顧一下我們這三十年的改革之路,特別是某些自稱為黨的末代的領導人當政期間,貪污盛
行,形式主義,環境破壞,不可持續的發展,社會風氣淪喪,更有甚者,那些為了謀利之徒,喪心病狂,喪盡天良地制造直接關乎并危及人們生命假冒偽劣的食品和
藥品，到了無不取其及的地步。
教授像一個明星，明星像一個教授，企業家像一個神，神卻成了企業家，低俗成了高貴的文化，高貴的文化成了低俗的垃圾無人問津，巨無霸級別企業的大規模的毒
牛奶，假藥，蘇丹紅，假雞蛋，乃至假官（買官賣官），假文憑，假身份證等等，那就是“一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以金錢和利益為中心，判斷人人成功的標準只
有權錢色，世俗百姓地判斷只有，房子和車子，票子和孩子，如果沒有良知的底線，那么，這樣的極端務實主義，就是毀滅的開始，中國人的聰明才智恨不能都轉移
到這個全民造假的方向，甚至這樣的惡行會成為一個習慣，法律和制度還能解決得了么？這都是為什么？只是一個簡單的社會管理問題么？為什么在人跡罕至的遙遠
的藏地，甚至一些非洲的落后國家，還有那些伊斯蘭國家，那里的人民沒有或很少造假，沒有這樣喪心病狂？因為他們相信有佛菩薩和神明的正義的眼睛無時無刻不
在看著，會懲罰他們的，以至于做一個善良誠實的人也是他們日常習慣。
一個沒有精神信仰的唯利是圖的社會是可想而知的可怕。
即便是在本質上和佛陀思想如出一轍的“道”家思想的創始人老子，也是不得不以一名小“史官”的身份出
現在世俗社會當中。
而其他各派思想家，除了道家的莊子，偶爾因某種機緣為某些國君大王出謀劃策和隨機教化之外，其余的都懷有不同程度的功利心，在各諸侯國
君之間尋租和兜售各自的治國理念和政治見地，實現他們各自的輔國左政的世間的“遠大理想”與“政治報復”，而最終都會落入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的悲慘結局。
而孔子的儒家思想，也是在孔子過世后近一千年，才被帝王斷章取義的有選擇地加以推崇和利用，“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成為麻痹人民思想和精神的一家之說的工
具，使社會對集權統治的王權崇拜達到登峰造極的完美地步，并融入社會，乃至歷史文化深層的基因當中，這也許也是一種平衡，也許是一種“道法自然”的結果。
而孔子在世的時候，他的思想主張卻受到了來自社會各方面的譏諷和排斥，使其受到惶惶如喪家之犬般的屈辱，貧困潦倒。
【筆者相信孔子是一位悟道的偉大圣人，
他只是以這樣的角度和風格去普度眾生】知識和思想在中國充其量只能為統治者和王權所役使，很難得以普遍尊重，而深奧玄妙的“道”和佛陀的“苦空，無常”
“緣起性空，性空緣起”等真如大道，就更難推行和傳播了。
如果佛陀誕生在中國，那么可以想象的最好的結果也比不上儒家的孔子，甚至，佛陀的教法也有可能如
墨家思想和學說一樣，慢慢被人遺忘，直至消亡。
而墨家“非攻”的平等思想本身就和佛法極其相似。
乃至21世紀的現在，只要一提到“國學”，就只有“儒
學”，其他的諸子百家的思想有誰還過問題及呢？全社會集體無意識，集體失語，只有一種思想的社會才是“穩定”的，“穩定壓倒一切”，而儒學思想的禮教方面
的注重“外相”的形式主義，和對社會次序的人為的規范，和強大的名利思想（都是帝王和一些弄臣我鞏固各自的統治篡改的）當然十分有利于統治者，就連佛法也
擺脫不了，宋朝之后，大量的理學和禁欲主義的篡改，使佛法在中國變得僵化（也許是佛陀的方便法，這樣適合中國國情吧），全世界恐怕最害怕思想的力量的就是
中國，因為他們清楚地看到，這個東西的威力，而目前最沒有思想的大國也許還是中國，談“思想解放”，“科技創新”，只是葉公好龍，緣木求魚罷了，這樣的土
壤是絕對不適合如此偉大的圣哲及其教法的誕生和初期生長的。
這樣的歷史，和文化背景所造就出來的社會不是偶然，它絕對不可能會是一個開放式的自由思想型的社會，所有的思想都會被束縛在一種集權模式的思想之下，所不
同的只是隨著統治者的利益和意愿出發，從一種思想模式轉變成另一種思想模式，永遠不會有超然的政治智慧，和思想文明。
所有這一切都注定了中國的思想家很難
企及佛陀的那種全然超越于世俗的出世間的，并具有強大實踐和證悟力量的，究竟精神真理的境界。
談到這里，我們不得不感謝老子和莊子的道家等諸子百家的思想，還有孔子的孜孜以求，去教化中華民眾，給這樣極端務實的神州大地鋪墊了精神與智慧的“底
肥”。
這就為之后“絕世超宗”的，慈悲和方便智慧雙運的佛法，在中國社會的根植和持久傳播開墾了廣袤的，肥沃豐饒的社會和文化土壤。
正如佛陀所說：一佛出
世，千佛護持。
從另一方面看，中國的這種社會人文模式也有他的一種好處，那就是：一旦他們認為的某些事物和思想理論，被某些帝王和統治階級接受了，就會假以他們的超級權
利影響，迅速而深刻地自上而下地傳播開來，也就是所說的“集中力量辦大事”，是很好的思想移植地。
而佛法正式傳入中國之初，也是由東漢漢明帝“夜夢金人”
自上而下開始的。
由此他派遣文化使節前往當時的天竺國（古印度）取佛經，東漢永平十一年(公元69年)，漢明帝從西域請來印度僧人攝摩騰和竺法蘭，在京都
洛陽建白馬寺；這是中國建佛寺的開端。
這一年，攝摩騰和竺法蘭來到五臺山，法眼識圣地，立即看中五臺山的風水，并奏明漢明帝在這里破土建廟，揭開了五臺佛
國歷史的第一頁，也開始了中印兩國的佛教文化交流歷史。
之后，三國、兩晉和南北朝時期，都有來自帝王階層的佛教信徒，還有諸多來自印度的高僧大德。
這一時
代最著名的要數梁武帝，和不遠萬里來到中國的印度達摩祖師，直到隋唐時期，自玄奘大師去印度取經之后，先后有許多帝王都出于各自的社會和政治利益等諸多方
面需求而篤信佛法，使佛法在中國的傳播弘揚達到鼎盛。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幾個王朝，或者王朝的早期，都是和游牧民族有關，統一中國的秦朝、繁榮盛世唐朝、幅員無比遼闊的元朝、還有清朝的康乾
盛世，這其中除秦朝之外，其他幾個盛世王朝都是篤信佛法，以佛教作為國教，并以此來教化人民的。
而粗略觀察有漢民族統治的幾個王朝，都是科技發達，工藝精
湛、商賈盛行為特色，宋朝、明朝都是如此，但這些王朝時期，更多地充滿了政治上的爾虞我詐，殘酷的權利較量更增添了許多陰險和黑暗，統治人民的手段更加
“富有創意”，技術手法更加精湛。
】
【最有趣并值得一提的是：當代人都知道，就連來自截然不同的西方思想文明體系之下的馬克思主義，也是在中國被發揚光大的，并不斷地隨著現代統治者的意志去
詮釋和發揚光大。
這種所謂“辯證唯物主義”，如同當今的“科學教”“拜物教”一樣，在佛陀時代的就早已被判定為標準的“斷滅外道”，并預言其在2500年
后的末法時期，將會大行其道，擁有廣大的“市場”。
】
不難看出，佛法在中國也在某種程度上被某些帝王和統治階層有選擇性地為其政治目的服務，這當然與佛法本身沒有任何關系，特別在宋朝時期，“程朱之學”的理
學選擇性地曲解和利用佛法，使中國自宋朝以后，佛教被大量地世俗化，多神化，迷信化，遠遠背離的佛法的勝義真諦。
也許是我佛慈悲，以此智慧方便，來度化東
土蒼生。
時至今日，21世紀的市場經濟社會，到處為了求取功名利祿，燒香拜佛，旅游景點名勝，更是將佛教的一些文化表象作為載體，大肆斂財，銅臭彌漫神州，又一次
體現了中國文化當中的極端務實主義的劣根性，并給各類“外道邪說”，特別是“斷滅外道”提供了有力的成長土壤和發展空間。
在佛陀也對此現象在中國的出現做
了預言【見上述佛經有關記載】這不得不使人對世間的無明愚癡感到悲哀和無奈。
而這一切，和佛陀所宣說的“緣起”，
“苦空”，“無常生滅”，“寂靜涅盤”，以及四圣帝、八正道、十二因緣等等“世出世法”沒有任何干系。
對比古代中印兩國的社會文化環境，印度信“神權”，重視精神層面的修煉；中國信“王權”，重視實際層面的功利。
在印度乃至西方(意大利,西班牙等)你所能
看到的最令人嘆為觀止的,極其精湛的,美輪美奐的建筑,都是和神明有關的,使人們獻給神明的。
比如印度的印度教神廟,菩提伽耶大佛塔,阿育王為佛樹立的紀
念神柱,羅馬的圣保羅大教堂,佛羅倫薩的的圣母大教堂，巴黎圣母院等等舉不勝舉。
而在我們中國,聞名世界的大都是和權力政治,以及人王為主要紀念物,如紫
禁城,帝王陵寢,墳墓,長城等等。
印度的人們都將最好的最核心的風水寶地留給神明,而中國人都是將此留給帝王、權貴和死人。
中國人的紅白生死儀式，都是無
比的世俗迷信，悲喜交加都是呼天喊地，鬧鬧哄哄，而西方和印度的都是更加顯得生命生死和繁衍都是超然于世間的神圣以至于平凡和安靜，你可以看到恒河上飄著
的尸體，還有拋放尸體的“尸陀林”地，各類火葬，天葬和水葬，還有恒河邊上，那些行將瀕死的老人（也有修行人和僧侶），都是一樣昭示著這種莊嚴和自然，這
是中國人無法，也不可能以文化和群體社會意識與習俗做到的，中國人很難自然從容面對生死和生命的本身，從秦始皇尋找長生不老的仙藥，以及道家演化出來的煉
丹術都是在求一種外在的方法去祈得（也有內丹派修煉法），而不是從內在生命智慧的本身去了悟究竟真理。
察看中國的民俗節日都是和生活和世俗需要有關，當然大量地和天地規律分不開，但很少看到和那一位神明有關，除了佛陀，因為它是泊來文化，但也沒進入重要法
定節日，和西方季度文明的圣誕節、伊斯蘭的開齋節、印度教的達瓦里、胡里節以及泰國等東南亞南傳佛教國家的衛塞節無法相比。
最大的春節，其實是和人們的自
己的民俗需要有關，而非和神明有關系，在春節里，神當然有很多，可都是人的佩角。
如果說佛法在印度發生，且帶有出世間精神的神圣色彩的話，那么，其發展在中國就有其入世間的平常，也就可以從另一個角度理解為何中國的佛教文化被沾染上許多世俗的色彩，這也許是佛陀為度化東土蒼生而施設的善巧方便吧。
佛陀選擇以這樣的方式和這樣的地點，降生在此南瞻部洲的五濁惡世，都是為了以最大的方便和限度去度化眾生，這樣的選擇使得印度對佛法產生和成長來說，就好
比是最好的育種基地，之后再移植到中國，這個廣闊肥沃的田野，使其更好地成長壯大，最廣大限度地度化眾生，這也從另一個角度折射出佛陀廣大的不可思議的慈
悲與智慧。
倍感佛恩浩蕩，難以報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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