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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
曾鞏（1019－1083），字子固。
南豐人。
北宋散文家，“唐宋八大家”之一。
幼年聰慧，十二歲作《六論》，一揮而就，言簡意賅，氣勢雄渾，得到歐陽修的贊賞，從此名聞四方。
青年時，多次外游，和王安石友善，常有詩文往來，并將安石推薦給歐陽修。
嘉佑二年（1057）中進士后，調任太平州司法參軍。
翌年，召回京師，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
熙寧二年（1079）先后在齊、襄、洪、福、明、毫等州任知州，守正不阿，頗有政聲。
元豐三年，徙知滄州，過京師，神宗召見時，他提出節約為理財之要，頗得神宗賞識，留三班院供事。
元豐四年，神宗以其精于史學，委任史館修撰，編纂五朝史綱，未成。
元豐五年，拜中書舍人。
次年卒于江寧府。
理宗時追謚文定。
著有《元豐類稿》五十卷、《續元豐類稿》四十卷、《隆平集》三十卷。
曾鞏的思想屬儒學體系，他贊同孔孟的哲學觀點，強調“仁”和“致誠”，認為只要按照“中庸之道”虛心自省、正誠修身就能認識世界和主宰世界。
在政治上他反對兼并政策，主張發展農業和廣開言路。
他在任地方官時，總是以“仁”為懷，“除其奸強，而振其弛壞；去其疾苦，而撫其善良。
”（《齊州雜詩序》）由于他思想有一定局限性，因此，對王安石變法有些看法不同。
他認為法愈密，則弊愈多。
但是曾鞏也不主張死守成法，他對在位者的因循茍且表示不滿，提出“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戰國策目錄序》）的觀點。
主張在不失先王意旨的前提下，對法制作必要的改革。
在行動上，他能夠維護新法，在齊州為官時，能力行保甲之法，使州人安居樂業。
曾鞏的散文創作成就很高，慢北宋詩**新運動的積極參加者。
他師承司馬遷、韓愈和歐陽修，主張“文以明道”，把歐陽修的“事信、言文”觀點推廣到史傳文學和碑銘文字上。
他在《南齊書目錄序》中說：“古之所謂良史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其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其智必足以通難顯之情，然后其任可得而稱也。
”他強調只有“蓄道德能文章者”，才足以發難顯之情，寫“明道”之文。
他的散文大都是“明道”之作，文風以“古雅、平正、沖和”見稱。
《宋史》本傳說他“立言于歐陽修、王安石間，紆徐而不煩，簡奧而不晦，卓然自成一家”。
他的議論性散文，剖析微言，闡明疑義，卓然自立，分析辨難，不露鋒芒。
《唐論》就是其中的代表作，援古事以證辯，論得失而重理，語言婉曲流暢，節奏舒緩不迫，可與歐陽修的《朋黨論》媲美。
他的記敘性散文，記事翔實而有情致，論理切題而又生動。
著名的《墨池記》和《越州趙公救災記》熔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深刻有力，通情達理。
他的書、序和銘也是很好的散文。
《寄歐陽舍人書》和《上福州執政書》歷來被譽為書簡范文。
敘事委婉深沉，語言簡潔凝煉，結構十分嚴謹。
《戰國策目錄序》論辯入理，氣勢磅礴，極為時人所推崇。
當西昆體盛行時，他和歐陽修等人的散文，一掃雕琢堆砌之風，專趨平易自然。
王安石曾贊嘆說：“曾子文章世稀有，水之江漢星之斗。
”（《贈曾子固》）蘇軾也說：“醉翁門下士，雜從難為賢；曾子獨超軼，孤芳陋群妍。”
曾鞏也擅長寫詩，有四百余首傳世。
其詩或雄渾瑰偉，或委婉超逸，無不含義深刻，妙趣橫生。
五古《追租》，描繪了“今歲九夏旱，赤日萬里灼”，“計雖賣強壯，勢不旭弱”的慘狀，發出“暴吏體宜除，浮費義可削”的呼聲，與王安石的《兼并》詩，有異曲同工之妙。
絕句《西樓》、《城南》，清新雋永，具有王安石晚年詩作的風致。
他的詠物詩多數富有新意，如《詠柳》詩：“亂條猶未變初黃，倚得東風勢便狂。
解把飛花蒙日月，不知天地有清霜。
”以柳樹隱喻奸臣和邪惡勢力，形象逼真，寓意深刻，別開生面。
曾鞏的詩作，格調超逸，字句清新，但有些也存在宋詩言文言理的通病，又為其文名所掩，故不甚為人們所注意。
后人有曾鞏能文不能詩之說，其實不是不公正的。
曾鞏一生整理古籍、編校史書，也很有成就。
《戰國策》、《說苑》、《列女傳》、《李太白集》和《陳書》等都曾經過他的校勘。
《戰國策》和《說苑》兩書，多虧他訪求采錄，才免于散失。
他每校一書，必撰序文，借以“辨章學術，鏡考源流”。
曾鞏好藏書，珍藏古籍達兩萬多冊；收集篆刻五百卷，名為《 金石錄》。
曾鞏治學嚴謹，每力學以求之，深思以索之，使知其要，識其微，故能“上下馳騁，愈出而愈工”。
其弟曾肇，說他的文章“一落紙，為人傳去，不旬月而周天下，學士大夫手抄口誦，唯恐得之晚也”。
（曾肇《亡兄行狀》，見《元豐類稿》卷末）
曾鞏培養了一批名儒，陳師道、王無咎、曾肇和曾布受業于他。
《宋元學案》云：“陳無己（師道）好學苦志，以文謁曾子固，子固為點去百十字，文約而義意加備，無己大服”
13回答者： 你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