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劉向曾奉命領校秘書,所撰《別錄》,是我國最早的圖書公類目錄。
治《春秋榖梁傳》。
著《九嘆》等辭賦三十三篇,大多亡佚。
今存《新序》、《說苑》、《列女傳》、《戰國策》等書,其著作《五經通義》有清人馬國翰輯本,《山海經》系其與其子劉歆共同編訂。
原有文集,已佚,明人輯為《劉中壘集》。
二、劉向之子劉歆,在其父劉向編纂《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為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是具有學術史價值的著作。
《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余六卷,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13219卷。
《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后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范。
著《移書太常博士》,是經學史上重要文獻,造有圓柱形的標準量器。
根據量器的銘文計算,所用圓周率是3.1547,世稱“劉歆率”。
三、劉向、劉歆父子經過20多年的努力,圓滿地完成了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政府組織的大規模圖書整理編目工作,在這次校理群書的工作中,劉歆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
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正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后選定篇目,去除重復;再后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后勘定書名,謄清新本,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收藏于天祿閣、石渠閣,建立了第一個國家圖書館,并為先秦古籍的流傳,為圖書由官府收藏走向民間普及做出了重大貢獻。
他們系統的古籍整理方法,使校勘、辨偽、考據等學問開始產生。
劉歆在其父劉向編纂《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為中國第一部圖書分類目錄,是具有學術史價值的著作。
《七略》計七卷,其《輯略》為全書的敘錄,其余六卷,有《六藝略》、《諸子略》、《詩賦略》、《兵書略》、《術數略》、《方技略》,將著錄的圖書分為六個大類,38種,603家,13219卷。
《七略》“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對每種每類都加小序,說明其學術源流、類別含義等,不僅對當時的學術發展有很大的推動作用,對后世的目錄學更有著深遠的影響,成為中國目錄書的典范。
著《移書太常博士》,是經學史上重要文獻,造有圓柱形的標準量器。
根據量器的銘文計算,所用圓周率是3.1547,世稱“劉歆率”。
劉向、劉歆父子領導的校理群書的工作,創造出一整套科學的方法。
為了對書籍的篇章文字等進行校讎和勘定,他們首先兼備眾本,廣搜異本;然后選定篇目,去除重復;再后糾理錯簡,校讎文字;最后勘定書名,謄清新本。
總共整理出圖書33,090卷,劉氏父子典籍整理的一個重要工作是編制目錄,首先是在每一本書校勘謄清后,由劉向父子集其篇目,敘其旨意,寫成敘錄,也就是后代的提要。
然后,又將各書的敘錄集合一起,按部類抄成一書,稱為《別錄》。
這主要是劉向完成的。
最后是劉歆在《別錄》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工,編成了一部綜合性的圖書分類目錄《七略》。
劉歆本來從其父學習《詩》《書》《易》和《谷梁傳》,在經學上很有造詣。
在勘校中秘藏書的過程中,他發現了用先秦古文抄寫的《春秋左氏傳》,特別喜愛。
于是,他一邊向研治《左傳》有師承的尹成和翟方進學習,請教書中的許多問題及其義理,同時,和父親劉向一起討論、辨析《左傳》的內容。
還以《左傳》“教授子孫,下至婦女,無不讀誦。”將《左傳》與當時已立于學官的《公羊傳》《谷梁傳》比較,他認為“左丘明好惡與圣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谷梁在七十子后,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左傳》的價值,在《公羊》、《谷梁》之上。
四、劉向(約公元前77年—公元前年6),原名更生,字子政,西漢楚國彭城(今江蘇徐州)人,祖籍秦泗水郡沛縣(今江蘇沛縣),漢朝宗室,先祖為豐縣劉邦異母弟劉交。
劉向是西漢經學家、目錄學家、文學家,其散文主要是秦疏和校讎古書的“敘錄”,較有名的有《諫營昌陵疏》和《戰國策敘錄》,敘事簡約,理論暢達、舒緩平易是其主要特色。
五、劉歆,字子駿,漢高祖劉邦四弟楚元王劉交之后,名儒劉向之子。
是中國儒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人物,后因謀誅王莽事敗自殺。
建平元年(公元前6年)改名劉秀。
西漢后期的著名學者,古文經學的真正開創者。
他不僅在儒學上很有造詣,而且在校勘學、天文歷法學、史學、詩等方面都堪稱大家,他編制的《三統歷譜》被認為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年歷的雛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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