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憂患意識的含義是什么
我國古代哲學辯證觀有很高的成就，春秋戰國時期許多學派在此領域內都有獨特的貢獻.例如，道家學派的創始者老子，在《老子》一書中關于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各方面的論述.他的重要哲學命題是：“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第40章）.“反”即向相反的方面變化.當事物發展到頂點，它不可避免地會向相反的方向轉化，而轉化到相反的方面以后，還要再向相反的方向轉化，以便回到原初的狀態.因此，老子所說的“反”含有對立轉化和返本復初的兩種含義.老子認為“反”才是事物變化的總規律，人們幾乎是無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極必反”成為中國古代人們熟知的名言.還要提出，古代杰出的兵書《孫子兵法》，其價值并不限于軍事，它實際上也是一部講哲學辯證觀的著作.在《孫子兵法》看來，人在“物極必反”的規律面前，并不是無能為力的.在軍事斗爭領域，人們——優秀的軍事指揮家們可以認識并利用事物的辯證規律，制定符合實際所說的戰略戰術，從而指揮并取得戰爭的勝利，由此顯示出人的主觀能動性的作用.中國古代儒家學派稱辯證觀為“有對”之學，“萬物莫不有對”.《易傳》一書系統地從自然到社會論述了“有對”之學的許多方面.例如強調“變革”的重要性，即人們順應事物的變化趨勢，自覺地進行變革.《易傳》的名言：“天地革而四時成，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革之時大矣哉.”“革命”一詞即出自這里，認為商湯滅夏、武王滅商，這些都是順應歷史潮流的革命.還有一點，《易傳》提醒人們，“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亂”，當政者應當居安思危，不可以因表面無事而沉迷安和；只有保持頭腦的清醒，謙虛謹慎，扎扎實實地做事，這樣才能長治久安.很明顯，中國歷史文化的“憂患”意識，是古代樸素辯證觀在政治思想領域內的表現.換言之，古代的“安危”觀念實際是“憂患”意識的另一種表述，其意義是相通的，受到憂國憂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軍事家們的重視.有了辯證觀，才有“憂患”意識；中國歷史上“憂患”意識影響之深遠，由于它不是個人一時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臨時措施，而是根植于辯證觀的政治哲學，由此才有了強大的生命力.憂國、憂天下的社會責任感 秦統一六國，建立了多民族的統一國家.從這個時候起，“憂患”意識逐漸成為古代愛國主義的重要內容，就是說，人們的“憂患”總是與國家的興衰治亂聯系在一起.西漢時期，從更大范圍而立論的“國格”觀念應運而生.人們將“國格”作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業、學問的標準.例如史學家司馬遷將“國”擺在首位，稱贊“先國家之急，而后私仇”（《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的觀點.西漢初期的賈誼是一個思想敏銳、敢講真話、有強烈責任感的政論家.他心系國運，給漢文帝上書，即著名的《治安策疏》，時當西漢立國20多年，政權日趨穩定，經濟有所恢復發展.然而，賈誼卻根據他自己的觀察和研究，在上書中憂心忡忡地指出，“進言者皆謂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獨以為未也”，認為當時的“事勢”不容樂觀，有“可為痛哭”、“可為流涕”、“可為長太息”之處并不少.他也正面地提出了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像賈誼這種警世危言正是責任感的表現，并不是無病呻吟，也不是悲觀絕望.到了宋代，“憂患”直指“天下”.北宋時期著名政治家、學者范仲淹在所寫名文《岳陽樓記》中，將此前的“憂患”意識提到了一個新高度.岳陽樓初建于唐代，宋仁宗時重修.范仲淹應友人之邀，曾訪問岳州（今湖南岳陽市）岳陽樓.這篇名文首敘登樓俯視洞庭湖的景觀，接著作者提出了一個問題：“覽物之情，得無異乎？”意思是說，人們欣賞景物的感觸，會不會因環境的變遷而改變呢？在霪雨霏霏的日子里登樓觀景，使人產生“去國懷鄉，憂讒畏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的心情，可是在春和景明之際登樓，又會使人“心曠神怡，寵辱皆忘”……于是就有了這樣的結尾：。
2. 中國文學具有哪些憂患意識
一 、文學的憂患意識，是作家對實現人生理想的深邃思考，是歷代進步作家對國家興亡、人民苦難深切關懷的藝術表現。這時期的作品或揭露清朝統治者的腐敗和庸臣的卑怯投降，或暴露英國侵略軍淫掠中國人民的罪行，或描寫人民群眾奮起反侵略的斗爭，或悲憤國土淪喪，或歌頌愛國將領的凜然正氣。他們從血與火的現實斗爭生活中選取題材，多采用組詩或樂府詩體形式，透過白描和典型化手法，把自己強烈的民族憂患意識融化于具象描寫之中。
二 、中國文學中的憂患意識源遠流長，并非稀見，有以下鮮明特點：
1. 反對封建統治的民主意識的覺醒
2. 2.反對外國侵略的民族意識的覺醒。
3. 總之，近代文學反對侵略斗爭、反對滿清統治，強調中華民族意識的覺醒為主題的作品與過去同類作品相比較，雖然二者都具有濃重的憂患意識，但近代文學作品不僅在主題意義方面深化了，而且具有不同的本質特征，那就是：過去的這一類作品，屬于封建文學的范疇，而近代文學中的這一類作品，則已帶有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文學的性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