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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生與擇死——屈原與司馬遷作者：張曼菱
讀屈原和司馬遷的故事，是在兒時。
兒時讀歷史，不知“史是史，我是我”，總把自己比將進去：遇此情境我當如何？但正是這種類比，卻凝睇著一種世界觀的奠基。
這種思考，一直沒有離開過我。
它令我出入古今，給我一生的精神滋養。
我深信，這種思考并非我一人獨有。
某種程度上，歷史是為這種思考存在的。
中華民族世世代代地活在那些杰出的生里，亦活在那些杰出的死里。
五千年積淀的，絕非只是出土的竹簡，而是這中國式的生命。
同是中華“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杰出人物，為什么屈原與司馬遷，一個要死，一個卻不惜帶辱而活？這個問題從兒時就縈繞著我。
后世一直將屈原定位為“愛國詩人”。
我以為，這忽視了他作為“政治家”的一面。
后人出于不平，以為楚國那樣的昏君，不值得屈原去盡忠和報效，焉知“政治”也是一種“理想”。
政治家與政客的不同，正是由于前者是別無選擇地獻身，后者卻是投機的。
身為“楚臣”，他不能承受楚國亡國的事實。
僅作為一個“詩人”，即令“國破山河在”，亦不必去死。
詩人以“詩”愛國和救國。
他可以行吟，可以留作“薪火傳人”。
但三閭大夫必須沉江。
屈原的這種“相始終”的精神，是他作為政治家面對失敗時唯一的選擇。
他把政治的責任放在“詩人”之上。
這才是屈原對自己的定位。
馮友蘭先生說過，中國文化中有一種西方沒有的精神，這就是當一個人認為他不能拯救國家時，為了不在內疚中偷生，便選擇赴死。
這就是為什么在抗日戰爭中，在寡不敵眾的時刻，會有那么多的中國將士“以卵擊石”的壯烈行為。
屈原是不會等到敵國軍隊侵入受辱而死的。
羞辱他就是羞辱楚國。
他要選擇死，一種自由的高尚的獨立的死。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他悲吟著，高歌著，在汨羅江畔飽覽他所摯愛的山河大地，從容如歸地赴死。
我們何不理解為：屈原是在他的政治理想破滅后，緊緊地擁抱著詩的理想而去的。
這死，亦是一種決裂，與以往從事的“政治”決裂，與終生所愛的詩章同歸。
這是歷代美的理想之追求者的最好結局。
中國古人發明了一個偉大的詞——視死如歸。
“浩氣還太虛”，回歸自然。
中國人承認自己是從自然中來的。
精、氣、神為天地所化。
死，是將這從大地而來的浩然之氣歸于造化它、養育它的泥土和流水。
死可以明志，生，卻可以踐志。
當死臨到司馬遷的頭上時，他選擇生。
一種令肉體與精神，令自己與親友都極度痛苦的生——接受宮刑。
司馬遷身為史官，只因他出于公正之心，為李陵辯護，開罪于皇帝。
假如就為此而死，亦不失為一位直諫烈臣。
但司馬遷為自己規定的人生使命卻不是僅此而已。
他要完成千古史記。
司馬遷此舉引起了當朝的監視與懷恨。
這明明是一種沖破思想牢籠與真相禁錮的叛逆之舉！
《史記》，“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它是以正義與善惡觀來創作的，充滿人性及文化激情的作品。
因而能超越政治變遷，雖物換星移，卻與天地同在，與日月同光。
《史記》之功，可謂“再造”了中華民族。
“生？還是死？”
莎士比亞的名句，令丹麥王子哈姆萊特成為西方“擇生擇死”思考的典型形象。
西方人棄生取義的意識，與東方有異。
他們更重視“生”的權利與個人的發展。
中國傳統文化，則是把自我的小生命看做是民族的大生命的一環。
舍小取大，故有欣慰之感。
有時，中國人甚至將“生”看作是比“死”更難的事情。
有一個“退麝投巖”的故事。
麝鹿被獵人追殺無計時，會跑到巖邊，將自己身上的麝香掏出，搓入泥土，歸還大地，不令獵人所得。
然后，投巖而亡。
這是對文化人的生命與使命的莊嚴比喻。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人欲滅亡中國，尤其要撲殺我民族的精英。
西南聯大的諸教授們跑到了云南。
這正是一個民族存亡的“巖邊”，他們將自己的麝香掏出，哺育后生，還給中華，以雪國恥。
同時也準備好了暫不投降。
這個比喻，正是發自內心與行為，而非只是課堂上的高調。
好一個“退麝投巖”！在此，一部西南聯大的歷史，已將“擇生”與“擇死”糅在了一起，這是司馬遷與屈原的統一。
擇生與擇死的思考，構成一個人、一個民族隆起的脊骨。
沒有這偉大的設計，是沒有偉大的人和偉大的民族的。
祖宗給了我們一個清明節。
清明時的中國，生人走到死界邊，冥冥之中的靈魂也來與生人相逢。
中國人，不只是活在自己不到百年的小生里，還要活進五千年的歷史里，活進無盡的未來中。
這使得中國人“在精神上的人生”比肉體人生更為漫長和浩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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