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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魯迅是沉默的魯迅。
我們接觸到的魯迅其實是很有限的
“老錢在北大開過不止一次的周氏兄弟專題課。
在北大，中文系老師講課風格各異，但極少見像他那么感情投入的。
太激動了，眼鏡一會兒摘下，一會兒戴上，一會兒拿在手里揮舞，一副眼鏡無意間變成了他的道具。
他寫板書時，粉筆好像趕 不上他的思路，在黑板上踉踉蹌蹌，免不了會一段一段地折斷；他擦黑板時，似乎不愿耽擱太多時間，黑板擦和衣服一起用； 講到興頭上，汗水在腦門上亮晶晶的，就像他急匆匆地趕路或者吃了辣椒后的滿頭大汗，來不及找手帕，就用手抹，白色的粉 筆灰沾在臉上，變成了花臉。
即使在冬天，他也能講得一頭大汗，脫了外套還熱，再脫毛衣。
下了課，一邊和意猶未盡的學生 聊天，一邊一件一件把毛衣和外套穿回去。
特別是講他所熱愛的魯迅，有時你能看到他眼中閃亮的淚光。
每當這個時刻，上百 人的教室里，除了老錢的講課聲，靜寂得只能聽到呼吸聲。”
學生昵稱的這位“老錢”，正是錢理群。
“你看我像不像這尊彌勒佛？”鶴發禿頂的錢理群，正笑嘻嘻、小心翼翼地托起他家供奉的“四神”之一，對著鏡頭 擺起了pose。
接著，老頑童般要求攝影記者拍下他與其他三神的合影，“喏，左邊墻上是鐘馗，還有，還有，那件大衣柜側面掛的 關老爺，再就是——”
再就是——他的眼神定格在了書屋的正壁上，那是一幅魯迅的肖像，“這是我家珍貴的神。”
“神”凝視遠方，任重道遠；錢理群凝視著“神”，近在咫尺。
適才，他還在電話里申明：“對不起，我個人不接受采訪，關于魯迅實無可說……”喉嚨沙啞，聲音低沉，聽不出半 點浙江鄉音。
良久，他囁嚅道：“我現在每天時間排得好滿……實在抽不出空來。”
“可是，魯迅先生不是說過，時間就像海綿里的水，擠擠總還是有的？”記者緊追不舍。
電話那邊爆發出一陣突兀的爽朗笑聲，爆笑過后，慨然應允。
時值魯迅逝世70周年，各家媒體都在試圖重新打量魯迅。
對于曾在北大講堂上講了17年魯迅，而且“不管講多少 回，每次都有新鮮感，每次都沖動地期待與魯迅相遇”的錢理群而言，豈能無話可說？
也許正因滿腹話語不勝負荷，故而，他在楓丹麗舍的家對記者敞開了，心里的話匣子也打開了，他倒并不那么“暢” 所欲言了。
嗬嗬，過去每次紀念魯迅逝世，都好像在做政治活動。
我原想，今年是魯迅逝世70周年，少不得又要“熱鬧”一番 了，我就不要湊這個熱鬧吧。
可沒想到，這次紀念活動，沒有官方主導，民間自發，媒體仍然熱鬧非常，這讓我產生興趣了。
我曾說過，當一個人春風得意，躊躇滿志時，他與魯迅是無緣的。
當一個人對生命充滿了困惑，在生命中去苦苦尋求 ……去尋求一種精神支援時，就是他讀魯迅，與魯迅產生心靈碰撞的最佳時刻。
這是一種意識上的流動，也是他與魯迅的結緣 。
我將這種緣分，這種流動，形容為“相遇”。
我與魯迅的初次相遇，始于他的雜文《臘葉》。
那時，我上小學五年級。
一次，我很偶然地在哥哥的抽屜里，發現了一本文集，書皮上赫然印著：魯迅。
魯迅是誰？我懵懂無知。
我翻開書，讀到了《臘葉》里的一段話，“他也并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絳，有幾片則在 緋紅地上，還帶著幾團濃綠。
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
哎呀，我的心倏地一陣發緊，暗暗地還有點恐懼，就覺得那雙眼睛正盯著我，但又感覺到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奇異之 美。
就是這瞬間的感覺，直逼我的心坎，日后成為記憶深處不可隨意觸摸的一部分，乃至直到1985年，已經在北大開獨立 課，為學生講魯迅作品了，我都很少講到《臘葉》。
我是生長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知識分子。
在我的記憶里，那個年代充滿了民族、國家、家庭與個人的苦難，正是 這“苦難體驗與記憶”，成為我觀察、理解20世紀中國歷史與文學，以至中國的現實與未來的基礎。
而在我的苦難記憶里， 最不堪回首的一頁頁，全是在外在的壓力下，內心的動搖、屈服以至背叛，人性的扭曲、丑惡以至變態……這樣一些慘不忍睹 的記錄。
我無法抹去這一切，它夢魘般壓我在心上，像一座座“墳”。
“悔恨”之蛇就這樣無時無刻不在咬噬著我的靈魂，只 有傾訴于筆端的那一刻，才稍得舒緩。
故而，我與魯迅的相遇，我對中國當代文學的研究歷程，也包含了我的圓夢，以及我的還債，一種精神上自贖的歷程 。
圓什么夢呢？我雖然生在戰火紛飛的1939年，但我很幸運地擁有過一個金色童年，曾有過自由做夢的年代，懷著 對未知世界的期待、好奇去不斷發現新大陸的夢想。
我想當老師，我喜歡話劇，喜歡詩歌，日后都一一得以實現：在北大教書，除了研究周氏兄弟的文章，還研究艾青、 曹禺。
我年輕時，最大的夢想就是要回到北大去，給青年人談談我的魯迅觀。
在北大，我最得意的事，就是我講了17年的魯迅，我成了魯迅與青年之間的橋梁。
談到“還債”。
我不得不說起至今都痛悔不已的兩件事：第一件就是我在“**”時期燒掉了家父留給我的惟一的紀 念物：他的照片；第二件就是在我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后，扛不過一次次批斗的沖擊，違心地說過假話，以致讓我的朋友 受到牽連和傷害。
最讓我痛心不已的是，“**”初期，我的一名學生為了維護我，為我說了一句話，被打成反動分子，喪失 了年輕的生命。
40多年來，往事如同磐石，一直沉重地壓在我心頭，有時壓得我喘不過氣來，而我從不曾向外人道，這是我應背負 起的紅字。
魯迅先生說過：“我們要說現代的，自己的話；用活著的白話，將自己的思想、感情直白地說出來。
……將自己的真 心的話發表出來。”
可他深知說真話何其之難，于是他主張“說比較真的話”。
但什么是比較真的話？我確立了我的三個原則：第一必須 認識說假話是錯的；第二如果說假話，必須是被迫的；第三絕對不能傷害他人。
魯迅先生說過他只為三種人寫作：一是“孤獨而疾馳的斗士”，二是“還在做美夢的青年”，三是他的敵人。
回首往 事，敵人，我是沒有的；可是為青年而寫，那個死去的女生的影子總是縈繞在眼前，使得我一方面渴望與青年人靠近，同時又 害怕與青年人靠近。
我曾就讀于人民大學新聞系，生平最大愛好就是讀書。
就因為太愛了，所以在學校里，我成了典型的“白專人物”。
為此，我遞交的入黨申請書，無人理睬，日后更是給我貫上“企圖混入黨內，被我黨警覺其險惡動機”的罪名；我申請過繼續 讀研的志向，校方依然嚴辭拒絕。
理由嘛，現在說來頗為可笑，那個年代可是義正辭嚴：全國一片“讀書越多越愚蠢”的呼聲 中，你這個書呆子，還想繼續求學？還是早點改造思想吧。
就這樣我被分至貴州地區任中學教師。
我在那里一呆就是18年，青蔥歲月，而立之年……在那里，我曾因為家父是 國民黨高官，1949年帶著兩個哥哥去了臺灣，而被打成反動官僚出身的黑子弟，屋子被抄得狼藉一片，父親的照片就在那 里被他們抄走了；在那里，我剛剛摘下“走反動路線”的帽子，父親的照片被送回來了，而我卻不敢留下來，在夜里，我哆哆 嗦嗦燒掉了它；在那里，我違心地“坦白交待”、胡說一氣時，我深愛過的學生，我關心備至的學生也在疏離我，他們甚至在 一個黑夜將一件我送給他們的衣服還了回來，在上面狠狠戳了幾個大洞，寫著：錢理群，我們要戳穿你的假面具……
假面具？魯迅先生說過，人在白天都是要戴著假面具的，惟有當夜深人靜，閉門獨處時，他才能卸下偽裝，赤裸裸面 對自己。
也就在那時，我曾一度與他夜談，并寫下了我的第一篇文章《我與魯迅》。
以后，我每篇研究魯迅的文章后面，都會 寫下一篇長長的后記，它們，就是我的墓志銘。
1978年，我像個老童生一樣考取了北大中文系研究生，師從王瑤先生。
而“還債”遠未結束。
我記得“二十世紀 中國文學”的概念提出不久，在一片叫好聲中，王瑤先生找我去，進行了一次嚴肅的談話。
他問我：你們講20世紀為什么不 講殖民地的瓦解、第三世界的興起？為什么不講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運動、俄國與俄國文學的影響？這讓我陷入了深深的反 思……
父親離世的消息從臺灣傳來了，哥哥又逝于美國，母親最終葬在了南京。
生不團圓，死各一方。
一個大家族，十多個 人，居然沒有一張全家福！
國家、民族、個人命運，百感交集。
我在尋問，這一切都是怎么發生的？未名湖畔，我常常獨自徘徊深思；深夜，我 伏案向魯迅先生裸裎心跡，尋求解答。
我痛苦地發現，我們這一代人犯了如此多的錯，我們長時間放棄了獨立思考，長時間陷入了一種盲目崇拜。
不斷對自己提倡的東西進行質疑，直接影響了我日后的思考方式，也必然導致我骨子里的不安分，和不那么討人喜歡 。
1999年是我的本命年。
就在那一年，為北大學生講魯迅時，我選的第一課正是記憶中不可觸及的《臘葉》。
臘葉，原是指生命的死亡；在生命的起點，我邂逅了《臘葉》，與魯迅初次相會；在接近生命終點的時候，我再次翻 開了《臘葉》，再次站在了魯迅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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