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是春秋時期的大學者(公元前551~前479年),他首開私學,創立儒家學派。
孟子是戰國時 期的大學者(生卒年不詳,一說前385~前304年,一說前372~前289年),他繼承了孔子的學說,并對儒家學派的傳播與發展作出了重大貢獻。
孔子生于今日山東曲阜,孟子生在距曲阜僅數十里的鄒縣, 孔子他們都曾沐浴著以 泰山為中心的齊魯文化。
孟子
--- -公元前2 世紀中葉,前140年(建元元年),漢武帝詔賢良對策,儒家學派代表人物董仲舒被召見,接受武帝策問,他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
漢武帝認識到孔子學說有利于中央集權大一統的社會格局,因而采納了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建議;于前136年(建元5年)正式采納董仲舒的建議,設置“五經博士”(《詩》、《書》、《易》、《禮》、《春秋》)。
從此中國在長達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時期,一直尊奉孔子為圣人,尊稱孟子為亞圣;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以及孔子后裔和孟子后裔,都自覺或不自覺地相信或認為孟子的學術思想與孔子一脈相承或完全一致,簡言之即所謂的孔孟一家。
其實,這是一個天大的誤會,或許也是一個持續兩千年的政治陰謀。
因為,實際情況是,孟子的學術思想一部分繼承于孔子的思想,另一部分則是孟子自己的創造,而這后一部分內容已經大大地超越了孔子。
----孔子倡導的社會結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其致命的問題在于,當君王不盡君王的責任時,或君王胡作非為時,人們沒有正當合法的途徑去糾正君王的錯誤或更換君王。
對這個難題,孔子心里是非常明白的,但是他沒有找到或不敢(不愿?)提出解決的辦法。
對比之下,孟子則鮮明地指出:“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在中國的歷史中,是他第一個明確主張,民眾的利益是至高無上的,朝廷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君王的利益要服從民眾的利益和朝廷的利益。
----為了約束君王的行為,孟子主張在任命或罷免官員的問題上,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能由少數幾個大臣說了算,而是必須要征求國人的意見;在定罪量刑上,也不能由君王一個人說了算,也不允許君王的親信左右或大臣私自說了算,同樣必須征求國人的意見。
對于不稱職的君王,孟子以大無畏的精神提出: “君有大過則諫,反復之而不聽,則易位(《孟子·萬章下》)。”在君臣關系上,孟子也堅持人格的尊嚴與平等,他曾當面對齊宣王說:“君之視臣為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孟子·離婁下》)。”
----事實上,孟子的上述主張,都是孔子未曾提出過的,這表明孟子的學術思想、政治理念與孔子有著相當大的差異,嚴格說來他們并不是一個學派,孔孟并非一家。
其實,孟子與孔子思想存在著本質不同,封建帝王及其御用文人心里都是明白的。
朱元璋當上皇帝后,對《孟子》一書的許多主張都大為惱火,一怒之下要把孟子像從孔廟里遷出,但是他冷靜下來后卻發現把孟子像放在孔廟中實在是太有必要了。
這是因為,只要宣揚孔孟一家,那么孟子便永遠屈居亞圣地位,孟子思想主張的正確與否,也就必須以孔子思想為準;這樣便可以用正圣壓制亞圣,用孔子的思想埋沒孟子的思想,從而扼殺了孟子倡導的民主思想的傳播。
----在春秋戰國百家爭鳴時代,墨子主張民眾有權參與國家政事,墨子的信徒還建立了嚴密的團體組織,為實現自己的主張而身體力行。
對比之下,孟子則屬于理論家,而不屬于政治家,他希望從理論上說服君王采納一種類似“君主立憲”的管理方式。
但是,對于封建專制帝王來說,最有價值的學說,乃是孔子的主張,因為孔子的主張有助于維護既成的格局,這是期望著永遠坐穩天下的皇帝最歡迎的(打天下的人都不用孔子的學說)。
因此,孔子及其學說備受歷代封建帝王的禮遇,而墨子的學說則受到了冷遇,孟子的學說則受到了“招安”。
遺憾的是,個中奧妙,一般文人學者,并不明曉;至于普通百姓,更是被蒙在了鼓里,其標志即相信 “孔孟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