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個精靈,漂泊如三春之水,清冷似冬夜之月;有一個精靈,惆悵如初夏細雨,幽怨似深秋桂子;有一個精靈,注定了永遠都在流浪,這個精靈就是二胡,江南,流浪的二胡。
蒙古包、轱轤車、風吹草低見牛羊的大草原注定了是馬頭琴的搖籃,紅高粱、信天游、大風起兮塵飛揚的黃土高坡天生就是嗩吶的世界,而楊柳岸、烏篷船、小橋流水繞人家的江南則永遠便是二胡生生不息的磁場。
一方水土養一方人,一方風情亦孕育著一方樂器的生長,只是我們不知道,當初的當初,是江南選擇了二胡,還是二胡選擇了江南,我們只知道這樣的選擇費思量,難端詳。
其實二胡之于江南,恰如杏花春雨之于江南一般的詩意和綿長。
雖然在高山流水里,我們只見過鐘子期的那具焦尾琴,在潯陽江邊,我們也只抱過白居易的那柄琵琶,雖然在眾多的唐詩宋詞元曲明劇里,我們很難聆聽二胡的那一聲低泣,撫摸二胡的那一脈無奈,但是誰能說,有了焦尾琴有了琵琶,二胡就沒有在江南寂寞地流浪呢?
六朝金粉、王謝侯府的秦淮,有著太多的聲色犬馬,那不是二胡弦線上開放的花;三秋桂子、十里荷花的錢塘,有著太濃的綺麗繁華,那也不是二胡琴弓中跳動的節拍。
纖道、烏篷、臺門、廊棚,雨巷、石橋、茶肆、谷場,注定了是二胡流浪的行腳。
流浪本不屬于墨客騷人、達貴宦家。
流浪的二胡注定只是百姓俚民、俗子凡夫歡樂中開放的花,悲愁里流淌的畫;流浪的二胡天生就是販夫走卒、商賈戲子開心時的道具,潦倒間的支撐。
我們真的不知道二胡從什么時候開始在江南流浪,我們只知道當如水的月色浸淫深秋桂子的時候,當稠密的細雨婆娑河邊芭蕉的時候,當多情的晚風撣拂臺門石橋的時候,當散漫的炊煙繚繞鄉野谷場的時候,二胡便開始在江南流浪。
當流浪的二胡宿命地遇上那個人后,它的流浪更被無端地濃縮聚集了,更被無限地擴散放大了。
那個叫瞎子阿炳的人正像一個巫師,二胡遇上他,從此便再也停不下流浪的步伐。
《二泉印月》的音符如泉眼汩汩洇漫,我們知道那流浪著的該是一種無奈;《病中吟》的曲調如淚水緩緩滲出,我們知道那流浪著的分明是一種悲涼;《良宵》的節拍如思念濃濃籠罩,我們知道那流浪著的更是一種徹骨的滄桑。
那樣的流浪已不是二胡的流浪、音樂的流浪,那樣的流浪是一個靈魂的流浪、一方土地的流浪,那樣的流浪是一個時代的流浪、一個民族的流浪。
流浪的二胡總要催生眾多流浪的心靈,催放眾多流浪的花,瞎子阿炳是一個極致。
然而在江南,在青石小弄臺門深、烏瓦粉檐廊棚長的遍地市肆的江南,在春草池塘蛙鼓稠、鶯雛聲里碧禾濃的處處鄉野的江南,類似因了二胡而流浪的心靈和生命何止阿炳呢?在我的故鄉,號稱“阿炳第二”的民間盲藝人孫文明,便是另一朵絢麗的流浪之花。
4歲失明,從小父母雙亡的孫文明,12歲時便從故鄉的曹娥江邊出發漂泊江南,顛沛流離里,他的二胡聲響徹了大半個江南。
雖然《流波曲》、《四方曲》、《人靜心安》等曾參加全國音樂舞蹈會演的二胡創作曲,使他由一個民間流浪藝人,走上了上海音樂學院民樂系講授二胡的講臺,但流浪了一輩子的孫文明,最終還因積勞成疾過早地客死于上海奉賢異鄉,一朵絢麗的二胡之花、流浪之花只開放了短短34年。
從阿炳到孫文明,到江南市肆和鄉野里眾多生生滅滅的流浪的靈魂,我們不得不傷感地承認,在江南絲竹中,二胡也許最具有悲劇性格。
這種悲劇不知是因了二胡注定屬于流浪的本性,還是因了太多流浪靈魂的揮灑。
器樂是一方水土的精靈,是一盈風情的血脈,更是一個時代一種文化的魂魄。
曾幾何時,當迪斯科的鼓點如異域的馬蹄敲擊江南的市肆,當薩克斯的夢囈如東漸的西風彌漫江南的鄉野,我們幾乎再也見不到流浪的二胡,再也找不到那些流浪的行腳時,我們才驀然醒悟。
其實,流浪不僅僅只是一種悲苦一種困頓、一種滄桑一種無奈,流浪更是一種忍耐一種堅韌、一種奮進一種抗爭,流浪是生命另一種鮮活的姿態,而鮮活的姿態是永遠都不能消解的。
聽,今夜初秋的晚風里,什么地方又傳來一陣陣二胡的聲響,那聲響單純稚拙,透明鮮亮,那聲響恰如枯樹上爆出的一串串鵝黃的嫩芽。
呵,江南,流浪的二胡,永遠不死的二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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