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西南聯大的名人很多：梅貽琦、蔣夢麟、張伯苓、聞一多、沈從文、劉文典、錢鍾書、楊振寧……
大學是智慧和才情的集中地。
一所大學,若沒有一批富有個性的師生,即便其資金再充裕,景致再優美,學風再嚴謹,其魅力也要減色不少。
當年西南聯大充分詮釋了大學的魅力,至今令人回味。
(摘自《民國多少事》謝軼群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梅貽琦,西南聯大的船長
梅貽琦(1889-1962),1931年出任清華校長
“所謂大學者,非謂有大樓之謂也,有大師之謂也。”這句教育名言,是曾主持西南聯大校務的常委、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一句話。
說起西南聯大,人們無法忘記梅貽琦。
“寡言君子”梅貽琦
梅貽琦是個話少行動多的人,不僅時人稱他為“寡言君子”,他的學生也曾因他的寡言,戲作打油詩:“大概或者也許是,不過我們不敢說,可是學校總認為,恐怕仿佛不見得。”
陳寅恪曾說:“假使一個政府的法令,可以和梅先生說話那樣謹嚴,那樣少,那個政府就是最理想的。”
可正是這樣一個寡言的人在西南聯大那段特殊的歲月里,擔起了大任。
在清華、北大、南開三校奉命遷往昆明時,梅貽琦曾講過一段“高調”的話:“在這風雨飄搖之秋,清華正好像一條船,漂流在驚濤駭浪之中,有人正趕上負駕駛它的責任。
此人必不應退卻,必不應畏縮,只有鼓起勇氣,堅忍前進。
雖然此時使人有長夜漫漫之感,但吾們相信,不久就要天明風定。
到那時我們把這條船好好開回清華園,到那時他才能向清華的同人校友敢說一句‘幸告無罪’。”建校初期三人共同主持校務,但蔣夢麟和張伯苓多在重慶參加政府要事,另有公務,偏居一隅的西南聯大的眾多事情都落到了梅貽琦頭上。
在西南聯大組創初期,張伯苓就對曾是自己學生的梅貽琦說過:“我的表你戴著。”蔣夢麟當時的社會聲望和政治地位雖均高于梅貽琦,但他秉著“對于聯大事務不管即是管”的超然姿態。
“論設備、論經費、論師生的人數,都是清華最多,依世俗的眼光來看,這一聯(合),清華是劃不來的,反面看來也可以說,清華在聯大占了壓倒的優勢。”有人如此說,不管旁人怎么說,梅貽琦依然是少說多做。
他把在清華形成的風范,在西南聯大期間延續著。
梅貽琦于1931年開始擔任清華大學校長,在此之前,清華師生趕校長、趕教授是見怪不怪的事,沒有哪位校長能在清華長久地呆下去的,而幾年過去,梅貽琦依然穩坐校長的位置,被問到有何秘訣,梅貽琦說:“大家倒這個,倒那個,就沒有人愿意倒梅(霉)!”他的能力沒人愿意倒他,梅貽琦任校長后,奉行“教授治校”原則,既講民主,也法度嚴明,清華校務始終井井有條。
不到十年,清華的面貌便徹底改觀,聲名鵲起。
在西南聯大時,梅貽琦延續的這一風氣,使得主管西南聯大校務的職能部門領導,沒有一個不是讓人心服口服的飽學名士。
昔日西南聯大學生,南開大學化學系教授申泮文說,“在校領導班子中絕對沒有非教閑雜人等濫竽充數,所以也就沒有外行領導內行的問題了。”
心中只有西南聯大,沒有清華
八年時間里,西南聯大能夠“同不妨異,異不害同;五色交輝,相得益彰;八音合奏,終和且平”,梅貽琦是有著功勞的,傅任敢先生說梅貽琦“心中只有聯大,沒有清華了”。
確實,民主作風好的梅貽琦,常說“吾從眾”,很少有解決不了的矛盾的。
在處理具體問題上,梅貽琦也很注意三校間的關系。
如為解決教師的生活困難,工學院的清華教師組織了“清華服務社”,開展勘查設計和生產等業務,所獲收益除清華教師外,也給北大、南開的同仁補助。
使得西南聯大的不少老師在回憶那段歲月時,都盛贊三校的合作精神。
鄭天挺先生說:“西南聯大的八年,最可貴的是友愛和團結。
教師之間,師生之間,三校之間均如此。”
梅貽琦沒有辜負大家的信任,當時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還在長沙合并為一校稱之為“臨時大學”時,三校的校長未統一到位,西南聯大外文系主任葉公超回憶當時的情況說:當年他到了長沙以后,才知道蔣夢麟仍在杭州,葉公超問他南開和清華的兩位校長什么時候來,蔣夢麟表示并不樂觀。
這時候,有人說如果張伯苓和梅貽琦不來,就拆火!后來到了西南聯大的梅貽琦到底沒辜負大家所有的信任。
把西南聯大管理得井井有條,不愧是西南聯大的“船長”。
(文章來源: 星島環球網 )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的“無為”和退出北大
蔣夢麟(1886-1964),1919至1945年間在北大工作20余年
1938年,北大、清華、南開三校遷入昆明,正式改名為西南聯大,蔣夢麟以北大校長身份任西南聯大常委。
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聞一多之孫聞黎明說,三校合并之初在人員配置,科系設置上也有摩擦,到1941年才磨合得比較好。
何炳棣在《讀史閱世六十年》里回憶到,“最初較嚴重的是北大和清華之間的摩擦,主要是由于北大資格最老,而在聯大實力不敵清華”。
然而,凡是遇到與清華爭利益時,蔣夢麟總是選擇退讓。
錢穆在《回憶西南聯大蒙自分校》中敘述了一段故事:一日,蔣夢麟從昆明去蒙自,北大師生集會歡迎。
多位教授在聚會上抱怨聯大的種種不公平,如文學院院長常由清華馮友蘭連任而不輪及北大。
錢穆發言表示,日后勝利復原,各校仍是獨立的,今日危難時期不要相爭。
蔣夢麟聽后立即說“今夕錢先生一番話已成定論,可弗在此題上爭議,當另商他事。”各教授都無言。
“蔣夢麟在西南聯大時的不爭,成就了西南聯大。
如果爭的話,就成西北聯大了”,馬勇這樣評價蔣的“無為”。
西北聯大1937年9月在西安成立,由北平大學、北平師范大學、北洋工學院和北平研究院等組成,不到一年就分崩離析。
在馬勇看來,蔣夢麟的不爭,更多的是因為知識分子的顧全大局而不是性格所致。
“蔣夢麟是一個很固執的人,絕不人云亦云。”
蔣夢麟在聯大的無為,最終招致很多北大教授的不滿,在某種程度上也導致了他最后被排擠出北大。
1944年,即將復員北平的北大,開始了一場“倒蔣舉胡”的風潮,蔣的老友傅斯年、周炳琳也是“倒蔣”的一分子,他們希望請尚在美國的胡適回來當校長。
最現成的理由是,蔣夢麟隨著宋子文出任國民政府行政院長而擔任了行政院秘書長,而1929年,時任教育部長的蔣夢麟親自制定的《大學組織法》規定,大學校長不得兼任政府官員。
1945年8月,蔣夢麟正式辭去北京大學校長,同時退出西南聯大。
胡適繼任北大校長,他尚未歸國時由傅斯年代理。
(本文來源:中國新聞周刊 作者:言詠)
張伯苓,“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
張伯苓(1876-1951),中國著名教育家、中國奧運先驅
張伯苓說過,大學校長,第一條找錢,第二條找人。
找錢,他找出了藝術;用人,他也找到最合適的人,放在最合適的位置上。
“大學最要者,即良教師。”南開雖小,卻聚集一批大教授,包括后來任職西南聯大的化學系系主任楊石先、法商學院院長陳序經、師范學院院長黃鈺生、商學系系主任丁佶、化工系系主任陳克忠、中國近代數學的開創者姜立夫等等。
耶魯大學博士、南開商學院教授何廉曾多次面對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的高薪聘請,且工作和職責都更自由自在。
他在《何廉回憶錄》中寫道:“張校長站起身來,極其熱情而真誠地說,我應當留在南開,因為南開比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更需要我。
他答應對陶教授說明我的情況,并且提出從大學預算中撥一部分款項供我下一學年研究之用。
他還建議減少我的授課時間。
我深受感動,當即決定留在南開。
我向他建議在南開成立一個研究機構,他同意了。”——這就是后來開中國近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南開經濟研究所。
吳大猷是世界知名的物理學家,畢業于南開大學,曾留校任教。
他的一番話或許最能說明教師之所以選擇南開的原因:“我以為一個優良的大學,其必需的條件之一,自然是優良的學者教師,但更高一層的理想,是能予有才能的人以適宜的學術環境,使其發展他的才能。”
南開經常處于虧空狀態,但張伯苓有這樣的信念:教育機構的賬上應該是赤字。
任何學校當局若在年終銀行賬上有結余,證明他是一個守財奴,沒有充分利用這些錢辦件好事。
張伯苓總是盡可能將每一分錢用在學生和教學上面。
教師們更為滿意的,還有南開機構精簡,辦事效率高。
曾任南開大學英文系主任的柳無忌在回憶文章中寫道:“這位天才的領導者,他以身作則,引導人們如他一樣地為"公能"的理想服務……”
需要指出的是,南開的教師和行政人員往往是交叉任職的。
秘書長黃鈺生曾獲美國芝加哥大學教育心理學碩士,注冊課主任伉乃如是深受學生喜愛的化學教師,華午晴是建筑能手,喻傳鑒則獲得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育學碩士學位。
(來源:津報網-天津日報)
聞一多:允許學生上課抽煙
聞一多是戰火中的西南聯合大學的教授之一。
朱自清在《聞一多全集序》中說:“他是一個斗士。
但是他又是一個詩人和學者……他始終不失為一個詩人,而在詩人和學者的時期,他也始終不失為一個斗士。”在西南聯大期間,他把詩人、學者和斗士這三個角色都詮釋得淋漓盡致。
聞一多(1899-1946)新月派代表詩人,散文家和學,偉大的愛國主義者
上課很“叫座” 允許學生上課抽煙
聞一多在西南聯大時先后開過三門課:楚辭、唐詩、古代神話。
講古代神話時圖文并茂,把相當枯燥的課題,也講得引人入勝,很是“叫座”。
因此不僅文學院的學生來聽講,連理學院、工學院的同學也來聽。
而西南聯大的工學院在拓東路,文學院在大西門,聽一堂課得穿過整整一座昆明城。
汪曾祺在《人間草木》一書中寫道:“聞一多是一個好演員。
伏羲女媧,本來是相當枯燥的課題,但聽聞先生講課讓人感到一種美,思想的美,邏輯的美,才華的美。
聽這樣的課,穿一座城,也值得。”
在楚辭班里,雖人不多,但氣氛也甚是活躍。
在聞一多的課堂上,學生是可以抽煙的。
“聞先生點燃煙斗,我們能抽煙的也點著了煙”。
聞一多寫字愛用禿筆,所以別人用過的廢筆,他都收集起來。
汪曾祺說“能夠像聞先生那樣講唐詩的,并世無第二人。”后來他的學生鄭臨川把聞一多的對唐詩的妙悟一一記錄下來,整理成一本《聞一多論唐詩》并出版了。
聞一多演講
西南聯大在云南時的文學院曾在南岳衡山山腰圣經書院舊址上課,宿舍很緊張,聞一多與錢穆、吳宓、沈有鼎四人合居一室,條件再艱苦,他也能一絲不茍地潛心研究學術,認真讀書備課。
錢穆在《八十憶雙親·師友雜憶》中回憶說:“室中一長桌,入夜,一多自燃一燈置其座位前。
時一多方勤讀《詩經》、《楚辭》,遇新見解,分撰成篇。
一人在燈下默坐撰寫。”
在西南聯大時,聞先生常常關在圖書館里專心治學,一關就是一整天,教授愛起齋名。
如朱自清先生的齋名叫“賢于博弈齋”,魏建功先生的書齋叫“學無不暇”,有一位教授戲贈聞先生一個齋主的名稱:“何妨一下樓主人”。
說的是聞先生總不下樓。
正是因為他如此的認真和嚴謹的治學態度,以致在異常艱苦的條件下,聞一多1944年還完成了學術專著《楚辭校補》,出版后被學術界公認為文獻研究中的力作,其精神實在令人敬佩。
治印名噪一時要做個舊世界的叛徒
聞一多治印
當時西南聯大的教授和家屬的生活都很艱苦,教授夫人們甚至合制糕點,拿到商店去寄售,連清華校長梅貽琦的夫人也在內。
在那物價飛漲的年月,著名教授也不得不賣衣服、賣字、賣書、治印維持生計。
聞一多治印,主要是在西南聯大時期,且聲名很響。
(文章來源:網上)
沈從文:小學沒畢業的大教授
1938年11月,西南聯大做出了一個引起震動的決定:聘請36歲的作家沈從文為教授。
西南聯大的教員集中了當時全國學界精英,留學歐美名校、獲得博士、碩士學位歸來的教師數不勝數。
沒有高層次學位者大多也是北大、清華等國內頂級學府畢業,并且已經在學術界取得顯赫成就的人。
而這位沈從文,論學歷,小學沒畢業;論學術研究成績,他是作家,不是學者,沒有任何學術著作。
沈從文
在學術界毫無過人之處的沈從文到聯大任教授,這種不拘一格的做法激起一些教授的抵觸乃至憤怒,態度最激烈的是今天有“國學大師”之譽的著名學者劉文典。
劉文典精研傳統文化,尤其是《莊子》,他說自古以來只有兩個半人懂莊子,一個是莊子自己,另一個他沒說,半個則是他劉大教授。
劉文典看不起新文學。
在他眼里,現代白話文學淺薄粗糙不堪,有何研究價值?而這個沈從文連對白話文學的研究都沒有,只是個寫小說的作家。
與被他瞧不起的沈從文同為教授,他十分不平,覺得跌了身價。
劉文典公開質問:“他沈從文有什么資格當教授?要講教授嘛,陳寅恪可以一塊錢,我劉文典一毛錢,沈從文那教授只能值一分錢。”
昆明空襲警報頻繁拉響之時,劉文典和學生一起護衛著大學者陳寅恪離開教室,看到沈從文也匆匆跑出,他當眾大罵:“我被炸死了,就沒人給學生講莊子了,你沈從文跑什么跑?”一貫自稱“鄉下人”的沈從文心靈敏感,面對前輩劉文典的屢屢粗暴傷害,他一言不發,只是認真講授他的寫作課,可他的湖南方言又時常讓學生不知其所云,但他還是培養出了和他的風格一脈相承、后來被稱為“最后一個京派作家”的著名小說家汪曾祺。
沈從文今天在文學圈的最大傳奇也是最大遺憾是:1988年,瑞典皇家文學院已議定,該年的諾貝爾文學獎授予中國作家沈從文。
可是在這一年5月,86歲高齡的沈從文辭世了,而諾貝爾文學獎只頒給活著的作家。
沈從文(1902-1988) 現代著名作家、歷史文物研究家、京派小說代表人物
“要是沈從文那個時候還活著,活到10月份就肯定會得獎。
沈從文的去世對我來說是最遺憾的事情。”諾貝爾文學獎評委、瑞典皇家文學院院士馬悅然2005年在北京傷感地說。
這一年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由埃及的馬哈富茲頂了沈從文的缺。
聯大校方不拘一格,頂住壓力,堅持給了沈從文教授職位,讓一位杰出的文學家在年輕時候就獲得了應有的地位,讓人感佩。
劉文典:張狂不羈引風波
張狂不羈的劉文典在聯大也引起過風波:1943年,聯大中文系代主任聞一多拒不發放他的教授聘書,將他解聘。
事情的起因主要是劉文典擅自離校,到云南南部普洱縣的磨黑呆了半年。
他到磨黑,是因為他嗜食鴉片,而磨黑產上好鴉片,在當地學校和鄉紳的邀請下,他跟聯大常委蔣夢麟等少數人打了個口頭招呼,就丟下聯大課程一去半年。
劉文典平時上課,都是邊吸鴉片邊講,旁邊校方還安排一個雜役提著茶壺隨時為他加水。
這種做派本已令師生議論紛紛,這次又為了鴉片而曠教半年之久,影響更壞。
劉文典(1889~1958),安徽合肥人。
祖籍懷寧縣。
歷任北京大學教授、安徽大學校長、清華大學國文系主任。
1938年到昆明,先后在西南聯大、云南大學任教。
時任中文系代主任的聞一多堅決主張不再聘用,著名語言學家王力為他講情,說老先生從北平隨校南遷,還是愛國的。
聞一多發怒道:“難道不當漢奸就可以擅離職守,不負教學責任嗎?”
連**都不放在眼里的劉文典哪肯咽下這口氣,他一回昆明就趕到北郊司家營找到聞一多論理,兩人情緒沖動,爭吵洶洶,在場的朱自清極力勸解。
因為聞一多寸步不讓,加上劉文典平時經常公開嘲笑同事學問差,得罪了很多人,輿論形勢對他很不利。
最后,劉文典恨恨去了同在昆明的由著名數學家、教育家熊慶來執掌的云南大學,任云大中文系教授,直到1958年去世。
那時代教授可以自由流動,只要你真有學問才華,自有學府禮聘,而沒有編制、檔案、組織關系之類的羈絆約束。
這也是知識分子能張揚個性的條件。
錢鍾書:年輕輩里“人之龍”
劉文典是資深教授,而在后起之秀里,同樣有一位狂人,也是在不愉快中離開了西南聯大。
他就是今天人稱“文化昆侖”的錢鍾書。
錢鍾書任西南聯大外文系副教授時只有28歲,卻已經名滿學界。
他的老師吳宓說,在老一輩學者里最強的是陳寅恪,年輕一輩里的“人之龍”就是錢鍾書。
錢鍾書講課常穿一套淡咖啡色西裝,或者藏青色禮服,風度瀟灑。
他講課只用英語,不用漢語,也從不提問,讓學生既傾倒又輕松。
錢鐘書(1910―1998) 現代著名作家、文學研究家
但到1939年夏,錢鍾書就離開了聯大,改任藍田國立師范學院教授。
他離開的原因,學界一般認為是他心高氣傲,口無遮攔,時常傷人,人際關系惡化。
比如他曾這樣批評聯大外文系:“西南聯大的外文系根本不行,葉公超太懶,吳宓太笨,陳福田太俗。”這三人中,陳福田當時是系主任,葉公超后任國民政府外交部長,而吳宓則是他的恩師,都是名重一時的著名學問家。
這段刻薄的評論流傳甚廣,但到20世紀90年代,錢鍾書夫人楊絳專文辟謠,聲稱絕無此事。
另外的原因是,聯大原擬聘其為教授,最后只聘了個副教授,錢鍾書心里不快,不愿久留;再加上當時他父親錢基博在湖南藍田國立師范學院任教,希望兒子來照顧自己。
楊振寧:聯大學生多“狂生”
楊振寧 物理學家 華人諾貝爾獎得主之一
知識分子的自我意識極強,因此容易文人相輕。
被西方人稱為“中國20世紀上半葉唯—一個真正的哲學家”的聯大文學院長馮友蘭,同樣在課堂上臧否人物。
他“攻擊”的對象是胡適,說:“胡適到1927年就完了,以后再沒有東西了,也沒起多大的作用。”
胡適本被定為西南聯大文學院長,只是旋即出任中國駐美大使,因此沒有在西南聯大留下足跡。
這些大師間的糾葛,也許是當事人的煩心事,但流傳至今,已成可以津津樂道的趣聞。
聯大學生里同樣“狂徒”多多,比如今天已看不出絲毫狂傲、對人謙恭有禮的前輩泰斗楊振寧,在當時也不是一般的狂。
西南聯大物理系學生里有兩大才子:楊振寧和黃昆,兩人常在茶館高談闊論。
當時同學聽到,黃昆問:“愛因斯坦最近又發表了一篇文章,你看了沒有?”楊振寧說看了,黃昆問如何,楊振寧把手一擺,很不屑地說:“毫無originality(創新),是老糊涂了吧。”(摘自《民國多少事》謝軼群 著 九州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