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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講藝術，每每牽聯到道德上去，仿佛藝術的價值須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舊道德的標準去判定才對。
……羅素說，‘教育的目的在使心地寬廣，不在使心地狹隘。
’……人只為心地狹隘，才有這些謬誤；……”（卷3/p26,《鐔百姿》，1923年）
“我對于文法書有一種特殊的趣味。
有一時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說一樣，并不想得到什么實益，不過覺得有趣罷了。
亞歷山大培因曾說，文法是名學的一部分，于學者極有好處，能使他頭腦清晰，理解明敏，這很足以說明文法在教育上的價值。
變化與結構的兩部，養成分析綜合的能力，聲義變遷的敘說又可以引起考證的興趣，倘若附會一點，說是學問藝術的始基也未為過，因此我覺得歐洲古時教育之重古典文法不是無意義的。
”（卷3/p71，《日本語典》，1923年）
“我以為真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于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于理智的論斷。
現在的批評的缺點大抵就在這一點上。
其一，批評的人以為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為批評似的。
……其二，批評的人以為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司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品的運命便注定了。
……這兩種批評的缺點，在于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真理，足為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了解遵守著這個真理，因此被賦裁判的權威，為他們的批評的根據。
……真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里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真相，無寧說是自己的反應。
”（卷3／p87，《文藝批評雜話》，1923年）
“浙江的風土……仔細看來卻自有一種特殊性。
近來三百年的文藝界里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為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
第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
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語的犀利。
” （卷3/p102，《地方與文藝》，1923年）
“我們所希望的，便是擺脫了一切的束縛，任情地歌唱，……現在的人太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里，正如以前在道學古文里一般，這是極可惜的，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這才是真實的思想與文藝。
”（卷3/p102，《地方與文藝》，1923年）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
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
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著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時頗愉快的事。
不過這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
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并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
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里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沉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雨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寫的機會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卷3/p242，《雨天的書》序，1923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