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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講藝術，每每牽聯到道德上去，仿佛藝術的價值須得用道德，——而且是最偏隘的舊道德的標準去判定才對。
……羅素說，‘教育的目的在使心地寬廣，不在使心地狹隘。
’……人只為心地狹隘，才有這些謬誤；……”（卷3/p26,《鐔百姿》，1923年） “我對于文法書有一種特殊的趣味。
有一時曾拿了文法消遣，仿佛是小說一樣，并不想得到什么實益，不過覺得有趣罷了。
亞歷山大培因曾說，文法是名學的一部分，于學者極有好處，能使他頭腦清晰，理解明敏，這很足以說明文法在教育上的價值。
變化與結構的兩部，養成分析綜合的能力，聲義變遷的敘說又可以引起考證的興趣，倘若附會一點，說是學問藝術的始基也未為過，因此我覺得歐洲古時教育之重古典文法不是無意義的。
”（卷3/p71，《日本語典》，1923年） “我以為真的文藝批評，本身便應是一篇文藝，寫出著者對于某一作品的印象與鑒賞，決不是偏于理智的論斷。
現在的批評的缺點大抵就在這一點上。
其一，批評的人以為批評這一個字就是吹求，至少也是含著負的意思，所以文章里必要說些非難輕蔑的話，仿佛是不如此便不成其為批評似的。
……其二，批評的人以為批評是下法律的判決，正如司法官一般；這個判決一下，作品的運命便注定了。
……這兩種批評的缺點，在于相信世間有一種超絕的客觀的真理，足為萬世之準則，而他們自己恰正了解遵守著這個真理，因此被賦裁判的權威，為他們的批評的根據。
……真的文藝批評應該是一篇文藝作品，里邊所表現的與其說是對象的真相，無寧說是自己的反應。
”（卷3／p87，《文藝批評雜話》，1923年） “浙江的風土……仔細看來卻自有一種特殊性。
近來三百年的文藝界里可以看出有兩種潮流，雖然別處也有，總是以浙江為最明顯，我們姑且稱作飄逸與深刻。
第一種如名士清談，莊諧雜出，或清麗，或幽玄，或奔放，不必定含妙理而自覺可喜。
第二種如老吏斷獄，下筆辛辣，其特色不在詞華，在其著眼的洞徹與措語的犀利。
” （卷3/p102，《地方與文藝》，1923年） “我們所希望的，便是擺脫了一切的束縛，任情地歌唱，……現在的人太喜歡凌空的生活，生活在美麗而空虛的理論里，正如以前在道學古文里一般，這是極可惜的，須得跳到地面上來，把土氣息泥滋味透過了他的脈搏，表現在文字上，這才是真實的思想與文藝。
”（卷3/p102，《地方與文藝》，1923年） “今年冬天特別的多雨，因為是冬天了，究竟不好意思傾盆的下，只是蜘蛛絲似的一縷縷的灑下來。
雨雖然細得望去都看不見，天色卻非常陰沉，使人十分氣悶。
在這樣的時候，常引起一種空想，覺得如在江村小屋里，靠著玻璃窗，烘著白炭火缽，喝清茶，同友人談閑話，那時頗愉快的事。
不過這空想當然沒有實現的希望，再看天色，也就愈覺得陰沉。
想要做點正經的工作，心思散漫，好像是出了氣的燒酒，一點味道都沒有，只好隨便寫一兩行，并無別的意思，聊以對付這雨天的氣悶光陰罷了。
冬雨是不常有的，日后不晴也將變成雪霰了。
但是在晴雪明朗的時候，人們的心里也會有雨天，而且陰沉的期間或者更長久些，因此我這雨天的隨筆也就常有續寫的機會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五日，在北京。
”（卷3/p242，《雨天的書》序，1923年） “我平素最討厭的是道學家，……豈知這正因為自己是一個道德家的緣故；我想破壞他們的偽道德不道德的道德，其實卻同時非意識地想建設起自己所信的新的道德來。
” “我的浙東人的氣質終于沒有脫去。
我們一族住在紹興只有十四世，……這四百年間越中風土的影響大約很深，成就了我的不可拔除的浙東性，這就是世人所通稱的‘師爺氣’。
……他那法家的苛刻的態度，并不限于職業，卻彌漫及于鄉間，仿佛成為一種潮流，清朝的章實齋李越縵即是這派的代表，他們都有一種喜罵人的脾氣。
……我近來作文極慕平淡自然的景地。
但是看古代或外國文學才有此種作品，……像我這樣褊急的脾氣的人，生在中國這個時代，實在難望能夠從容鎮靜地做出平和沖淡的文章來。
我只希望，祈禱，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蕪下去，這就是我的大愿望。
……我的心真是已經太荒蕪了。
……”（《雨天的書》序二，1925年） “近來所寫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夠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滿足，絕無載道或傳法的意思。
……自己覺得比較地中意，能夠表出一點當時的情思與趣味的，也還有三五篇” “戈爾特堡（Issac Goldberg）批評藹理斯（Havelock Ellis）說，在他里面有一個叛徒和隱士，這句話說得妙：并不是我想援藹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還有叛徒活著。
我毫不躊躇地將這冊小集同樣地薦于中國現代的叛徒與隱士們之前。
”（卷5／1927年，《澤瀉集》序） “……事實上中國有‘有產’與‘無產’這兩類，而其思想感情實無差別，有產者在升官發財中而希望更升更發者也，無產者希望將來升官發財者也，故生活上有兩階級，思想上只一階級，即為升官發財之思想。
有產者可以窮而降于輿臺，無產者可以達而升為王侯，而思想不發生一點變動，……故中國民族實是統一的，生活不平等而思想則平等，即統一于‘第三階級’之升官發財的渾帳思想。
不打破這個障害，只生吞活剝地號叫‘第四階級’，即使是真心地運動，結果民眾政治還就是資產階級專政，革命文學亦無異于無聊文士的應制，更不必說投機家的運動了。
” （卷5／1928年，《爆竹》） “在這個年頭兒大家都在檢舉反革命之際，說起風致以及趣味之類恐怕很有點違礙，因為這都與‘有閑’相近。
可是，這也沒有什么法兒，我要說誠實話，便不得不這么說。
我覺得還應該加添一句：這風致是屬于中國文學的，是那樣地舊而又這樣地新。
……唐宋文人也作過些性靈流露的散文，只是大都自認為文章游戲，到了要做‘正經’文章時便又照著規矩去做古文；明清時代也是如此，但是明代的文藝美術比較地稍有活氣，文學上頗有革新的氣象，公安派的人能夠無視古文的正統，以抒情的態度作一切的文章，雖然后代批評家貶斥它為淺率空疏，實際卻是真實的個性的表現，其價值在竟陵派之上。
以前的文人對于著作的態度，可以說是二元的，而他們則是一元的，在這一點上與現代寫文章的人正是一致。
……現代的文學——現在只就散文說——與明代的有些相像，正是不足為怪的，……又因時代的關系在文字上有很歐化的地方，思想上也自然要必四百年前有了明顯的改變。
現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條湮沒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來；這是一條古河，卻又是新的。
” （卷5／1928年，《雜拌兒》跋） “我想（按：散文或小品文）必須有澀味與簡單味，這才耐讀，所以他的文詞還得變化一點。
以口語為基本，再加上歐化語，古文，方言等分子，雜糅調和，適宜地或吝嗇地安排起來，有知識與趣味的兩重的統制，才可以造出有雅致的俗語文來。
……平伯的文章便多有這些雅致，這又就是他近于明朝人的地方。
不過我們要知道，明朝的名士的文藝誠然時多有隱遁的色彩，但根本卻是反抗的，……中國新散文的源流我看是公安派與英國的小品文兩者所合成，而現在中國情形又似乎正是明季的樣子，手拿不動竹竿的文人只好避難到藝術世界里去，這原是無足怪的。
” （卷5／1928年，《燕知草》跋） “小品文是文學發達的極致，它的興盛必須在王綱解紐的時代。
” “在朝廷強盛，政教統一的時代，載道主義一定占勢力，文學大盛，統是平伯所謂‘大的高的正的’，可是又就‘差不多總是一堆垃圾，讀之昏昏欲睡’的東西。
一到了頹廢時代，皇帝祖師等等要人沒有多大力量了，處士橫議，百家爭鳴，正統家大嘆其人心不古，可是我們覺得有許多新思想好文章都在這個時代發生。
” （卷5／1930年，《冰雪小品選》序） “……很多文學家起始都是學醫或學工程的。
……大家也最好不要以創作為專門的事業，應該于創作之外，另有技能，另有職業，這樣對文學將更有好處。
在很早以前，章太炎先生便作這樣的主張，他總是勸人不要依賴學問吃飯，那時是為了反對滿清，假如專依學問為生，則只有為滿清做官，而那樣則必失去研究學問的自由。
到現在我覺得這種主張還可適用。
單依文學為謀生之具，這樣的人如加多起來，勢必造成文學的墮落。
”（卷6／1932年，《關于文學之諸問題》） “胡適之、冰心和徐志摩的作品，很像公安派的，清新透明而味道不甚深厚。
好像一個水晶球樣，雖是晶瑩好看，但仔細地看多時就覺得沒有多少意思了。
和竟陵派相似的是俞平伯和廢名兩人，他們的作品有時很難懂，而這難懂卻正是他們的好處。
同樣用白話寫文章，他們所寫出來的，卻另是一樣，不像透明的水晶球，要看懂必須費些功夫才行。
” （卷6／1932年，《中國文學的變遷》） “我常想，一個人做文章，要時刻注意，這是給自己的子女去看去做的，這樣寫出來的無論平和或激烈，那才夠得上算誠實，說話負責任。
”“《顏氏家訓》成于隋初，是六朝名著之一，其見識情趣皆深厚，文章亦佳” “韓愈文起八代之衰，其文章實乃虛驕粗獷，正與質雅相反” （卷6／1936年，《關于家訓》） “普通提起方言似乎多只注重那特殊的聲音，我所覺得有興趣的乃在其詞與句，即名物云謂以及表現方式。
我嘗猜想一個人的文章往往暗中受他方言的支配，假如他不去模擬而真是誠實的表現自己。
” “向來還有一種誤解，以為寫古文難，寫白話容易。
據我的經驗說卻不如是：寫古文較之寫白話容易得多，而寫白話則有時實是自討苦吃。
……白話文的難處，是必須有感情或思想作內容，古文中可以沒有這東西，而白話文缺少了內容便作不成。
……大抵在無話可講而又非講不可時，古文是最有用的。
”（卷6／1932年，《文學革命運動》） “尺牘即此所謂信，原是不擬發表的私書，文章也只是寥寥數句，或通情愫，或敘事實，而片言只語中反有足以窺見性情之處，此其特色也。
但此種本領也只有東坡山谷才能完備，孫內簡便已流于修飾,……大約自尺牘刊行以后，作者即未必預定將來石印，或者于無意中難免作意矜持，這樣一來便失了天然之趣，也就損傷了尺牘的命根。
”（卷6／1933年，《周作人書信》序信）、 “南北朝人的有些著作我頗喜歡。
……其中特別又是《顏氏家訓》最為我所珍重，因為這在文章之外還有作者的思想與態度都很可佩服。
”“不但意思佳，文字亦至可喜，其自然大雅處或反比韓柳為勝”。
“《家訓》末后《終制》一篇是古今難得的好文章，看徹生死，故其意思平實，而文詞亦簡要和易，其無甚新奇處正是最不可及處，陶淵明的《自祭文》與《擬挽歌辭》可與相比，或高曠過之。
陶公無論矣，顏君或居其次，然而第三人卻難找得出了。
”（卷6／1934年，《顏氏家訓》） “關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為我們平常沒有事，是很少通信的。
……說起他這肺病來，本來在十年前，就已經隱伏著了，醫生勸他少生氣，多靜養，可是他的個性偏偏很強，往往因為一點小事，就和人家沖突起來，動不動就生氣，靜養更是沒有那回事……說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說是受了尼采的影響很深，就是樹立個人主義，希望超人的實現。
可是最近又有點轉到虛無主義上去了，因此，他對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觀，譬如我們看他的《阿Q正傳》，里面對于各種人物的描寫，固是深刻極了，可是對于中國人的前途，卻看得一點希望都沒有。
……在文學方面，他對于舊的東西，很用過一番功夫，……有人批評他說：他的長處是在整理這一方面，我以為這話是不錯的。
他的個性不但很強，而且多疑，旁人說一句話，他總要想一想這話對于他是不是有不利的地方。
……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辦理了，本來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為家母還需要陪伴，暫時恐怕也不能成行。
……”（卷7/p365，1936年，《談魯迅》） “日本的上層思想界容納有中國的儒家與印度的佛教，近來又加上西洋的哲學科學，然其民族的根本信仰還是似從南洋來的神道教，他一直支配著國民的思想感情，少數的賢哲有時能夠脫離了，或把他醇化些，可是不能動得他分毫，……不懂得日本神道教信徒的精神狀態便決不能明白日本的許多事情，……日本如要為**運動找一個靈魂，這就是的，亦無妨稱之曰國粹。
”（卷7/p737，1937年，《日本管窺之四》） “六朝時佛經翻譯極盛，文亦多佳勝。
漢末譯文模仿諸子，別無新意味，唐代又以求信故，質勝于文，唯六朝所譯，能運用當時文調，加以變化，于普通駢體散文外，造出一種新體制，其影響于后來文章者亦非淺鮮。
”（卷7／p786，1937年，《佛經文學》） “我以為我們現在寫文章重要的還要努力減少那腔調病，與制藝策論愈遠愈好，至于駢偶倒不妨設法利用，因為白話文的語匯少欠豐富，句法也易陷于單調，從漢字的特質上去找出一點妝飾性來，如能用得適合，或者能使營養不良的文章增點血色，亦未可知。
……假如能夠將駢文的精華應用一點到白話文里去，我們一定可以寫出比現在更好的文章來。
”（卷9/p413，1940年，《漢文學的傳統》） “中國過去思想上的毛病是定于一尊，一尊以外的固是倒霉，而這定為正宗的思想也自就萎縮，失去其固有的生命，成為泥塑木雕的偶像。
……我想思想怕亂不怕雜，因為中國國民思想自有其軌道，在這范圍內的雜正是豐富，由雜多的分子組成起來，變化很不少，而其方向根本無二，比單調的統一更是有意思。
……我自己是喜歡雜學的，……歸結起來說，寫雜文的要點第一思想宜雜，即不可執一，所說或極細小，而所見須大，反過來說時，假如思想不夠雜，則還不如寫正宗文章，庶幾事半而功倍也。
”（卷9/p424，1945年，《雜文的路》） “說到文章，實在不行得很，我自己覺得處處還有技巧，這即是做作，平常反對韓愈方苞，卻還是在小時候中了毒，到老年未能除盡，不會寫自然本色得文章，實是一件恨事。
”（卷9/p459） “《水滸》的人物中間，我始終最喜歡魯智深，他是一個純乎赤子之心的人，一生好打不平，都是事不干己的，對于女人毫無興趣，卻為了她們一再鬧出事來，到處闖禍，而很少殺人，算來只有鄭屠一人，也是因為他自己禁不起而打死的。
……李逵我卻不喜歡，雖然與宋江對比的時候也覺得痛快，他就只是好胡亂殺人，……武松與石秀都是可怕的人，兩人自然也分個上下，武松的可怕是煞辣，而石秀則是兇險，可怕已至可憎了。
武松殺嫂以及飛云樓的一場，都是為報仇，石秀的逼楊雄殺潘巧云，為的要自己表白，完全是假公濟私，這些情形向來都瞞不過看官們的眼，……事實上根本相同的則是兩處都慘殺女人，在這上面作者似乎無意中露出了一點羊腳，即是他的女人憎惡的程度。
《水滸》中殺人的事情也不少，而寫殺潘金蓮殺潘巧云迎兒處卻是特別細致殘忍，或有點欣賞的意思，在這里又顯出淫虐狂的痕跡來了。
……一夫多妻的東方古國，最容易有此變態，……”（卷9/492，1945年，《小說的回憶》） “在雞犬豕，馬牛羊這六畜之中，豬要算最是墮落的了。
……雞犬馬牛羊五者雖然改變，究竟與野生的同族還相去不很遠，唯有他卻特別發福了，這一來綠林里的精悍之氣完全消滅，成了一個富翁的樣子。
……”（卷10/p222，1950年，《養豬》） “五味之中只有辣并非必要，可是我所最喜歡的卻正是辣，……火一般的燒灼你一下，不慣的人覺得這味覺真是已經進了痛的區域了。
而且辣的花樣也很繁多，……生姜辣得平和，青椒（鄉下稱為辣茄）很兇猛，胡椒芥末往鼻子里去，青椒則沖向喉嚨，而且辣得頑固，不是一會兒就過去，卻盡在那里辣著……辣醬、辣子雞、青椒炒肉絲，固然也好，我卻喜歡以青椒為主體的，鄉下用肉片豆腐干片炒整個小青椒是其一，又一種是在南京學堂時常吃的腌紅青椒入麻油，以長方的侉餅蘸吃，實是珍味，至今不曾忘記，但北京似乎沒有那么厚實的紅辣椒，想起來真真可惜也。
”（卷10／p263，1950年，《吃青椒》） “身邊瑣事我自己最不會寫，卻很喜歡看這一類的文章，可是又難得看見好的，因為大抵都不夠瑣。
……所難的是寫，又要細又要好。
……既無遺漏，又不枯燥，這就著實有點為難了。
……假如能夠跳過這困難，寫出來時自有客觀，不但不會再有文人自夸的習氣，而且也可以成為民間生活的好資料了。
”（卷10/p366，1950年，《瑣事難寫》） “翻譯外國的韻文，在我個人看來總覺得是一件大難事。
六朝以來，佛經里有好些韻文作品都譯成了中文，如《佛所行贊經》，還有某一種的本行經，全部是韻文，譯成了‘偈’的形式，這里顯示出譯師們苦心與獨創的地方，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他們造出了一種無韻的非散文，沿用‘偈他’（gatha或譯伽陀）的名稱，是專為譯述印度原詩用的新文體，至今讀了還覺得很有意思。
”（卷11／p32，195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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