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怎樣認識晚明小品文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明中葉后期，反對擬古主義文風并取得成就的是李贄（1527—1602）。
李贄原名林載贄，后改姓李，名贄，號卓吾，泉州晉江（今福建省泉州市）人。
李贄主要以思想家名世，他是王學左派泰州學派后期的代表人物。
在思想上反對儒學，尤其痛恨偽道學，對程、朱理學進行過尖銳的揭露與批判，甚至對“至圣先師”也敢于大膽懷疑與批評。
他反對男尊女卑的綱常倫理，認為女子有同男子一樣的見識。
在文學上，他提倡“童心說”。
他認為“童心”就是“真心”，就是“絕假純真，最初一念之本心”。
他說，“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童心說》）。
文章既然是表現“童心”的，那么一切模擬剽竊的東西，便都是“假言”，所以他反對復古派的擬古主義。
他說“詩何必古選，文何必秦漢”？在他看來，一切表現“童心”的文章都是好文章。
在這個基礎上，他認為小說、戲曲中的優秀作品，都是“古今至文”，他親自評點過《三國演義》、《水滸傳》。
他的政治思想、文學思想雖然是建立在唯心主義哲學之上的，但他反映了新興的市民階層的思想和要求，帶有叛逆性和戰斗性。
在文學上，他對“公安派”、湯顯祖以及清代金圣嘆都產生過巨大影響。
萬歷時，大張旗鼓反對復古派的是“公安派”。
“公安派”的代表作物是號為“三袁”的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兄弟，湖北公安人。
其中以袁宏道的成就最高。
“公安派”的文學主張，深受李贄的影響，也接受并發展了唐順之、徐渭的文學思想。
他們認為文學是時代生活的反映，應隨時代的不同而有所變化，不必模擬古人。
“世道既變，文亦因之，今之不必模古者也，亦勢也”（袁宏道《與江進之》）。
另外，他們還認為作家應用自己的語言表達真實感情，“獨抒性靈，不拘格套”，“一一從自己胸中流出”（《小修詩敘》）。
這些觀點無疑是有進步意義的，但是，他們把心靈當作創作的源頭，以為“心靈無涯，搜之愈出”，這又暴露了他們的唯心主義觀點。
繼“公安派”而起的還有以鐘惺（1574—1624），譚元春（1586—1637）為代表的“竟陵派”。
他們都是湖北竟陵（今湖北省天門縣）人。
其文學主張與“公安派”基本相同，他們反對前、后“七子”的形式主義與擬古主義，試圖以幽深孤峭的風格來矯正“公安派”作品的纖巧輕浮。
他們主張抒寫靈性，用古人的“幽情單緒”來寫自己的“孤懷”、“孤詣”，致使文章隱晦艱澀，把散文創作引上了歧途。
明代末年的主要文學團體，有復社和幾社。
復社的主要人物是張溥、張采；幾社的代表作家是陳子龍、夏允彝、徐孚運。
張溥在文學上主張“興復古學”，“務為有用”，在政治上自認為是東林黨的繼起者，堅持和閹黨的斗爭。
陳子龍也以興復古學為號召，文學主張比較傾向于前“七子”，但他又不滿意“七子”的專事擬古，也反對“公安”竟陵的強求其異。
他強調文學應反映時代，發揮揚善抑惡的作用。
另外，這時期還有一個在文學主張上與復社、幾社對立的豫章社，以艾南英為代表。
他們反對前、后“七子”，推崇“唐宋派”歸有光。
他們還致力于八股文的寫作，可惜在各方面成就都不大。
明末小品文繁興，有的描寫風景，有的雜記瑣事，“并非全是吟風弄月。
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魯迅《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
這種文學樣式的興盛，不僅是傳統散文發展的結果，也是“公安”、“竟陵”文學革新的直接產物。
著名作家有張岱、徐宏祖、王思任、祁彪佳等人。
張岱（1597—1679）的作品，兼有“公安”和“竟陵”兩派之長，又有自己的特色。
他的散文語言清新簡潔，形象生動，題材也比較廣泛，凡風景名勝、戲曲雜技、世情風俗無所不記。
反映了明末社會生活的某些側面，有比較深刻的社會內容。
描寫細致，風格自然清麗。
他的著作很多，著名的散文集有《陶庵夢憶》、《瑯環文集》、《西湖夢尋》等。
參考資料：http://**jingpinkecheng/zhongwenxi/jiaoan/wenben/diqibia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