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范仲淹 （989 ~ 1052 ）即太宗端拱二年(989年)。
卒于皇佑四年(1052 年）
范仲淹，字希文。
和包拯同朝，為北宋名臣，吳縣（今屬江蘇）人，少年十家貧但好學，當秀才時就常以天下為己任，有敢言之名。
曾多次上書批評當時的宰相，因而三次被貶。
宋仁宗時官至參知政事，相當于副宰相。
元昊反，以龍圖閣直學士與夏竦經略陜西，號令嚴明，夏人不敢犯，羌人稱為龍圖老子，夏人稱為小范老子。
1043年（宋仁宗慶歷三年）范仲淹對當時的朝政的弊病極為痛心，提出「十事疏」，主張建立嚴密的仕官制度，注意農桑，整頓武備，推行法制，減輕傜役。
宋仁宗采納他的建議，陸續推行，史稱「慶歷新政」。
可惜不久因為保守派的反對而不能實現，因而被貶至陜西四路宣撫使，后來在赴潁州途中病死，卒謚文正。
范仲淹喜好彈琴，然平日只彈履霜一曲，故時人稱之為范履霜。
他工于詩詞散文，所作的文章富政治內容，文辭秀美，氣度豁達。
他的《岳陽樓記》一文中的「先天下人之憂而憂，后天下人之樂而樂」兩句，為千古佳句。
也是他一生愛國的寫照。
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統帥，也是—位卓越的文學家和教育家。
他領導的慶歷革新運動，成為后來王安石熙豐變法的前奏；他對某些軍事制度和戰略措施的改善，使西線邊防穩固了相當長時期；經他薦拔的一大批學者，為宋代學術鼎盛奠定了基礎；他倡導的先憂后樂思想和仁人志士節操，是中華文明史上閃灼異彩的精神財富：朱熹稱他為有史以來天地間第一流人物!千載迄今，各地有關范仲淹的遺跡．始終受到人們的保護和紀念。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號半山，小字獾郎，封荊國公，世人又稱王荊公。
撫州臨川人(現為撫州東鄉縣上池里洋村)，北宋杰出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他出生在一個小官吏家庭。
父益，字損之，曾為臨江軍判官，一生在南北各地做了幾任州縣官。
安石少好讀書，記憶力強，受到較好的教育。
慶歷二年（1042）登楊鎮榜進士第四名，先后任淮南判官、鄞縣知縣、舒州通判、常州知州、提點江東刑獄等地方官吏。
治平四年（1067）神宗初即位，詔安石知江寧府，旋召為翰林學士。
熙寧二年（1069）提為參知政事，從熙寧三年起，兩度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推行新法。
熙寧九年罷相后，隱居，病死于江寧（今江蘇南京市）鐘山，謚文。
慶歷二年（1042），王安石以進士第四名及第，歷任簽書淮南（揚州）節度判官廳公事、知鄞縣（今浙江寧波）事、舒州（今安徽潛山）通判，一度調開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調知常州事、提點江南東路刑獄公事，繼召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
多年的地方官經歷，使王安石認識到宋代社會貧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統治所面臨的危局是“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于夷狄”。
因此，王安石在嘉佑三年（1058）上宋仁宗趙禎的萬言書中，要求對宋初以來的法度進行全盤改革，扭轉積貧積弱的局勢。
以歷史上晉武帝司馬炎、唐玄宗唐玄宗等人只圖“逸豫”，不求改革，終于覆滅的事實為例，王安石對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見的緊迫感，大聲疾呼：“以古準今，則天下安危治亂尚可以有為，有為之時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實現對法度的變革；不然，漢亡于黃巾，唐亡于黃巢的歷史必將重演，宋王朝也必將走上覆滅的道路。
封建士大夫也把致國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臺執政。
熙寧初，王安石以翰林學士侍從之臣的身分，同年輕的宋神宗宋神宗議論治國之道，深得宋神宗賞識。
熙寧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參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開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變法的目的在于富國強兵，借以扭轉北宋積貧積弱的局勢，鞏固地主階級的統治。
王安石明確提出理財是宰相要抓的頭等大事，闡釋了政事和理財的關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財，理財乃所謂義也”。
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執政前就認為，只有在發展生產的基礎上，才能解決好國家財政問題：“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執政以后，王安石繼續發揮了他的這一見解，曾經指出：“今所以未舉事者，凡以財不足故，故臣以理財為方今先急”，而“理財以農事為急，農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趨農為急”。
在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發展生產作為當務之急而擺在頭等重要的位置上。
王安石認為，要發展生產，首先是“去（勞動者）疾苦、抑兼并、便趣農”，把勞動者的積極性調動起來，使那些游手好閑者也回到生產第一線，收成好壞就決定于人而不決定于天。
要達到這一目的，國家政權需制定相應的方針政策，在全國范圍內進行從上到下的改革。
王安石雖然強調了國家政權在改革中的領導作用，但他并不贊成國家過多地干預社會生產和經濟生活，反對搞過多的專利征榷，提出和堅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張和做法。
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導下，變法派制訂和實施了諸如農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輸、市易、免行錢、礦稅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從農業到手工業、商業，從鄉村到城市，展開了廣泛的社會改革。
與此同時，王安石為首的變法派改革軍事制度，以提高軍隊的素質和戰斗力，強化對廣大農村的控制；為培養更多的社會需要的人才，對科舉、學校教育制度也進行了改革，王安石親自撰寫《周禮義》、《書義》、《詩義》，即所謂的《三經新義》，為學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變法觸犯了保守派的利益，遭到保守派的反對。
因此，王安石在熙寧七年第一次罷相。
特別是由于變法的設計者王安石與變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變法的問題上產生分歧，王安石復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繼續推行下去。
加上變法派內部分裂，其子王雱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寧九年第二次辭去宰相職務，從此閑居江寧府。
宋哲宗元佑元年（1086），保守派得勢，此前的新法都被廢除。
政局的逆轉，使王安石深感不安，當他聽到免役法也被廢除時，不禁悲憤地說：“亦罷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不僅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同時也是一位卓越的文學家。
他為了實現自己的政治理想，把文學創作和政治活動密切地聯系起來，強調文學的作用首先在于為社會服務。
他反對西昆派楊億、劉筠等人空泛的靡弱文風，認為“所謂文者，務為有補于世而已矣。
所謂辭者，猶器之有刻鏤繪畫也。
誠使巧縣華，不必適用；誠使適用，亦不必巧且華。
要之以適用為本，以刻鏤繪畫為之容也。”（《上人書》）正因為安石以“務為有補于世”的“適用”觀點視為文學創作的根本，他的作品多揭露時弊、反映社會矛盾具有較濃厚的政治色彩。
今存《王臨川集》、《臨川集拾遺》、《臨川先生歌曲》等。
王安石為“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散文，雄健簡練，奇崛峭拔，大都是書、表、記、序等體式的論說文，闡述政治見解與主張，為變法革新服務。
這些文章針對時政或社會問題，觀點鮮明，分析深刻，長篇則橫鋪而不力單，短篇則紆折而不味薄。
《上仁皇帝言事書》，是主張社會變革的一篇代表作，根據對北宋王朝內外交困形勢的深入分析，提出了完整的變法主張，表現出作者“起民之病，治國之疵”的進步思想。
《本朝百年無事札子》，在敘述并闡釋宋初百余年間太平無事的情況與原因的同時，尖銳地提示了當時危機四伏的社會問題，期望神宗在政治上有利建樹，認為“大有為之時，正在今日”。
它對第二年開始施行的政，無異吹起了一支前奏曲。
《答司馬諫議書》，以數百字的篇幅，針對司馬光指責新法為侵官、生事、征利、拒諫四事，嚴加剖駁，短小精悍，言簡意賅，措詞得體，體現了作者剛毅果斷和堅持原則的政治家風度。
安石的政論文，不論長篇還是短制，結構都很謹嚴，主意超卓，說理透徹，語言樸素精練，“只用一二語，便可掃卻他人數大段”（劉熙載《藝概．文概》），具有較強的概括性與邏輯力量。
這時推動變法和鞏固北宋詩**新運動的成果起了積極的作用。
安石的一些小品文，膾炙人口，《鯀說》、《讀孟嘗君傳》、《書刺客傳后》、《傷仲永》等，評價人物，筆力勁健，文風峭刻，富有感情色彩，給人以顯豁的新鮮覺。
他還有一部分山水游記散文，《城陂院興造記》，簡潔明快而省力，酷似柳宗元；《游褒禪山記》，亦記游，亦說理，二者結合得緊密自然，既使抽象的道理生動、形象，又使具體的記事增加思想深度，顯得布局靈活并又曲折多變。
寇準
北宋政治家、詩人。
字平仲。
華州下邽(今陜西渭南)人。
宋太宗太平興國五年 (980)進士。
知巴東縣。
宋真宗時，曾任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景德元年(1004)，遼軍大舉侵宋，寇準力主抵抗，并促使真宗渡河親征，與遼立澶淵之盟，起了穩定局勢的作用。
不久，被大臣王欽若排擠罷相。
晚年再度被起用。
封萊國公。
后又因大臣丁謂等陷害遭貶，遠徙道州、雷州。
宋仁宗天圣元年病死于雷州。
謚號忠愍。
寇準與宋初山林詩人潘閬、魏野、“九僧”等為友，詩風近似，也被列入晚唐派。
其五律如《冬夜旅思》之類，情思凄婉，很有賈島詩的風味。
與寇準同時的范雍為他的詩集作序，說他“平昔酷愛”王維與韋應物的詩。
他的一些詩確實也受了他們的影響。
他的七言絕句意新語工，最有韻味，如“蕭蕭遠樹疏林外，一半秋山帶夕陽”(《書河上亭壁》)，“日暮長廊聞燕語，輕寒微雨麥秋時”(《夏日》)等，情景交融，清麗深婉，都是值得玩索的佳作。
他不是詞家，但偶有所作，也頗可讀。
《全宋詞》共輯其詞4首。
現存《寇萊公集》 7卷，有《兩宋名賢小集》本，《寇忠愍公詩集》3卷，宋知河陽軍范雍初刻、有序，清朝有圣香樓刊本及辨義堂刊本。
韓琦
韓琦 （1008—1075），字稚圭，自號贛叟，相州安陽（今屬河南）人，北宋政治家、名將。
韓琦出身世宦之家，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
韓琦3歲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
端重寡言，不好嬉弄。
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天圣五年（1027），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
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
景佑元年（1034）九月，遷開封府推官。
二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三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于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
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
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名聞京華。
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托”的社會風氣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
名相王曾稱贊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路體量安撫使。
他到四川后，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后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陜西形勢就非常吃緊。
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陜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陜西安撫使。
到了陜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陜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陜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
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
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
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
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御，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
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
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于是決定采用韓琦攻策，并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于慶歷元年（1041）正月進攻，后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慶歷元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
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
二月，元昊率10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
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萬人，桑懌為先鋒，前往抵御，進行阻擊。
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后，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并再三叮囑：“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于是貪功輕進。
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
當時，夏軍在好水川里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里有鳥叫聲，不敢輕動。
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一百多只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
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
宋軍雖英勇戰斗，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余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于難。
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幾千人，號泣于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
好水川之戰，元昊得勝，十分猖狂，使人作詩，投擲宋境，諷刺說：“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
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后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
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陜西耀縣）。
十月，宋廷分陜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
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
閏九月，宋軍又大敗于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
十一月，朝廷采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敗后，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
由于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
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
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于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歷議和”。
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歷三年（1043）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為杜衍）。
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歷圣德詩》，其中稱贊韓琦說：“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
其人渾樸，不施剞劂。
可屬大事，敦厚如（周）勃。
琦汝副（杜）衍，知人予哲。”
宋夏轉入和議后，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
一時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們盡快拿出救世方案。
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后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
慶歷三年七月，他上《論備御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
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
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
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
是年，陜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
仁宗命韓琦宣撫陜西。
韓琦調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于災情嚴重，還采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1萬余人，以減少用度。
四年春，韓琦宣撫陜西回到汴京。
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
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歷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
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
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
范仲淹不自安，遂于慶歷四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陜西、河東。
八月，富弼宣撫河北。
到了五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都被貶職出朝。
韓琦為人爽直，對于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
對于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
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
至此，主持慶歷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
慶歷七年（1047）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
十一月，王則在貝州（今河北清河）發動兵變，后被文彥博、明鎬鎮壓。
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
八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
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松弛，韓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頓軍隊，采取恩威并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后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皇佑五年（1053）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
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
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
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
并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并立石為界。
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
慶歷四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
十余年后，韓琦于至和二年（1055）春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9600頃。
至和二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
在家鄉，建造晝錦堂于州署后園。
嘉佑元年（1056）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
八月，拜樞密使。
三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六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
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
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包拯、范鎮言辭懇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五六年過去，到了嘉佑六年（1061），韓琦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
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
七年九月，韓琦封儀國公。
嘉佑八年（1063）三月，宋仁宗病死。
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
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皇太后曹氏垂簾聽政。
皇太后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后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系頗為緊張。
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
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后，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并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
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
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為少矣。
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余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
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后，兩宮關系漸漸緩和。
治平元年（1064）五月，英宗病愈，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后撤簾，降手書還政。
閏五月，韓琦進右仆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陜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于手背刺字，農閑練兵，戰時防御，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
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愿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于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
四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
韓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佑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
神宗知道王陶在誣告，罷了他的官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
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
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后改為淮南節度使。
正在這時，宋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陜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
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經略陜西。
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
韓琦堅決反對。
一個月后，西夏國主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七月，韓琦復判相州。
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
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準許便宜從事。
大名之任長達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堅決抵制。
熙寧二年（1069）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
九月，頒行“青苗法”。
三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濟困乏”。
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
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
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于天下。
后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
此后，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
韓琦最終從慶歷年間一個倡言新政的激進改革者變成了因循守舊的保守派代表，這是十分可悲的。
同樣，在對外關系上，韓琦一改從前的強硬立場而日趨軟弱妥協。
當時宋和契丹在“劃界”河東問題上爭得不可開交，韓琦上疏神宗，認為宋在邊防策略上主動進攻，積極防御，有七事致“契丹之疑”，吁請神宗去掉各項新法，并將契丹所疑之事，“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以換取邊境安寧，求得暫時茍安。
熙寧六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為官家鄉，終于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愿望。
熙寧八年（1075）六月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
神宗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勛”。
謚忠獻，贈尚書令。
韓琦“相三朝，立二帝”，當政十年，與富弼齊名，號稱賢相。
歐陽修稱其“臨大事，決大議，垂紳正笏，不動聲色，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謂社稷之臣”。
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陜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等。
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