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美學是莊子哲學思想中的重要組成部分,李澤厚先生就曾經說到:“莊子的哲學是美學”。
[1]在莊子的哲學思想中,莊子崇尚的是主體精神上的“逍遙”,追求的是一種“道”的人生境界。
而莊子美學正是站在“道”的高度上,追求的是一種“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超越的人生境界。
這種人生,是自由的人生,也是審美的人生。
在莊子看來,從道出發,人可以對自身的人格塑造,實現對生命困境和現實人生的超越,這種超越,需要人自身去回歸真實自然的自己,從而使自身的精神得以升華,人性得以解放,進而擺脫塵世的煩惱,達到天人合一的“逍遙”的審美最高境界。
一、以“道”為核心的生命美學
道家美學是中國美學的重要一脈,而莊子美學正是繼承道家美學的重要一支。
莊子繼承了老子以“道”為美的美本質觀,而莊子卻不同于老子的凌駕于生命之上的本體“道”,雖然莊子將“道”作為哲學中的最高范疇,將體“道”、悟“道”、達“道”,作為最高的人生追求,但是他認為“道”的本體論不應與人生論割裂開來,道與生命的和諧交融,才是“道”的真正內涵,才是主體所應追求的最高境界,誠如陳鼓應先生所言:“老子的‘道’,本體論與宇宙論的意味較重,而莊子則將它轉化而為心靈境界。
其次,老子特別強調‘道’的‘反’的規律以及‘道’的無為、不爭、柔弱、處后、謙下等特性,莊子則全然揚棄這些概念而求精神境界的超升。”[2]“老子注重精神向上面的發展,而莊子可以把上回向的精神路徑展開來變成下回向,接觸現實世界,現實人生,現實人生也美化了。”[3]莊子的這種強調將“道”與個體生命相結合的思想,并非像荀子所言的那樣“蔽于天而不知人”,而是莊子把強調自然天道的最終落腳點還原成了人與人生。
對此,徐復觀先生有過精辟的論述:“道家的宇宙觀,可以說是他的人生觀的副產品。
他不僅是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來發現人的根源,并且要在宇宙根源的地方來決定人生與自己根源相應的生活態度,以取得人生的安全立足點。
所以道家的宇宙觀,實即道家的人生論。”[4]
首先,莊子強調以“道”為本體的宇宙觀,他說:“夫道者,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于上古而不為老”,[5](《莊子·大宗師》)在莊子看來,只有對“道”的認知與體悟,才能最終實現對生命困境和現實的超越。
然而,莊子并不是僅僅將眼光放在對“道”的認知感悟上,他認為,人生的自由與解脫才是思考一切問題的立足點,正如張立群先生言:“自然之‘道’實際上是人追求理想希望的象征物,是人的自由精神借自然向宇宙之道的生成和歸返”,[4]莊子是把現實個體的人格獨立與精神的絕對自由作為人生的最高理想,這種理想達到的是天人合一的高度統一的境界。
王建疆先生也曾經說到:“這里的道已經不是自然哲學之道,而是具有了人的主體之性因而它是一種主觀的心靈體驗,也是一種主觀心靈的超越;這里的境界也不是什么自然美之境,而是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超自然化之境。”[4]所以,莊子所言的美學,并不是生態美學或其它的美學,而是站在“道”的高度上的人生境界的生命美學。
這一美學“直接來源于他的哲學觀,因此他眼中的美并不是純粹的自然美或藝術美,而是與‘道’合一的境界美,人一旦做到‘天地與我為一’、‘獨與天地精神往來’,就能從天地萬物中體驗到一種人與自然合一的愉悅感,這在莊子看來才是美得極致。”[4]莊子的這種把哲學中的“道”的本體論與人的生命自由的人生聯系起來的審美觀,有著自己鮮明的特色,他的這種從宇宙和自然的角度去考察人生的終極價值和意義,其影響是極其深遠的。
其次,莊子的這種對天人合一的生命美學境界的追求與渴望,是如何實現的呢?想要探討這一問題,這就需要從根本上去考察莊子的人生觀是怎樣的人生觀。
從根本上說,莊子所追求的人生觀是自然的人生觀,其生命美學觀是合于安命、順命的自然之道。
莊子認為,“道”性是無為的,那么,成就人生也應該是無為的,人只有以一種“逍遙”、“怡然”、“曠達”、“超脫”的態度去面對現實的人生,做到“安之若命”,[5](《莊子·人世間》)“安時處順”,[5](《莊子·養生主》)才能實現“生而不悅,死而不禍”,[5](《莊子·秋水》)“得而不喜,失而不憂”[5](《莊子·秋水》)的理想化、審美化的人生。
在《養生主》中莊子闡明,只有做到做善事而不求獲取名利,為惡事而不遭受刑戮之害,順著自然的理路,才可以養護身體,保全性命,以享天年,可以說這一養生之道是莊子生命美學的重要部分。
《在宥篇》中,莊子言:“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
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
必靜必清,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以長生。
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5](《莊子·在宥》)在莊子看來,人要使自身長生永存,就必須要保持精神的寧靜,不要勞累自己的形體和精神。
莊子的這種論述是對莊子所追求的人性與天道合一的生命美學境界的恰當描述,其中莊子認為的“性者,生之質也”[5](《莊子·庚桑楚》)中所講的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自然天性。
再次,莊子“自適其適”的自然美學之道,是與“真”密不可分的。
莊子所講的“自然”含有真的因素,“真”也具有“自然”的因素。
“真”作為其哲學范疇,在《莊子》一書中是強調萬物要各適其性,即“自適其適”。
莊子認為,物的自然本性得到保存和伸張,就可稱為美,人只有“自適”其“所適”,才能有真正的美可言。
“伯夷死名于首陽之下,盜跖死利于東陵之上。
二者所死不同,其于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
彼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
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于其間哉?……夫適任之適而不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5](《莊子·駢拇》)莊子認為伯夷所代表的“君子”能夠適“名”,適“仁義”,而盜跖所代表的“小人”適“利”,適“貨財”,這在莊子看來,無論“名”,“利”,“仁義”,“貨財”都是對人自身本性的背離,不可稱其為美。
他認為,美是生命體自然本性的張揚,物只有保養全性,才是真正的美。
最后,莊子的“自適其適”的“真”的美學觀,歸根到底是要人尊重萬物和人自身的本然、本真之性。
對于莊子來說,他既反對人類中心主義,也反對任何個人為滿足自身之欲而扭曲自性和物性而刻意造作。
由此,莊子認為,無論自然界的物,還是社會中的人,失去了自身獨有的本性就不能稱為美。
“以己養鳥,而非以鳥養鳥”[5](《莊子·至樂》)的“愛鳥”行為,雖然人自認為是愛護鳥,但實則是違背了鳥的本性,因此,這一“愛鳥”行為是為滿足自身的一己之欲望的自私行為,不可稱為是美的。
在“自適其適”的美學思想基礎上,莊子又認為美是有相對性的。
在《人世間》中,莊子指出“不材之木”雖則“無用”,但卻能以無用之用,盡享天年,保生全性,即“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5](《莊子.內篇.人世間》)而另一種“有用之木”雖則有用,但“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5](《莊子·人世間》)“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5](《莊子·人世間》)因此,像“櫟社樹”這樣的“不材之木”,因其“無用”,故可以養生全性,這樣才是真正的美。
《天運》中說:“西施病心而矉其里。
其里之丑人見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
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走,彼知矉美而不知矉之所以美。”[5](《莊子·天運》)莊子認為西施“所以美”之原因是西施做到了“自適其適”,順應了己性,即順應了“物故有所然,物故有所可。
無物不然,無物不可”[5](《莊子·天道》)的物之本性,一旦物能夠“自適其適”,萬物皆有其美。
“茍足于其性,則雖大鵬無以自貴于小鳥,小鳥無羨于天地,而榮愿有余矣。
故小大雖殊,逍遙一也。”[5](《莊子·逍遙游》)萬物均有自己的獨特之性,盡管萬物之中會有大小、壽夭、生死、窮達、貴賤、智愚等等的區別,但物物只要做到了“任其性”,便無論大與小、壽與夭、生與死、窮與達、貴與賤、智與愚等,均是美的。
“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米之為丘山也……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5](《莊子·秋水》)世間的萬物各有不同的“自適”對象,對于不同的事物而言,審美尺度也應因各物之“性”的不同而不同。
在莊子看來,人不要羨慕和追求自身所不能達到的東西,如果人一味地強求,那只會令自己徒生煩惱,并無意義。
對此,劉晝在《劉子·均任》中曾闡述道:“器有寬隘,量有巨細,材有大小,則任有輕重,所處之分,未可乘也。
是以萬碩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鐘,不可容于泉流;十圍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榛棘之柱,不可負于廣夏。
即小非大之量,大非小之器,重非輕之任,輕非重之制也。
以大量小,必有枉分之失;以小容大,則致輕溢之患;以重處輕,必有傷折之過;以輕載重,則致壓覆之害。”[6]莊子所強調的美必須是符合人的自然之性的,人要安分守己,樂知天命,順其自然,這樣才能達到最高的審美境界。
二、通向自由的審美境界
莊子認為,個體保持人格上的獨立自由,追求生命的真實價值和心靈上的自由,才是最具有人生意義的。
而他所追求的精神上的自由也正是他所要向往的審美境界,正如劉夢溪先生所言:“莊子所追求的這種個體生命的自由,見諸生活,是一種享受,訴諸人生,則是一種審美。”[4]自由與審美有著一種必然的內在聯系,“自由是從美學的哲學基礎向美學的內在問題過度的中介概念,也是從人生在世,實踐存在向審美現象,審美活動過度的中介環節”,[7]莊子思想中的對精神自主與自由的關懷,則是莊子美學的關鍵,對此,范曾在《老莊心解》中說道:“莊子學說給人的首先是心靈的大解脫,大自由”,[8]陳鼓應也曾說:“追求主體精神的絕對自由,正是莊子哲學的最終目的”,[4]莊子追求的是心靈上絕對自由的精神,這種精神表現出了莊子美學的博大、自由、逍遙的審美境界。
莊子的這種通往自由的審美境界,可以主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得以體現:
首先,在莊子看來,精神上的自由是莊子思想中最令人神往的地方,而莊子所言的“游”則是莊子心靈自由的重要體現。
在《莊子》一書中,莊子列舉了許多關于“游”的說法,如:《德充符》中有:“游心乎德之和”、[5](《莊子·德充符》)《則陽》有“游心于無窮”、[5](《莊子·則陽》)《應帝王》中有“游心于淡”[5](《莊子·應帝王》)等等。
在這里,莊子認為,“游”具有了四個層次的含義,即游說、游戲、游心和幻游,而在這些層次之中,最能體現莊子審美境界中的自由思想的則是游戲之“游”和游心之“游”。
所謂的游戲之“游”,主要表現在莊子對生活和人生的態度上,如《天道》篇中所講:“以此退居而閑游,江海山林之士服”,[5](《莊子·天道》)莊子在此所表達的是對現實人生的不滿,漫不經心,甚至戲弄的態度,或者說,他對人生保持的是一種游戲的精神。
這種游戲精神所強調的是一種無所執著的自由心態,追求的是心靈對現實世界的超脫。
但是,莊子所強調的游戲人生的觀點,并不是消極的避世,而是要在另一處去尋找人世間的一片樂土。
為此,莊子提出了“游之方外者”和“游之方內者”的區別,即“彼,游方之外者也;而丘,游方之內者也”,[5](《莊子·大宗師》)“游方之外者”不能看破世間的生死,所以生死對于“游方之外者”來說,是多余的累贅,而真正能夠擺脫生死的羈絆,做到能夠保持自由自在的心境的則是“游方之內者”。
雖然游戲之“游”有可能實現心靈上的自由,但是,莊子認為,“游心之游”更能體現莊子在心靈上的自由。
所謂的“游心之游”是指精神和心靈之游,莊子曾云:“人有能游,且得不游乎!人而不能游,且得游乎!”[5](《莊子·外物》)這里所說的“游心”是使心游,即神游,“有能游”則是使游心,可以說是精神上的自由,陳鼓應先生認為:“‘游心’即心靈自由和活動—即精神從物物相逐、名利相爭的現實桎梏中提升出來,使心靈在自由自在的情況下以美感距離來關照萬物。
故而‘游心’之說,乃莊子以一種藝術精神而入世的態度。”[9]莊子的這種“游”的體驗過程,也可以說是一種審美體驗過程。
其次,莊子認為心靈上的自由是審美所應該達到的境界,而莊子所言的“虛境”則是重要的審美體驗方式之一,朱良志先生認為:“‘虛’指虛廓心靈,即是心靈空明寧靜的一種狀態;‘靜’指審美感知中最為沉靜的那一剎那。
‘虛境’不是一種消極虛無的等待,而是生命在不停自由運動過程。”[10]在實現對客觀物體的審美體驗過程中,審美主體必須要具有一種空虛明凈即“虛境”的審美心境。
如何才能實現“虛境”的審美心境呢?莊子認為必須的“內求于己”,用“心齋”和“坐忘”的方法,即“忘”利,“忘”名等的忘世主義。
《莊子》一書中關于“忘”有不少的說法,如《天地》篇中所言:“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
忘己之人,是之謂入于天。”[5](《莊子·天地》)又如,“不累于俗,不飾于物,不茍于人,不忮于眾。”[5](《莊子·天下》)在莊子看來,“忘”是達到精神自由的重要途徑,人們只有“忘”,即“超越”于物質的、肉體的、習俗的、人為的東西,才能夠獲得觀察世界的一個新角度和新方法,從而才有身不離世而心出于世的理想的至高自由的審美境界。
正如《天道》篇中所說:“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5](《莊子·天道》)這里所說的“萬物之本”也就是“道”,“道”的特點也就決定了人對萬物的體認也必須以虛靜之心為前提條件。
莊子認為,人要以“虛靜”的審美心境,通過“心齋”、“坐忘”的“逍遙游”途徑,才能達到“天地與我并生,而萬物與我為一”[5](《莊子·齊物論》)的“無天災,無無累,無人非,無鬼責”[5](《莊子·駢拇》)的超然的天人合一的審美境界。
三、莊子美學思想中的“美”之表現
莊子的哲學思想博大精深,其中莊子美學則是莊子哲學思想中的重要方面,正如李澤厚先生所說:“莊子的哲學是美學。”[1]對于莊子美學中的“美”之表現,本文主要從以下五個方面來加以闡述。
從上文的闡述中可以得知,莊子的美學思想最終追求的是莊子美學中最高層次的美,這種美是一種超形式,超越感官的終極感官性的大美,即本體美;在“道”的基礎上,莊子追求的是自由的心境,因此,在其美學思想上具有遺世獨立,超凡脫俗的仙境美;莊子的哲學并非是僅僅的宇宙本體論,他的哲學觀與現實的人生觀有著緊密的聯系。
莊子有著寬廣的胸懷和深邃的思想,他所追求的是真性情,這些都會使他具有獨特人格魅力,即人格美;在“道”的最高范疇下,莊子提出了美的相對性,在他看來,萬物只要“自適其適”,便可稱為“美”,即使是事物有殘缺,也是一種美,即殘缺美;莊子渴望“逍遙”的人生,他將人生看做一場大夢,從而衍生了他所提出的“夢幻美”。
首先,在莊子看來,“道”是宇宙的最高概念,他的一切審美范疇的核心必須是最終要把握“道”這一最高理念。
莊子曾言:“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
……此之謂本根,可以觀于天矣。”[5](《莊子·知北游》)這里所說的“天地之大美”也就是“萬物本根”,即“道”,因此,莊子認為,“天地有大美而不言”是理想中的大美。
這一大美是真實存在的,它突出了自然無為、澹然無極的自然美的本質,它是一種浩瀚博大、雄渾磅礴的壯美境界,在莊子看來,人只有超越了自我,以“道”觀萬物,經過“坐忘”、“心齋”的過程,達到“無己”、“無為”、“無名”的心靈空明澄澈的“虛靜”心境,這樣才能夠擺脫人世間的紛擾,從而到達一種審美的生存,超越世俗世界而“游于方外”,亦可擺脫時空的限制而游于無限之領域,這樣經過擺脫人世間的種種羈絆,便可最終達到超然的審美最高境界。
其次,莊子在追求大美的天地境界的基礎上,他在的《逍遙游》篇中,描寫了仙境的美景,“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
南冥者,天池也。”[5](《莊子·逍遙游》)在文中,莊子以“大鳥”自喻,大鳥為了能夠飛到仙境般的高遠、清凈的天池,不惜忍受從“其名為鯤”的海底之魚變身為一只大鳥,因此,從大鳥的這種對神仙縹緲的境界向往的行為,可以看出莊子是懷著一顆超凡脫俗的心靈,舍棄庸俗凡世,向往通天淵池的心理。
莊子描述的這種超凡脫俗的仙境美,從他在《逍遙游》中對仙人的描述中也可以看出:“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綽約若處子;不食五谷,吸食飲露;乘云氣,御飛龍,而游乎四海之外。
其神凝,使物不疵癘而年谷熟。”[5](《莊子逍·遙游》)不食人間煙火的仙人,超脫于人世間,騰云駕霧遨游于四海之外,給人的是一種飄逸之美—仙境美。
再次,莊子的哲學是與人生觀緊密聯系在一起的,他的這種人生觀體現了莊子的獨立、自由、理想、博大的人格美,在《逍遙游》篇中,莊子對是非善惡的標準有著自己的評定,他把外界社會規定的價值體系和道德準則排除在外,為此,他論述道:“且舉世而譽之而不加勸,舉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
彼其于世未數數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5](《莊子·逍遙游》)在《齊物論》中,莊子言:“大知閑閑,小知間間。”[5](《莊子·齊物論》)莊子認為耍小聰明的人總是把注意力集中在小事上,而擁有寬廣心胸的人會做到舍棄小利益、小紛爭,從而達到高遠闊達的人生境界。
在莊子看來,世間的紛擾只會使人徒增煩惱,擁有神仙般的心境,便可以使人達到自由獨立的精神境界,即美學境界。
在人格美上,莊子也提出了對人生的思考,即理性人格之美,莊子說:“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盡。
與物相刃相靡,其行進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5](《莊子·齊物論》)莊子認為,對于人生價值,人生雖如白駒過隙,稍縱即逝,但我們對待人生也應保持一份清醒的認知。
對于人的生死,莊子言:“予惡乎知說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邪……予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5](《莊子·齊物論》)在莊子看來,人的生死不過“氣”之聚散而已,一旦人能認識到這一點,死亡對于人來說,不僅不值得恐懼,而且能成為人的一種解脫之道。
人只有坦然地面對生死,才能夠超越于有限的自我,從而擺脫人生之困境,莊子的這一觀點,是站在人生邊上俯視這個世界,他所追求的境界是高超曠遠的,因此,莊子的這種思想散發的是理性的美麗光芒。
第四,莊子所提倡的是自由精神。
“道”是宇宙的最高范疇,世間萬物應“自適其適”,這樣便可稱為“美”,《人世間》中說到:“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痣病者,不可以適河。
此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
此乃神人之所以大祥也。”[5](《莊子·人世間》)“不祥”之物雖被世間看作“無用之物”,但恰恰是這種不祥,可使它保全生性,這恰是“美”之物,即可稱為殘缺美。
而在《齊物論》中,莊子便說到了事物的成與毀的關系,“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
凡物無成與毀,復通為一”,[5](《莊子·齊物論》)事物的成與毀是相互轉化的,物的毀,可以讓我們欣賞到事物的另一面,即殘缺美。
雖然有些事物在外表上看被世人定為是丑的,但它也有其內在的美的一面,在《德充符》中,莊子說:“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5](《莊子·德充符》)外表的丑陋并不能掩蓋住內心的美麗,一個人內心品德的高尚才是最能使人們銘記于心的方面。
莊子的這種美學觀念對后世的藝術創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正如葉朗先生所說:“從這里又可以進一步發展成一個思想,即人的外貌的奇丑,反而可以更有力地表現人的內心精神的崇高和力量。
這就是美學的啟示。”[11]
最后,莊子在面對現實人生時,保持的是一種“逍遙無為”的態度,并且他還認為人生本身就是一場夢。
在《齊物論》中,他提到:“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
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而后知其夢也。
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
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
君乎,牧乎,固哉!”[5](《莊子·齊物論》)在莊子的另一篇論述中,他描述了自己在夢中化為了一只蝴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
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
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碟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
此之謂‘物化’。”[5](《莊子·齊物論》)在夢中,莊子化為了蝴蝶,閑游自在地遨游各地,不知自己原來就是莊子,直到自己醒來時,才發現自己的真實存在,但他又說,不知是莊子化為了蝴蝶,還是蝴蝶夢見自己化為莊子。
莊子的這段描述,讓人仿佛進入到了徘徊于現實與虛幻之間的夢境之中,這一夢境使人領略到了夢幻虛無之美。
四、結語
綜上所述,莊子的美學思想可謂是一種人生境界的美學。
莊子在以“自由”、“本真”為本體內涵的“道”的基礎上,對人執著的生死、是非等問題進行反思,他強調人要有真實的情感,如《漁父》篇中言:“真者,精誠之至也,不精誠,不能動人”,[5](《莊子·漁父》)這種真實的情感,要求人應“自適其適”,遵循大道的運行,順其自然,保持一種“虛靜”的心境,通過“坐忘”、“心齋”等途徑,從而達到像大鳥般騰飛九萬里高空的神仙般的境界,這一境界是莊子一直追求的精神上的絕對自由,也是他所要渴望達到的天人合一的絕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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