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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光中的散文創作和批評對臺灣現代散文的發展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早在60年代初期，余光中就認為現代散文要想超越“五四”散文，就必須改變原有的模式，輸入新的藝術信息。
他提出要“剪掉散文的辮子”，倡導散文創作的彈性、密度和質料說。
70年代發表的《論朱自清的散文》，更為具體縝密地表明了余光中富有現代氣息的散文觀念和反感傷、反濫情的美學觀，推崇具有厚重嚴肅品質、精湛沉潛境界和智慧風貌的知性散文，余光中是臺灣學府派散文中詩質散文的代表作家。
作為現代詩大家，他的散文創作具有濃郁的詩情與意境。
他的散文選材突破田園模式，把舊大陸、新大陸和臺灣島三個空間交織于過去、現在、未來的時間流里，獲得闊大厚重的品質。
他的抒情散文中，有對親情的描寫：《我的四個假想敵》、《塔阿爾湖》、《鬼雨》；有對友情的細說：《朋友四型》、《思臺北、念臺北》；更多的散文是對鄉情的表現：《地圖》、《萬里長城》、《蒲公英的歲月》等。
濃烈欲燃的鄉國之情，對祖國的刻骨思念，去國懷鄉的漂泊無依感，充滿了字里行間。
余光中筆下的“鄉愁”超越了個人的情感，提升為民族的情感，是一種跨越地域空間的“文化鄉愁”。
深厚的中西文化修養，使余光中不斷發現并追尋中國文化傳統的發揚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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