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賦的產生和發展
中國漢代文體。
作為文體名稱，它淵源于 荀子 的《賦》；作為文學體制，它直接受到屈宋楚辭和戰國恣肆之風的極大影響。
由于漢帝國經濟發達，國力強盛，為漢賦的新興提供了雄厚的物質基礎；而統治者對賦的喜愛和提倡，使文人士大夫爭相以寫賦為能事，漢賦遂成為漢代400年間文人創作的主要文學樣式。
賦作為一種文體，早在戰國時代后期便已經產生了。
最早寫作賦體作品并以賦名篇的可能是荀子。
據《漢書??藝文志》載，荀子有賦10篇（現存《禮》、《知》、《云》、《蠶》、《箴》5篇）,是用通俗“隱語”鋪寫五種事物。
舊傳楚國宋玉也有賦體作品，如《風賦》、《高唐賦》、《神女賦》等，辭藻華美，且有諷諫用意，較之荀賦,似與漢賦更為接近,但或疑為后人偽托，尚無定論。
從現存荀賦來看，這時賦體還屬萌芽狀態。
賦體的進一步發展，當受到戰國后期縱橫家的散文和新興文體楚辭的巨大影響。
賦體的主要特點，是鋪陳寫物，“不歌而誦”，接近于散文，但在發展中它吸收了楚辭的某些特點——華麗的辭藻，夸張的手法，因而豐富了自己的體制。
正由于賦體的發展與楚辭有著密切關系，所以漢代往往把辭賦連稱，西漢初年的所謂“騷體賦”，確實與楚辭相當接近，頗難加以明顯的區分。
漢賦的形成和發展可以分為三個階段。
漢初的賦家，繼承楚辭的余緒,這時流行的主要是所謂“騷體賦”,其后則逐漸演變為有獨立特征的所謂散體大賦，這是漢賦的主體，也是漢賦最興盛的階段；東漢中葉以后，散體大賦逐漸衰微，抒情、言志的小賦開始興起。
漢賦的這種發展變化過程，與漢代社會狀況的變化有著密切的關系。
第一時期 自漢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
當時所謂“大漢初定，日不暇給”,封建統治者在思想文化上禁錮不嚴，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
當時諸王納士，著書立說，文化思想還比較活躍。
這一時期的辭賦，主要仍是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多是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之作，在形式上初步有所轉變。
這時較有成就和代表性的作家是賈誼，此外還有淮南小山和枚乘等人。
賈誼的《吊屈原賦》是借悼念屈原抒發憤慨，雖吊逝者，實為自喻。
此篇的形式與風格,是騷體的繼承,但由于作品傾訴的是作者的真情實感，因而和后來那種純然出于模擬《楚辭》而為文造情的作品明顯不同。
賈誼的《鵩鳥賦》是一篇寓志遣懷之作，假設與鵩鳥對話而敷衍出一篇文字。
這篇賦一方面使用了主客問答體，同時也比較多地傾向于使用鋪陳的手法，散文的氣味濃厚預示了新的賦體正在孕育形成。
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寫作者以急切的心情召喚隱居山林的隱士早日歸來。
賦中描寫山中景物，使用鋪敘和夸張的手法，充滿豐富的想象，是漢初騷體賦的優異之作。
賈誼和淮南小山的賦作都還距騷體不遠，僅在某些方面開始有所轉變，而標志著漢賦正式形成的第一個作家和作品，是枚乘和他的《七發》。
枚乘主要生活于漢文帝、景帝時期，死于武帝初年。
他的《七發》寫楚太子有病，吳客前去問候，通過主客的問答，批判了統治階級腐化享樂生活，說明貴族子弟的這種痼疾，根源于統治階級的腐朽思想，一切藥石針灸都無能為力，唯有用“要言妙道”從思想上治療。
賦中用了七大段文字，鋪陳了音樂的美妙,飲食的甘美,車馬的名貴,漫游的歡樂,田獵的盛況和江濤的壯觀。
《七發》雖未以賦名篇，卻已形成了漢大賦的體制。
它通篇是散文，偶然雜有楚辭式的詩句，且用設問的形式構成章句，結構宏闊，辭藻富麗，劉勰稱：“枚乘摛艷，首制《七發》,腴辭云構,夸麗風駭。
”（《文心雕龍??雜文）從漢初的所謂騷體賦到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漢大賦，《七發》是一篇承前啟后的重要作品。
第二時期 西漢武帝初年至東漢中葉,共約200多年時間,從武帝至宣帝的90年間,是漢賦發展的鼎盛期。
據《漢書??藝文志》著錄漢賦900余篇，作者60余人,大部分是這一時期的作品。
從流傳下來的作品看，內容大部分是描寫漢帝國威震四邦的國勢，新興都邑的繁榮，水陸產品的豐饒，宮室苑囿的富麗以及皇室貴族田獵、歌舞時的壯麗場面等等。
自漢武帝劉徹到宣帝劉詢的時代，即所謂西漢中葉，這是漢帝國經濟大發展和國勢最強盛的時期。
漢武帝是一個雄才大略的皇帝,他上承“文景之治”,為了進一步保衛國家和鞏固政權,他又北向出擊匈奴,弭除了歷年的邊患；用兵南方，結束了南方一些部族紛爭的局面。
這在一般封建文人眼里，無疑是一個值得頌揚的“盛世”。
又加上武帝好大喜功，雅好文藝，招納了許多文學侍從之臣在自己身邊，提倡辭賦，誘以利祿，因而大量歌功頌德的作品，就在所謂“興廢繼絕，潤色鴻業”的借口下產生了。
班固在《兩都賦序》中說：“至于武、宣之世，乃崇禮官、考文章，內設金馬石渠之署，外興樂府協律之事，以興廢繼絕，潤色鴻業。
……故言語侍從之臣，若司馬相如、虞丘壽王、東方朔、枚皋、王褒、劉向之屬，朝夕論思，日月獻納。
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寬、太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劉德、太子太傅蕭望之等，時時間作。
或以抒下情而通諷諭，或以宣上德而盡忠孝，雍容揄揚，著于后嗣，抑亦雅頌之亞也。
故孝成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余篇。
”
這一時期的賦作基本上同《詩經》的雅頌一樣，是一種宮廷文學，是為封建統治階級“潤色鴻業”服務的。
有一些作家，作為皇帝的侍從，對皇帝歌功頌德，但他們又對自己類似俳優的地位時時感到不滿，因而也寫作了一些感慨身世和以諷諭為主的作品。
也有一些作家對當時漢帝國空前繁榮強盛的局面，感到鼓舞和喜悅，但對皇室大量揮霍資財和迷于奢侈享樂的生活，無論從歷史教訓出發,還是從當時的民生出發,也曾感到擔憂。
這就構成了當時一些鴻篇巨制的大賦在思想內容方面的普遍特點，它們往往既歌頌夸耀于前,又諷諭勸戒于后,而這兩者統一在一篇作品中，因而造成了這些漢代大賦思想內容的復雜性。
司馬相如是漢代大賦的奠基者和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
《文選》所載《子虛》、《上林》兩賦是他的著名的代表作。
近人據《史記》、《漢書》本傳，考定二賦或本是一篇，即《天子游獵賦》。
這兩篇以游獵為題材，對諸侯、天子的游獵盛況和宮苑的豪華壯麗，作了極其夸張的描寫，而后歸結到歌頌大一統漢帝國的權勢和漢天子的尊嚴。
在賦的末尾，作者采用了讓漢天子享樂之后反躬自省的方式，委婉地表達了作者懲奢勸儉的用意。
司馬相如的這兩篇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以華麗的詞藻，夸飾的手法，韻散結合的語言和設為問答的形式,大肆鋪陳宮苑的壯麗和帝王生活的豪華,充分表現出漢大賦的典型特點，從而確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和所謂“勸百諷一”的傳統。
后來一些描寫京都宮苑、田獵、巡游的大賦都規撫它，但在規模氣勢上又始終難以超越它。
所以揚雄說：“如孔氏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
”（《法言??吾子》）
漢武帝、宣帝年間著名的賦作家還有東方朔、枚皋、王褒等人。
《漢書??藝文志》著錄他們的賦作頗多，但傳世頗少。
如枚皋，據記載有賦 120篇，現已一篇無存。
東方朔流傳下來的《七諫》，是一篇因襲楚辭的騷體賦，并無新意。
但他的《答客難》、《非有先生論》，雖未以賦名，卻是兩篇散體賦，對以后述志賦的發展有一定影響。
王褒是宣帝時重要賦家，今存《洞簫賦》和騷體賦《九懷》。
《洞簫賦》是現存描寫音樂賦作較早的一篇，對后世的詠物賦和描寫音樂題材的作品有過影響。
西漢末年至東漢中葉 100多年間，《子虛》、《上林》兩賦成為這一時期眾多作家創作的共同模式，他們的作品都不能越出其范圍,完全失去了新鮮的創造力,只有揚雄和班固,由于他們有多方面的文化修養和才能,他們賦作尚有自己的特點，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家。
揚雄是西漢末年最著名的賦家。
《甘泉》、《河東》、《羽獵》、《長楊》四賦是他的代表作。
這些賦在思想、題材和寫法上，都與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相似，不過賦中的諷諫成分明顯增加，而在藝術水平上有了進一步的提高，部分段落的描寫和鋪陳相當精彩，在模擬中有自己的特色。
后世常以“揚、馬”并稱，原因即在于此。
他的《解嘲》,是一篇散體賦,寫他不愿趨附權貴，而自甘淡泊的生活志趣,縱橫論辯，善為排比,可以看出有東方朔《答客難》的影響。
但在思想和藝術上仍有自己的特點，對后世述志賦頗有影響。
《逐貧賦》和《酒賦》,或表達自己甘于貧困,鄙視“貧富茍得”的志趣，或對皇帝、貴族有所諷諫，思想和寫法也都各具特色。
班固是東漢前期的著名賦家。
他的代表作《兩都賦》，由于蕭統編纂《文選》列于卷首，而受到人們的普遍重視。
《兩都賦》在體例和手法上都是模仿司馬相如的，是西漢大賦的繼續，但他把描寫對象，由貴族帝王的宮苑、游獵擴展為整個帝都的形勢、布局和氣象，并較多地運用了長安、洛陽的實際史地材料，因而較之司馬相如、揚雄等人的賦作，有更為實在的現實內容。
張衡以至左思的所謂“京都大賦”的出現，都明顯地受到《兩都賦》的影響。
第三時期 東漢中葉至東漢末年，這一時期漢賦的思想內容、體制和風格都開始有所轉變，歌頌國勢聲威、美化皇帝功業,專以鋪采摛文為能事的大賦逐漸減少,而反映社會黑暗現實，譏諷時事，抒情詠物的短篇小賦開始興起。
東漢中葉以后，宦官外戚爭權，政治日趨腐敗，加以帝王貴族奢侈成風，橫征暴斂，社會動亂頻仍，民生凋敝。
文人們失去了奮發揚厲的精神,失望、悲憤,乃至憂國憂民的情緒成為他們思想的基調，這就促使賦的題材有所擴大，賦的風格有所轉變。
這種情況的出現始于張衡。
張衡具有代表性的賦作是《二京賦》和《歸田賦》。
《二京賦》是他早年有感于“天下承平日久，自王侯以下莫不逾侈”而創作的，基本上是模擬司馬相如的《子虛》、《上林》和班固的《兩都賦》。
但他對統治階級荒淫享樂生活的指責比較強烈和真切，他警告統治者天險不可恃而民怨實可畏，要統治者懂得荀子所說的“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的道理。
這是當時尖銳的社會矛盾對作者的啟發，表現了當時文人對封建統治的危機感。
《二京賦》除了像《兩都賦》一樣，鋪寫了帝都的形勢、宮室、物產以外,還寫了許多當時的民情風俗,容納了比較廣闊的社會生活。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他的《歸田賦》。
作者以清新的語言，描寫了自然風光，抒發了自己的情志,表現了作者在宦官當政,朝政日非的情況下，不肯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品格。
這在漢賦的發展史上是一個很大的轉機。
他把專門供帝王貴族閱讀欣賞的“體物”大賦，轉變為個人言志抒情的小賦，使作品有了作者的個性,風格也由雕琢堆砌趨于平易流暢。
在張衡之前,已出現過一些言志述行的賦，如班彪所作《北征賦》，通過記述行旅的見聞，抒發了自己的身世之感，顯示了賦風轉變的征兆，張衡在前人的基礎上，使漢賦的發展發生了根本性的轉折。
繼張衡而起的是趙壹和蔡邕，趙壹的《刺世嫉邪賦》對東漢末年是非顛倒“情偽萬方”的黑暗現象進行了揭露和抨擊，表現了作者疾惡如仇的反抗精神。
這篇賦語言犀利，情緒悲憤，揭露頗有深度，與前一階段那種歌功頌德，夸美逞能的大賦，已經是完全殊途了。
蔡邕的《述行賦》是他在桓帝時被當權宦官強征赴都，在途中有感而作。
在賦中作者不僅揭露和批判了當時宦官專權、政治黑暗、貴族們荒淫無恥的現實，而且還滿懷同情地寫出了當時的民間疾苦，表現了作者的愛憎感情，語言平實，格調冷峻，頗具感染力。
稍后禰衡的《鸚鵡賦》是一篇寓意深刻的詠物賦，作者借寫鸚鵡，抒發了自己生于末世屢遭迫害的感慨。
這些作品完全突破了舊的賦頌傳統，盡管數量不多，卻為建安以至南北朝抒情言志、寫景詠物賦的發展開拓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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