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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創作理論上： 他認為道（即仁義）是目的和內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強調文以載道，文道合韓愈石像一，以道為主。
提倡學習先秦兩漢古文，并博取兼資莊周、屈原、司馬遷、司馬相如、揚雄諸家作品。
主張學古要在繼承的基礎上創新，堅持“詞必己出”、“陳言務去”。
重視作家的道德修養，提出養氣論，“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書》）。
提出“不平則鳴”的論點。
認為作者對現實的不平情緒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在作品風格方面，他強調“奇”，以奇詭為善。
韓愈被列為“唐宋八大家”之首，又將他與杜甫并提，有“杜詩韓文”之稱。
他在詩歌創作上也有新的探索。
所謂“以文為詩”，別開生面，用韻險怪，開創了“說理詩派”的詩風。
當然，他的詩也存在著過分散文化、議論化的缺點，對后代有不良影響。
韓愈還是一位熱心的教育家，他能逆當時的潮流，積極指導后進學習，他“收召后學”、“抗顏而為師”（柳宗元《答韋中立論師道書》），特別重視教育和培養年輕作家。
他在《答李翊書》一文中說：“根之茂者，其實遂……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
”所謂“根”或“氣”，都是指作家的思想修養、人格修養強調作家的道德修養和文學修養，對搞好創作的重要性。
現存《昌黎先生集》四十卷、《外集》十卷。
韓愈作為修武人，曾多次游歷縣境北部的百家巖，在此曾作長詩《題西白澗》，由此使西白澗也成為百家巖重要一景。
思想淵源于儒家，但亦有離經叛道之言。
他以儒家正統自居，反對佛教的清凈寂滅、神權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贊孟子辟排楊朱、墨子，認為楊、墨偏廢正道，卻又主張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貴王道，賤霸道；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
他抨擊二王集團的改革，但在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等主要問題上，與二王的主張并無二致。
這些復雜矛盾的現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韓愈的散文、詩歌創作，實現了自己的理論。
其賦、詩、論、說、傳、記、頌、贊、書、序、哀辭、祭文、碑志、狀、表、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均有卓越的成就。
論說文在韓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以尊儒反佛為主要內容的中、長篇，有《原道》、《論佛骨表》、《原性》、《師說》等，它們大都格局嚴整，層次分明。
嘲諷社會現狀的雜文，短篇如《雜說》、《獲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遠；長篇如《送窮文》、《進學解》，運用問答形式，筆觸幽默，構思奇特，鋒芒畢露。
論述文學思想和寫作經驗的，體裁多樣，文筆多變，形象奇幻，理論精湛。
敘事文在韓文中比重較大。
學習儒家經書的，如《平淮西碑》，用《尚書》和《雅》、《頌》體裁，篇幅宏大，語句奇重，酣暢淋漓；《畫記》直敘眾多人物，寫法脫化于《尚書·顧命》、《周禮·考工記·梓人職》。
繼承《史記》歷史散文傳統的，如名篇《張中丞傳后敘》，融敘事、議論、抒情于一爐。
學《史記》、《漢書》，描繪人物生動奇特而不用議論的，如《試大理評事王君墓志銘》、《清河張君墓志銘》等。
記文學摯友，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銘》、《南陽樊紹述墓志銘》、《貞曜先生墓志銘》等。
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銘中，韓愈也有些“諛墓”（指為死者歌功頌德，在墓志銘中不論其功績如何，一概夸大其詞予以贊頌的行為）之作，當時已受譏斥。
抒情文中的祭文，一類寫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韻常規，如《祭十二郎文》；一類寫朋友交誼和患難生活，四言押韻，如《祭河南張員外文》、《祭柳子厚文》。
此外，書信如《與孟東野書》、贈序如《送楊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
韓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穎傳》、《石鼎聯句詩序》之類，完全出于虛構，接近傳奇小說。
韓愈散文氣勢充沛，縱橫開合，奇偶交錯，巧譬善喻；或詭譎，或嚴正，藝術特色多樣化；掃蕩了六朝以來柔靡駢儷的文風。
他善于揚棄前人語言，提煉當時的口語，如“蠅營狗茍”（《送窮文》）、“同工異曲”、“俱收并蓄”（《進學解》）等新穎詞語，韓文中較多。
他主張“文從字順”，創造了一種在口語基礎上提煉出來的書面散文語言，擴大了文言文體的表達功能。
但他也有一種佶屈聱牙的文句。
自謂“不可時施，只以自嬉”（《送窮文》），對后世有一定影響。
韓愈也是詩歌名家，藝術特色以奇特雄偉、光怪陸離為主。
如《陸渾山火和皇甫用其韻》、《月蝕詩效玉川子作》等怪怪奇奇，內容深刻；《南山詩》、《岳陽樓別竇司直》、《孟東野失子》等，境界雄奇。
但韓詩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生字僻語、押險韻。
韓愈也有一類樸素無華、本色自然的詩。
韓詩古體工而近體少，但律詩、絕句亦有佳篇。
如七律《左遷至藍關示侄孫湘》、《答張十一功曹》、《題驛梁》，七絕《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題楚昭王廟》等。
另：1、韓愈（768～824） 字退之，謚號文公，唐河內河陽（今河南孟州市）人。
自謂郡望昌黎，世稱韓昌黎。
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宋代蘇軾稱他“文起八代之衰”，明人推崇他為唐宋散文八大家之首，與柳宗元并稱“韓柳”，杜牧把韓文與杜詩并列，稱為“杜詩韓筆”，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
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
25歲中進士，29歲登上仕途，卻在功名與仕途上屢受挫折。
德宗貞元十九年(803)被貶為陽山(今廣東陽山縣)縣令。
順宗永貞元年（805），又量移為江陵府法曹參軍。
赴任途中，自郴至衡，路過耒陽，專程拜謁了杜甫墓，并作長詩《題杜工部墳》以吊之，最先認識到杜詩的價值。
與衡州刺史鄒儒立會于石鼓山合江亭，留題古詩二十韻。
《題合江亭寄刺史鄒君》全詩凡二百言，一韻到底，一氣呵成，音調鏗鏘，氣勢磅礴，為自唐以來題詠石鼓千古傳誦、膾炙人口之杰作，亦為后世文人學士所推崇，步其韻而歌者不乏其人。
尤其是“瞰臨渺空闊，綠凈不可唾”兩句，已成為后世人們廣為傳誦的名句。
明萬歷中（1587～1598），與李寬、李士真、周敦頤、朱熹、張栻、黃干同祀石鼓書院七賢祠，世稱石鼓七賢。
登臨祝融峰，“韓愈開云”千百年來在南岳衡山傳為佳話，歷代文人以“開云”為題歌詠不絕。
他也是第一個寫詩吟誦禹王碑的文人，明代楊慎稱其《岣嶁山》一詩“發揮稱贊豈在石鼓之下哉？” 因此四事，成為對衡陽人文歷史影響最深遠的大文學家。
（據《湖湘文化名人衡陽辭典》，甘建華主編，爾雅文化出品）
2、韓愈（768－824），唐朝文學家，哲學家，貞元八年（七九二）進士，與柳宗韓 愈(Han Yu)元、歐陽修、王安石、蘇軾、蘇轍、蘇洵、曾鞏合稱為“唐宋八大家”。
韓愈三歲喪父，其兄韓會及嫂撫養之。
韓會能文章，對韓愈有影響。
早年流離困頓，有讀書經世之志，雖孤貧卻刻苦好學。
貞元二年（786），19歲的韓愈赴長安參加進士考試，三試不第，直到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應考，才考中進士。
此后又連續三次應吏部博學鴻詞科考試，皆不中。
直到29歲才在汴州董晉幕府中謀得一個觀察推官的微小官職，后回京任四門博士。
36歲時，任監察御史，不久因上書論天旱人饑狀，請減免賦稅，而被貶為陽山縣令。
憲宗時北歸，為國子博士，累官至太子右庶子，但不得志。
此后直到50歲，官職一直浮沉不定。
元和十二年，韓愈50歲時，因參與平定淮西吳元濟之役表現出處理軍國大事的才能，遷為吏部侍郎，進入朝廷上層統治集團。
但兩年后，他卻因上表諫迎佛骨而觸怒憲宗，險些被憲宗處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貶為潮州（在今廣東）刺史。
在潮州八個月，宦官殺憲宗，立穆宗，韓愈被召回朝，后歷官國子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等職，政治上較有作為。
長慶四年（824）病逝于長安，終年57歲。
韓愈在政治上主張天下統一，反對藩鎮割據。
唐憲宗時，曾隨同裴度平定淮西藩鎮之亂。
他和柳宗元政見不和，但并未影響他們共同攜手倡導古文運動。
他們反對過分追求形式的駢文，提倡散文，強調文章內容的重要性。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韓愈，曾經因為進言佛骨一事，被貶潮州，后因治政突出，遷袁州，即今江西宜春，刺袁州史。
任職袁州期間，韓愈政績卓越，并且培養了當時江西省的第一個狀元。
現宜春秀江中有以沙洲，名為狀元洲，傳說就是當年學子讀書之處。
宜春城中最高山頭建有狀元樓，宜春市區有昌黎路，都是為了紀念韓愈的特別功績。
韓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家和重要詩人，其詩力求險怪新奇，雄渾而重氣勢。
韓愈時代的詩壇，已開始突破了大歷詩人的狹小天地。
韓愈更是別開生面，也創建了一個新的詩歌流派。
他善于用強健而有力的筆觸，驅使縱橫磅礴的氣勢，夾雜著恢奇詭譎的情趣，給詩思渲染上一層濃郁瑰麗的色彩，造成奔雷摯電的壯觀。
另外韓詩在藝術上有「以文為詩」的特點，對后世亦有不小的影響。
當然韓詩中也有追求怪誕詭譎的游戲文字，是不足取的。
著有《韓昌黎集》四十卷，《外集》十卷，《師說》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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