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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唐宋八大家
“唐宋八大家”的稱謂究竟起于何時？據查，明初朱右將以上八位散文家的文章編成《八先生文集》，八大家之名始于此。
明中葉唐順之所纂的《文編》，僅取唐宋八位散文家的文章，其它作家的文章一律不收。
這為唐宋八大家名稱的定型和流傳起了一定的作用。
以后不久，推崇唐順之的茅坤根據朱、唐的編法選了八家的文章，輯為《唐宋八大家文鈔》，唐宋八大家之稱遂固定下來。
唐宋八大家乃主持唐家古文運動的中心人物，他們提倡散文，反對駢文，給予當時和后世的文壇以深遠的影響。
二、人物生平概述
1、韓愈
韓愈（768－824），字退之，世稱韓昌黎，河南人，唐代杰出的文學家、思想家，古文運動的領袖，”唐宋八大家”之首，在中國散文發展史上地位崇高，蘇東坡稱贊他為”文起八代之衰”。
他的文章氣勢宏大、豪逸奔放、曲折多姿、新奇簡勁、邏輯嚴整、融會古今，無論是議論、?事或抒情，都形成獨特的風格，達到前人不曾達到的高度。
2、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祖籍河東，生於長安，唐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杰出的文學家。
作為唐代古文運動倡導者和唐宋八大家之一，柳宗元反對六朝以來籠罩文壇的綺靡浮艷文風，提倡質樸流暢的散文。
3、歐陽修
歐陽修(1007－1072），字永叔，號”醉翁”、”六一居士”，杰出博學的散文家，宋代散**新運動的卓越領導?，唐宋八大家之一。
由於憂國憂民，剛正直言，歐陽修宦海升沉，歷盡艱辛，但是創作卻”愈窮則愈工”。
他取韓愈”文從字順”的精神，極力反對浮靡雕琢、怪僻晦澀的”時文”，提倡簡而有法、流暢自然的風格，作品內涵深廣，形式多樣，語言精致，富情韻美和音樂性。
許多名篇，如《醉翁亭記》、《秋聲賦》等，已千古傳揚。
4、三蘇
蘇洵，字明允，號老泉眉。
蘇洵和他兒子蘇軾、蘇轍被合稱為“三蘇”。
他的散文主要是史論和政，他繼承了《孟子》和韓愈的議論文傳統，形成自己的雄健風格，語言明暢，理反復辨析，很有戰國縱橫家的色彩；有時不免帶有詭辨氣息，是其短處。
著有《嘉 集》。
蘇軾（1037－1101），字子瞻，號東坡居士，生於四川眉山。
北宋大文學家、書畫家。
世稱蘇東坡。
蘇轍(1039－1112)，字子由，一字同叔，號欒城，晚號穎濱遺老，四川眉山人。
他在父兄的熏陶和影響下，自幼博覽群書，抱負宏偉。
宋徽宗繼位，他遇赦北歸，寓居穎昌，閉門謝客，潛心著述，過了十二年閑適而孤獨的生活。
政和二年病逝，終年七十四歲。
著有《欒城集》、《欒城后集》。
5、王安石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曾封荊國公，后人稱王荊公。
撫州臨川（今江西撫州）人。
北宋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學家。
中國散文史上著名的“唐代八大家”之一。
他的散文峭直簡潔、富於哲理、筆力豪悍、氣勢逼人、詞鋒犀利、議論風生，開創并發展了說理透辟、論證嚴謹、邏輯周密、表達清晰、熔?事和議論於一爐的獨特散文文體。
6、曾鞏
曾鞏（1019-1083），字子固，建昌軍南豐（今屬江西）人。
后居臨川（今江西撫州西）。
自稱"家世為儒“①曾祖歷官水部員外郎，祖父為尚書戶部郎中，父為太常博士。
《宋史》稱曾鞏年幼"警敏“，"讀書數百言，脫口成誦“②。
"十二歲能文，語已驚人“③。
但據他自稱幼時從先生受書，"方樂與家人童子嬉戲“，到十六七歲時，"窺六經之言，與古今文章有過人者“，始知愛好，并努力學習④。
到二十歲后，"歐陽修見其文奇之“⑤大約就在這時，他曾給歐陽修寫信，并"獻雜文時務策兩編“。
信里他一面稱贊歐陽修的道德文章，一面表白自己的為人志節："鞏自成童，聞執事之名，及長，得執事之文章，口誦而心記之，觀其根極理要，撥正邪僻，掎挈當世，張皇大中，其深淳溫厚，與孟子韓吏部之書為相唱和，無半言片詞舛駁于其間，真六經之羽翼，道義之師祖也。
……又聞執事之行事，不顧流俗之態，卓然以體道扶教為己務。
……信所謂能言之能行之，既有德而且有言也。
韓退之沒，觀圣人之道者，固在執事之門矣。
"曾鞏當時少不更事，而能有這樣的看法，很不簡單，所言者雖有所未盡，但大體符合實際。
又說："鞏性樸陋，無所能似，家世為儒，故不業他。
自幼迨長，努力文字間，其心之所得，庶不凡近。
……唯其寡與俗人合也，于公卿之門未嘗有姓名，亦無達者之車回顧其疏賤。
抱道而無所與論，心常憤憤悱悱，恨不得發也。
今者乃敢因簡墨布腹心于執事，茍得望執事之門而入，則圣人之堂奧室家，鞏自知亦可以少分萬一于其間也。
"這段話是表述自己的為人的。
與俗不合，抱道自守，心志如此，確不凡近。
歐陽修對于這樣的人物自是重視的。
因此，曾鞏上書之后，曾經得到歐陽修接見。
據曾鞏《上歐陽學士第二書》講，歐陽修見到他之后，曾對他說："過吾門者百千人，獨于得生為喜。
"而且當曾鞏向歐陽修告別之時，歐陽修還寫了《送曾鞏秀才序》，其文云："廣文曾生來自南豐，入太學，與其諸生群進于有司，有司斂群才、操尺度，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棄之。
……然曾生不非同進，不罪有司，告予以歸，思廣其學而堅其守，予初駭其文，又壯其志，……曾生橐其文數十萬言來京師，京師之人無求曾生者，然曾生亦不以干也。
予豈敢求生，而生辱以顧予，是京師之人既不求之，而有司又失之，而獨余得也。
于其行也，遂見于文，使知生者，可以吊有司，而賀余之獨得也。
"此序作于慶歷二年（1042），這時曾鞏雖見棄于有司，卻得到了歐陽修的賞識。
在這期間，曾鞏也結識了王安石，還曾向歐陽修推薦。
他在《再與歐陽舍人書》中說："鞏頃嘗以王安石之文進左右而以書論之，其略曰：鞏之友有王安石者，文甚古，行稱其文。
雖已得科名，然居今知安石者尚少也。
彼誠自重，不愿知于人，然如此人古今不常有。
如今時所急，雖無常人千萬，不害也。
顧如安石，此不可失也。
"這是追述前此一封信中的話，可見曾鞏對王安石曾經非常器重。
在這封信里，他不僅推薦王安石，還曾提到王回、王向，一并向歐陽修推薦。
后來，在《與王介甫第一書》里曾鞏又說："鞏至金陵，自宣化渡江來滁上，見歐陽先生，住且二十日，……歐公悉見足下之文，愛嘆誦寫，不勝其勤。
間以王回、王向文示之，亦以書來言：此人文字可驚，世所無有。
……歐公甚欲一見足下。
能作一來計否？"由此看來，在這期間曾鞏同歐陽修已有相當親密的交往。
曾鞏是在嘉佑二年（1057）歐陽修知貢舉時考中進士的。
在這之前，他不但認識了歐陽修這樣的前輩，結交了王安石這樣的朋友，而且已經同當代其他幾個重要人物如杜衍、范仲淹等都有書信來往，投獻文章，議論時政，陳述自己為人處世的態度。
不過，曾鞏所寫的這些書信，不同于尋常的"干謁“，不是請求薦引。
例如，他在《上杜相公書》中說："今也過閣下之門，又當閣下釋袞冕而歸，非干名蹈利者所趨走之日，故敢道其所以然，而并書雜文一編，以為進拜之資。
蒙賜之一覽焉，則其愿得矣。
"這封信大概就寫于慶歷五年（1045）杜衍、范仲淹等被黜離職之后。
曾鞏于此時寫信并投獻文章，正好說明他的為人和政治態度，政治上同杜衍、范仲淹一致，絕不趨炎附勢。
曾鞏既中進士，便被調任為太平州（今安徽當涂）司法參軍，又召編校史館書籍，遷館閣校勘，集賢校理，為實錄檢討官。
在這期間，曾鞏對于歷代圖書作了很多整理工作。
對于歷代圖書聚散以及學術源流多所論述，寫過一些敘錄。
曾鞏雖推崇歐陽修，但他的學術觀點和歐陽修亦有所不同。
元豐四年（1081），有詔書說："曾鞏史學見稱士類，宜典五朝史事。
"于是便"以為史館修撰，管勾編修院，判太常寺兼禮儀事“。
史稱"近世修國史，必眾選文學之士，以大臣監總，未有以五朝大典獨付一人者“，于是曾鞏入朝辭謝說："此大事，非臣所敢當。
"并有《申中書乞不看詳會要狀》，表示謙讓。
元豐五年（1082）四月，擢拜中書舍人。
這時曾鞏又有《辭中書舍人狀》，述說自己"齒發已衰，心志昏塞“，希望另選賢能。
還有《授中書舍人舉劉攽自代狀》，表示謙退。
但這年九月，曾鞏即遭母喪，因而罷職。
元豐六年（1083）四月，曾鞏卒于江寧府（今江蘇南京一帶），終年65歲。
著作有《元豐類稿》等。
綜觀曾鞏一生，歷任州郡官吏十幾年，在京師作官的時間不多。
從他的一些政論文章看，如《唐論》、《書魏鄭公傳后》、《熙寧轉對疏》、《自福州召判太常寺上殿札子》、《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等，并沒有突出的政治見解。
其主要觀點是泛稱三代之制，稱贊后周和唐初的貞觀之治，而對于宋代的政治卻沒有多少條陳和建議，與范、歐諸公不同。
他在《移滄州過闕上殿札子》中對于宋朝的現狀還是相當稱贊的。
曾鞏一生，政治表現不甚突出。
《宋史》本傳說"呂公著嘗告神宗以鞏為人行義不如政事，政事不如文章“。
這話可能有些根據。
三、著作鑒賞
? 柳宗元是中唐杰出的詩人，其詩幽峭明凈，"發纖濃于簡古，寄至味于澹泊"。
（蘇軾《書黃子思詩集后》）散文則和韓愈齊名，同被列為唐宋八大家，同為唐代古文運動的倡導者，韓愈稱柳"雄深雅健，似司馬子長"。
?貞元二十一年（805年），憲宗在方鎮和宦官擁護下，繼立為帝，主持改革的順宗被幽禁，永貞革新集團失敗。
王叔文、王被貶殺，骨干分子韓曄、韓泰、陳諫、柳宗元、劉禹錫、凌準、程異、韋執誼等均被貶為邊州司馬，這就是歷史上著名的"二王八司馬事件"。
柳宗元始被貶為邵州刺史，不半道，追貶為永州司馬。
十年之后，方徙為柳州刺史。
永州，今湖南零陵，在唐時還是一個未經多少開發的地區，僻遠荒涼。
州司馬只是安置流放官員的一種名義上的職務。
柳宗元作為一個有遠大政治抱負的革新家，在這樣的處境里，還要時刻擔心受更重的迫害，其心情之抑郁苦悶可以想見。
可以說，在永州的十年，是柳宗元生平最為困厄，最為艱難，心情也最為孤寂郁憤的十年，但正所謂禍兮福所伏，福兮禍所倚，這窮蹙的十年，居然真正造就了一個古文大家的絕世風范，就在這種環境下，就在這種心情下，柳宗元的郁郁才思得到了強烈的激發，發言為文，莫不悲惻動人，寓言、山水游記以及記敘文都取得了整個一生中最光輝最杰出的成就。
《永州八記》，《捕蛇者說》，《三戒》，《段太尉逸事狀》……這些代表柳宗元最高成就，散文史上赫赫有名的篇章都莫不作于這僻遠凄幽的永州。
幸與不幸，曷可言哉！
?"孰知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乎！"--《捕蛇者說》
? 安史之亂后至憲宗元和年間的六十年中，李唐王朝經歷著盛極而衰的歷史變遷，統治階級為揮霍享樂和應付各種危機，不惜橫征暴斂，恣意搜刮，致使民生日蹙，瀕臨絕境。
即以永州而論，此地在玄宗天寶年間有戶兩萬七千余，口十七萬。
而至肅宗乾元時期，竟驟減至戶六千余，口兩萬七千。
? 本文敘述了永州一種特有的社會現象：當地農民為免輸賦稅而爭相奔走捕捉毒蛇。
借永州捕蛇者蔣氏所述三世的遭遇，用蛇的毒害和賦斂的毒害作比襯，尖銳揭露了天寶以來賦稅的慘毒，官吏征斂的兇悍和人民遭害的深重。
蔣氏三代甘愿冒生命危險捕捉毒蛇而不愿交納繁雜的賦稅，寧可被毒蛇咬死而不堪忍受征賦悍吏的欺凌，以獨特的視角從一個側面深刻而廣泛地反映了當時嚴酷的社會現實。
作者把這種現實一言蔽之為"賦斂之毒有甚是蛇者"。
? 文章自始至終把毒蛇與賦斂聯系起來，運用烘托和對比，逐層推進，突現主題。
如文章開頭交代異蛇之巨毒，突出了蔣氏三代捕蛇的艱險和不幸；作者出于同情，表示愿幫助免除捕蛇苦役而恢復交納賦稅時，蔣氏非但毫無欣喜之色，反倒"汪然而泣"，痛陳捕蛇之不幸，不如輸稅之不幸。
文章將蔣氏捕蛇之不幸，同鄉鄰遭受賦斂損害之不幸相對比；將征賦悍吏日日騷擾鄉鄰的情景與蔣氏獻蛇之余"熙熙而樂"地茍延殘喘的境況相對比。
這樣，文章不僅表現了異蛇毒，捕蛇者可哀，而且進一步揭示出賦斂比毒蛇更可怕，廣大的普通農民比捕蛇者更凄慘。
末段以議論概括中心，順理成章地收結全文。
全篇構思新穎自然，緊湊而有波瀾。
?"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永州八記》
?永州山水幽奇雄險，許多地方還鮮為人知。
柳宗元在漫長的百無聊賴的待罪期間，便到處游覽，搜奇探勝，借以開拓胸襟，得到精神上的慰藉。
著名的《永州八記》就是這種心態之下的游歷結晶。
?《永州八記》依次包括《始得西山宴游記》、《鈷姆潭記》、《鈷姆潭西小丘記》、《至小丘西小石潭記》、《袁家渴記》、《石渠記》、《石澗記》、《小石城山記》等，八記各自獨立，又互相聯系，若斷若連，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
八記一方面精確準確再現了優美的山水景色，使讀者產生身臨其境之感，另一方面又把自己的坎坷遭遇和憂憤心情編織進去，處處浮現著自己的身影，真正做到了情景交融，使永州籠罩上了一層濃郁的凄幽的情調。
?《始得西山宴游記》。
這篇文章從"始得"著意，以精練形象的語言，生動真切的描繪，通過對登臨西山山頂所見所感的抒寫，熱烈贊美了西山的怪特，表現了作者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和在大自然中獲得精神解脫的快感。
?文章一開始，就從作者被貶之后的憂懼和漫游中透露了他在當時的處境和心境，使筆下的自然景物跟作者的身世遭遇緊密地融合在一起，又與煩囂丑惡的社會現實形成強烈的對照。
作者放跡山水之間，游遍了永州的奇山異水，就"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然而卻"未始知西山之怪特"。
?接下便寫發現西山和始游西山的經過，著重寫在山頂所見所感。
登高眺望，其高下之勢，岈然洼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遁隱，縈青繚白，外與天際，四望如一。
然后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為類。
悠悠乎與顥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
??作者的描繪，沒有直接著力于西山本身的景物，而是依據透視原理著力刻畫登臨眺望中收入眼底的遠景，通過它們之間的相互映襯，以及生動的比喻色彩的渲染，構成一幅絢麗多姿縈青繚白的山水圖畫。
作者本有遠大的政治抱負和不附權貴的高尚品格。
他對西山怪特的一再烘托，刻意渲染，熱烈贊美，正是他在逆境中堅持挺立不群的高尚品格的自我表現。
面對如此美景，作者于是乎"引觴滿酌，頹然就醉，不知日之入"，直到"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
心凝形釋，與萬化冥合"。
作者當時常懷憂懼，滿腔幽憤。
而登臨西山頂峰所獲得的與大自然渾而為一，超然物外的感受，使作者的憂懼和悲憤一掃而空，精神上暫時獲得了莫大的解脫。
? 《鈷姆潭記》是《永州八記》第二篇。
鈷姆潭，形狀象熨斗的潭。
開端"鈷姆潭在西山西"，只用七字既點了題，又交代了潭的位置，而且與第一篇《始得西山宴游記》連接了起來。
? 作者寫潭，先寫潭的形成過程，重點在水與石的兩次搏擊。
作者運用了擬人化的描寫，使水獲得了生命力，顯得有聲有色。
水之來，不是流而是奔，寫水之搏擊，不用蝕而用嚙，生動地表現了水對準山石，毫不放松的沖擊。
寫水之去，不用流淌，而用徐行，仿佛可見那安詳舒緩的漾漾漫流。
潭水源于冉水，"奔注"而下，可見急湍似箭，直瀉千里的氣勢。
突然碰到了山石，于是兩下抵住，石因有靠山，水只能"屈折東流"。
旋即因"顛委勢峻"的有利地形，水重新積蓄了力量，開始"蕩擊"，咬嚙著山石的邊緣。
柔能克剛，結果形成了一個"旁廣而中深"的潭。
它廣闊近十畝有余，表面平靜，縱深清澈，周圍有碧樹環境，高處有泉水流瀉。
其寧靜幽雅與前之激烈的搏斗恰成強烈的對比。
? 潭上美景，作者留戀不已，亟游不止，引起了要賣田的潭上居者的注意，因而上門來求售。
作者"樂而如其言"。
買下之后，動手改建，潭上景色盡收眼底，于是樂不思土。
作者失意遠貶，本來是"不樂居夷"、"不忘故土"的，現在卻因為得到了這個潭，竟至樂于居夷，忘懷故土，充分表明了作者對鈷姆潭的深厚感情和潭上景色的高度贊美。
然而，作者只不過是苦中作樂罷了。
表面上曠達閑適，內心卻是沉痛悲哀，潭上美妙的景色處處透出凄清的意味。
? 《鈷姆潭西小丘記》是《永州八記》第三篇。
鈷姆潭的形勢，主體是水；小丘的形勢主體則是石。
作者著重描寫石的"奇"，同樣運用了擬人化的手法。
"突怒偃蹇"，不僅寫出了石的形狀，更寫出了石的神態，再進一步，用一個"負土而出"的出字，又寫出了石的動作。
石的奇狀既多到殆不可數，當然無法寫盡，于是舉出其中的兩組作為代表，"其然相累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沖然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生動細致，可謂"詞出意表，而刻畫無上"。
?然而如此美好奇特的小丘，居然是主人的"棄地"。
棄到價止四百，而且連歲不能售。
小丘的遭際震動了作者的心，于是他憐而買之。
得到小丘后，"即更取器用，鏟刈穢草，伐去惡木，烈火而焚之。
"這番去除務盡的行動，是對自然界穢草惡木的憎惡，但又何嘗不是傳達出作者對社會邪惡勢力的深惡痛絕！聲東擊西，指桑罵槐而已。
當鏟刈焚燒之后，嘉木美竹奇石一下子展現在新主人面前，小丘恢復了它天然幽美的風姿，而且：
??由其中以望，則山之高，云之浮，溪之流，鳥獸之遨游，舉熙熙然回巧獻技，以效茲丘之下。
枕席而臥，則清泠之狀與目謀，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能至焉
??得意之余，回想發現和得到小丘的過程，不禁感慨系之。
小丘就是小丘，放在帝畿則為名勝，在遠州則為棄地。
被棄置的小丘"農夫過而陋之"，為作者和他的朋友所賞識，從而徹底地改變了命運，而這僅僅是偶然的機緣巧合，太難得了。
如此前寫小丘之勝，后寫棄擲之感，高興之余頓處凄清，轉折之中獨見幽憐。
名為小丘，實為作者而已。
《至小丘西小石潭記》是《永州八記》的第四篇。
作者從鈷姆潭西小丘，又西行一百二十步，忽然聽到竹林后傳來如佩環相鳴的淙淙水聲，不由得"心樂之"。
"伐竹取道"后又見到潭水清冽，潭石崢嶸，潭樹青翠，蒙絡搖綴，這是在心樂之下所見到的情景。
文章在以引人入勝的筆墨點出小石潭之后，便緊緊抓住"水尤清冽"一句展開描寫。
首先它從石字上落筆，刻畫"全石以為底"的小石潭的形狀，從而寫出潭水清澈的原因。
然后再運用實中寫虛、靜中寫動的手法，通過描寫"皆若空游無所依"的魚，反襯出潭水清澈的程度。
這里沒有一字一句寫水，只是借助客體去表現主體，使它象浮雕一般給人一種立體感。
同時他描寫潭水之清，又是為下文"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乃記之而去"作好鋪墊，從而將自己當時那種抑郁失意的心情，巧妙地寄寓在凄清幽邃的自然境界之中。
接著他細看清潭中的游魚；
??潭中魚可數百頭，皆若空游無所依。
日光下澈，影布石上，怡然不動，出爾遠逝，往來翕忽，似與游者相樂。
??潭中魚數語，體物神妙。
柳文峻潔清深，于斯畢現。
此時此刻，宛若莊子觀魚時的那種物我同一，樂而忘形的境界。
然而，這種怡樂的心境起了變化。
當他抬頭西南遠望水源時，見到水流曲折明滅，岸勢犬牙交錯，"不可知其源"，有一種變幻無定，深不可測的感覺，這時他仿佛受到了震動，四周的竹樹再也不復是先前那"蒙絡搖綴，參差披拂"的生氣勃勃的景象，而顯得"寂寥無人，凄神寒骨"，以至"以其境過清，不可久居"而匆匆離去。
?此文在游歷程序上與前三篇相銜接，而在寫景狀物上更趨精粹，在心態表露上更趨隱蔽。
盡管《小石潭記》在八記中算是色調比較明麗的一篇，然而讀到最后還是能體會到凄冷抑郁的心緒。
? 《袁家渴記》是《永州八記》第五篇。
本文先從永州的全景全貌著筆，通過賓主之間的對比和映襯，突現出文章所要描寫的主要對象。
袁家渴的景物，參差錯落，色彩班駁。
水有聲，山有色，枝干扶疏，花葉搖曳。
山山水水，花花草草，皆成文章。
如描寫風從四面山上下來搖蕩花草樹木的景象：
??每風自四山而下，振動大木，掩苒眾草，紛紅駭綠，蓊勃香氣；沖濤旋瀨，退貯溪谷；搖揚葳蕤，與時推移。
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
??對樹用搖動，對草用掩苒，對花卉用紛紅駭綠，均是生動細致而傳神，精妙而準確。
? 《石渠記》是《永州八記》第六篇。
此篇寫泉水和泉上景物，各具特色。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上。
有泉幽幽然，其鳴乍大乍細。
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許步。
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
諭石而往，有石泓，菖蒲被之，青鮮環周。
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墮小潭。
潭幅員成百尺，清深多修魚。
又北曲行紆余，睨若無窮，然卒入于渴。
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庥焉。
風搖其巔，韻動崖谷。
視之既靜，其聽始遠。
??石渠、石泓和小潭，這三個方面的景物雖然同在一個畫面里，但是它們的特點卻又各不相同。
石渠的特點是狹窄，所以渠中的泉水也就微弱，碰上石頭，不是激起巨浪，而是伏出其下；石泓的特點是低洼，因此積水比石渠較深，被菖蒲青苔覆蓋或環繞著；而小潭的特點則是清深，所以石渠的水流入潭中，并且可以看到里面魚的情況。
除此之外，作者還寫了泉上的石頭樹木花草和竹子，特別是側重于風聲的描繪上。
風搖動著竹樹的梢頭，產生震撼崖谷經久不息的回響，從而使讀者由視覺轉入聽覺，給那些畫圖似的景物，再加上一種詩韻般的音樂美。
? 《石澗記》是《永州八記》第七篇。
本篇緊承上文，所寫的景物仍舊是泉水、石頭和樹木，但作者善于捕捉共性之外的個性，如：
??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亙石為底，達于兩涯。
若床若堂，若陳筵席，若限閫奧。
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響若操琴。
??對水中石頭，泉水都用"若"字表明，而對泉上的樹和石，則用翠羽、龍鱗來直接比喻，"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
由于采用了多種比喻手段來精確形象地進行描繪，所以毫無重復之感，反而覺得洞天之中又有無窮洞天
?《小石城山記》是《永州八記》最后一篇。
作者先著力描繪小石城山的形狀、布局和奇異的景色，然后轉入到議論造物者的有無，用設疑的曲筆批判了天命觀，同時傾吐了自己橫遭貶謫、壯志難酬的悲憤。
文章跌宕開合，尺幅千里，正如前人所說："筆筆眼前小景，筆筆天外奇情。
"作者寫小石城山的景物，主要是在抒發一種感想。
當時有人認為美好事物是天用來安慰被侮辱的賢人，有人認為美好景物是靈秀之氣所造成的，作者都加以否定。
??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
及是，愈以為誠有。
又怪其不為之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其伎，是固勞而無用。
神者倘不宜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
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此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
是二者，余未信之。
??作者在這篇里發這種感想，是因以上各篇中所發出的身世之感密切結合著的。
要是相信 天是有意志的，那么作者的被貶斥，是天意，也就用不到愁怨不平了。
要是相信這些美好景 物是天用來安慰賢人，那就不免要自我陶醉，會忘掉自己遭受迫害的愁怨不平。
正由于作者不相信 這些，所以把個人的身世之感同山水結合起來寫，寫得情景交融。
從這些山水記中顯出作者 不相信天有意志，感嘆自己遭受迫害的思想情趣來：
?一腔心事付幽勝，
?多少凄楚煙水中！
唐宋八大家中韓愈與柳宗元與古文運動的關系:
所謂“古文”的復興，有賴于韓愈的出現。
而說到韓愈，則必須看到他的多面性。
一方面，韓愈具有積極維護封建專制和儒家“道統”的熱情，而另一方面，韓愈又是一個個性很強、自我表現欲很強的人。
在他的怪怪奇奇、汪洋縱肆的詩歌中，我們已經可以感覺到他的不甘凡庸、喜好張揚外露的氣質，而“花前醉倒歌者誰，楚狂小子韓退之”（《芍藥歌》）這一類自我描述，更不是拘謹斂束的形象。
甚至，他以上追孟子、繼承道統自命，也可以說是上述兩方面因素的共同表現。
所以，當韓愈投入古文復興運動時，他的態度與前人實有很大的不同。
在以復興儒學為核心宗旨的基本立場上，他確是繼承了前人；但他的整個散文理論，特別在變革文風、推進創作方面，卻增添了許多新的和更為合理的內容。
而古文運動獲成功，不僅由于他的理論，更重要的，是由于他寫出了許多富于個性、才力和創造性的佳作，從實踐上重新奠定了散體文的文學地位。
同時，他大力提倡與呼吁文體改革，團結了一批撰寫散體文的作家，使散體文創作形成了一股較大的文學潮流。
《舊唐書·韓愈傳》說：“大歷、貞元之間，文字多尚古學，效揚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獨孤及、梁肅最稱淵奧，儒林推重。
愈從其徒游，銳意鉆仰，欲自振于一代。
”其中，獨孤及對韓愈的影響應該是間接的，因為大歷十二年獨孤及去世時，韓愈才十歲。
但梁肅對韓愈卻有直接影響。
韓愈《與祠部陸員外書》中曾說到過梁肅對自己及朋友的提攜，《唐摭言》還記載韓愈、李觀、李絳、崔群在梁肅處游學，三年未得見面，而一見之下，梁肅大為稱賞，于是十分推獎他們的文章。
這可能是后人杜撰的故事，但韓愈接受了梁肅的散文理論，則無可懷疑。
不過，韓愈的古文理論絕不是簡單地抄襲或因循前人的見解，它的實際內容要豐富得多。
第一，韓愈主張寫散文“宜師古圣賢人”（《答劉正夫》），但學習古文，并不因為“其句讀不類于今”，而是“學古道則欲兼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題歐陽生哀辭后》），也就是說，學古文根本上是為了學習“道”。
表面看來，這與蕭穎士、獨孤及、梁肅等人的思想并沒有區別，但是，蕭穎士等人所說的“道”只是指倫常教化、道德規范，即儒家學說中的外在倫理規范，而韓愈所說的“道”則兼指（有時偏重）人的內在道德修養和人格精神。
他在《三器論》中曾說過，“不務修其誠于內，而務其盛飾于外，匹夫之不可”，在《答尉遲生書》中又說過，“夫所謂文者，必有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