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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理趣，就是說理的意趣、妙趣。
散文的理趣，是指散文闡釋事理的生動形象和新穎有趣，有的學者這樣解釋“理趣”：所謂“理趣”，就是藝術作品包涵了道與理的精妙意味……說理散文的理趣是通過豐富的聯想和想象、生動的描寫和敘述、精彩的分析和概括、不拘一格的行文結構和活潑風趣的語言表現出來的。
那么，如何品味說理散文的理趣呢？
首先，要從整體上感知作品的思想感情。
這是品味說理散文理趣的基礎。
說理散文的理趣，既是為表達思想感情服務的，也是思想感情表達的藝術效果。
作者的思想感情決定了理趣的性質、品味、風格。
把握了文章的思想感情，就能從文章的整體上，從較高的層面上，觀照和品析理趣的性質、品位、風格。
閱讀中如果忽略整體感知說理散文的思想感情，便不能準確地判定和品味說理散文的理趣。
例如 魯迅 先生的《夏三蟲》一文主要是揭示這么一種社會現象：為統治者效勞的幫閑文人在損傷、迫害別人之前，總要發一通議論，講一番害人有理的道理，而他們使用的手段是故弄玄虛，無節操，卑劣下作。
作者對這種現象的揭示和批判并非直截了當，而是運用形象化的手法，以“蚤”、“蚊”、“蠅”為喻體，將它們的丑惡面目很滑稽地放大了暴露出來。
例如跳蚤吮血，“雖然可惡，而一聲不響地就是一口，何等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了，“當未叮之前，要哼哼地發一篇大議論”，“所哼的是在說明人血應該給它充饑的理由”；蒼蠅不嗜血，只是想“占一點便宜”，與蚊子比，“總要算還有一點道德的”。
如果把握了作者的思想感情，我們就不難理解文章的寫作意圖：明寫昆蟲，實寫惡人。
“夏三蟲”彼此半斤八兩，怎么會有“可愛”與“不可愛”之分，哪里有“道德”可言呢？作者將荒誕的人事作正面“歌頌”，無疑強化了對荒誕人事的批判與嘲諷，這正是文章的理趣之所在。
其次，說理散文的理趣既然是說理散文的思想感情表達的藝術效果，就不能不從表現方法上進行分析。
依據說理散文風格、特點的不同，可從多方面入手。
比如教學魯迅的《夏三蟲》，可體會想象的妙用。
作者為了批判幾種不同的陷害忠良、殘害百姓的邪惡勢力，把他們想象成“蚤”“蚊”“蠅”。
如此想象，表達了作者對邪惡勢力的極端蔑視，增添了文章的奇趣。
學習聶紺弩的《我若為王》，可體會夸張的妙用。
“我若為王”本是一種假設、一種想象，作者順著這種荒誕的念頭一直想下去：“我”的妻子兒女，“我”的親眷，將“如何地尊貴”，將“如何地被人們像捧天上的星星一樣捧來捧去”……把不合理、不現實的事情夸張到極點，讓讀者在荒誕的描寫和諧謔的議論中體會到文章的理趣。
學習朱光潛的《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態度》，可體會設喻說理的意趣。
文章采用“打比方”的寫法，假設三種不同職業的人，面對一棵古松，持有三種不同態度，形象地說明了美學中的“實用的、科學的、美感的”三種觀照態度。
這里需要說明的是，這里所舉的只是這些文章的突出特點，而不是各篇文章的惟一特點，實際上每篇文章都會有諸種寫作上的妙處，而且是相互交叉、不可拆分的。
第三，要品味作品的語言。
說理散文的語言不僅一如其他散文，具有形象性、趣味性、獨創性，而且具有哲理性、深刻性、凝練性的特點。
說理散文的語言是極其個性化的，魯迅有魯迅的風格，他的文章像一把匕首，能以寸鐵殺人，一刀見血，抓住重要之點之后，只消三言兩語就可以把主題道破；聶紺弩有聶紺弩的風格，雖然“紺弩的‘魯迅筆法'幾乎可以亂真”（夏衍《雜文復興首先要學魯迅》），但聶紺弩畢竟是聶紺弩，他的辛辣的筆鋒里多了些許細膩的成份；朱光潛有朱光潛的風格，他是著名的美學家，他最擅長寫普及型理論文章，因而他的語言既通俗易懂，又富有文學性、趣味性。
同樣，瞿秋白、夏衍等人也各有自家風格。
揣摩作品的語言，體味作家的獨特風格，有助于我們從各個方面品味說理散文的理趣。
第四，要將品味理趣與品味情趣結合起來。
散文大多包含一定的情趣和理趣，而且往往情中含理、理中含情。
情趣、理趣是相對的分法，許多抒情散文融合著哲理性的感悟與思考，因其哲理而顯示其情感的深刻性；許多說理散文融入了充沛的感情，因其感情而使說理更加能感染人、鼓動人。
例如，魯迅的《戰士和蒼蠅》議論戰士的高大和蒼蠅的藐小，高大與藐小形成一種意趣，同時也表達了作者對戰士的頌揚之情和對反動派的厭惡之情；聶紺弩的《我若為王》揭示專制主義和奴性人格在當時中國社會存在的不合理性，作者的痛恨之情也深含在字里行間；朱光潛的《我們對于一棵古松的三種態度》既形象地闡述了美學中三種不同態度，又情不自禁地流露出作者審美愉悅的情感。
當然，品味說理散文的理趣，有個“見仁見智”的問題。
鑒賞者的個性不同，文化素養不同，鑒賞角度不同，鑒賞散文的所得也不盡相同。
因此，我們在品味說理散文的理趣時，可以結合自己獨有的人生體驗和知識積累，發揮創造性思維，進行個性化的審美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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