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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放派以蘇軾、辛棄疾為代表，表現出充沛的激情，豐富的想象力和變化自如、多姿多彩的語言風格，作詞豪放、大氣。
豪放派特點大體是創作視野較為廣闊，氣象恢弘雄放，喜用詩文的手法、句法寫詞，語詞宏博，用事較多，不拘守音律，然而有時失之平直，甚至涉于狂怪叫囂。
南渡之后，由于時代巨變，悲壯慷慨的高亢之調應運發展，陳與義、葉夢得、朱敦儒、張孝祥、張元傒、陳亮、劉過等人承流接響，蔚然成風。
豪放詞派不但震爍宋代詞壇，而且廣泛地影響詞林后學，從宋、金直到清代，歷來都有標舉豪放旗幟，大力學習【蘇軾、辛棄疾】的詞人。
它不僅描寫花間、月下、男歡、女愛。
而且更喜攝取軍情國事那樣的重大題材入詞，使詞能象詩文一樣地反映生活，所謂“無言不可入，無事不可入”。
它境界宏大，氣勢恢弘、不拘格律、汪洋恣意、崇尚直率，而不以主含蓄婉曲為能事。
詞論家對【蘇軾詞】所作的“橫放杰出” “詞氣邁往”“書挾海上風濤之氣”之評，對【辛棄疾】所作的“慷慨縱橫”“不可一世”之評，可移向豪放派。
豪放派內部的分派較少，僅有【蘇派、辛派、叫囂派】三個階段性的細支。
其風格雖然總稱豪放，然而各詞人風格亦有微差：蘇詞清放，辛詞雄放。
蘇軾是位偉大的文學家，他文學表現的形式和內容是多種多樣的，單就所開創的豪放詞內容而言，他“以詩為詞”，把詩的題材、立意帶入詞的天地，開創性地培植出豪放一派。
他的詞注重“放”，意境極其高遠，格調異常清新，在詞史上起到繼往開來的作用。
《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是他的一首秋詠月兼懷親人的抒情之作，又極好地表達了他丙辰（宋神宗熙寧九年，公元1076年）知密州時的個人狀態：
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
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何事長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但圓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此詞上闋從月亮起興，借傳說中的月宮境界發出天上人間的疑問，由此萌生“我欲乘風而去”的遁世念頭。
繼而又擔心“高處不勝寒”，覺得人間的美好勝過天上。
在這瀟灑的文字里蘊藏著他思想上“遁世”與“入世”的矛盾。
他所表達的內容深刻地揭示了他對《莊子》的理解，以致字字行行如此飄逸雋永。
“轉朱閣”三句，從眼前月光的轉移，逐至心中的“照無眠”，概括出天下人間的別離苦，也寄寓了懷念子由的手足深情。
結尾兩句仍舊表達了他達觀、積極的處世態度，基調是健康的，展現了他仕途坎坷卻任意沉浮的心態。
這于相隔數年后，宋神宗元豐五年（公元1082年）謫居黃州所作的《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中的“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朗”是相差無幾的，但在內容上卻相差較大，而是拋卻蟾宮轉至人間瑣事。
這首詞是蘇軾高曠、飄逸豪放風格聚集的代表之作。
特意選取的“水調歌頭”詞牌和鑲嵌的內容都充分地表達了他在知密州時“歡飲達旦，大醉，作詞篇，兼懷子由”與“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的心態。
此作完美地展示了他的心態，是他在個人趣味上積極地宣泄了心中的郁悶之情；當然，也較完整地體現了他對人生的渴讀。
這種對生活的渴讀與深思，正是他豪放詞的骨肉。
他收放自如，馳騁縱橫，任意天地而不拘一格。
這種豪中展望的“放”是前無古人后無來者的。
宋神宗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蘇軾因烏臺詩案，被貶往黃州充團練副使，游赤壁時所作的《念奴嬌·大江東去》，吊古傷懷，淋漓盡致地展現了他個人才華和豪放風格。
念奴嬌
赤壁懷古
大江東去，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
故壘西邊，人道是、三國周郎赤壁。
亂石穿空，驚濤拍岸，卷起千堆雪。
江山如畫，一時多少豪杰！
遙想公謹當年，小喬初嫁了，雄姿英發。
羽扇綸巾，談笑間，檣櫓灰飛煙滅。
故國神游，多情應笑我，早生華發。
人間如夢，一尊還酹江月。
此詞寫于他四十七歲時，不單描繪了赤壁的雄偉景色，而且豪情激蕩地歌頌了古代英雄的業績，抒發了他壯志難酬的不平之氣，開拓了詞的意境,使詞“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③。
詞上闋以“大江東去”開篇，豪氣十足地展現了赤壁風起浪涌的開闊意境,感慨深沉，起筆不凡,將浩蕩之江流與千古之人事并收筆下以派遣。
千古風流人物也被大浪淘盡,更何況是一般人呢？于是，他釋然，對生命有所感悟，心緒頓時明澈。
接下來的詞敘更是撼人心魄，不僅描繪出周瑜的英雄形象，更傾注了自己追慕的敬意和向往。
結尾的“人間如夢”照應開頭的“浪淘盡、千古風流人物”，點明了消極悲觀不是人生的真諦，超脫飛揚才是生命的頌歌。
既然人間世事仿佛一夢，何妨將尊中之酒灑落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脫卻苦悶，從有限中創造無限，創造人與自然氣化和諧的藝術之境。
④這種心境和他的“前后赤壁賦”所展露的情懷等同，只不過是換了詞的形式來表達，少了深沉而多了飄逸。
蘇詞的內容所表達的是其對人生的渴讀，也是其個人本性自然而然的宣泄，睹物而思，不拘而自曠達。
這與辛詞不同，辛棄疾更多的是以詞煉史。
如果說蘇詞里我們總能看到一位“仙者”，那么在辛詞里則更多的看到的是帝王將相類的“志士”。
而他們唯一相通的，只是內容所蘊藏的豪放之氣。
辛棄疾的《永遇樂·千古江山》是他在開禧元年（1205）年任鎮江知府時作，時年六十六歲的他登上鎮江的北固亭，面對大好河山，追慕古代英雄，感嘆自己恢復中原的雄心壯志已不能實現，從而抒發內心的憂憤。
永遇樂
京口北固亭懷古
千古江山，英雄無覓孫仲謀處。
舞榭歌臺，風流總被、雨打風吹去。
斜陽草樹，尋常巷陌，人道寄奴曾住。
想當年，金戈鐵馬，氣吞萬里如虎。
元嘉草草，封狼居婿，贏得倉皇北顧。
四十三年，望中尤記、烽火揚州路。
可堪回首，佛貍祠下，一片鴉社灶鼓。
憑誰問：廉頗老矣，尚能飯否？
這首詞先寫滿眼大好河山，追念到曾經活躍在這里的兩位歷史人物：一是北御強敵、內固國本的孫仲謀；一是金戈鐵馬、氣吞萬里的劉寄奴。
贊揚他們的英雄氣概，也就是對南宋朝廷茍且偷安的譴責；追慕他們的英雄業績，也就是對自己壯志難酬的慨嘆。
他對北伐的主張是，既要武力抵抗，又不可急躁冒進。
這一主張也從下闋得以體現。
然而結尾三句，借古人廉頗自比，充分說明了他抗金的壯志，同廉頗為趙獻身的精神一樣到老不衰，但處境卻不如廉頗。
蘇軾（公元1037－1101年），北宋文學家、書畫家，眉山（今屬四川）人，字子瞻，號東坡。
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年）后蘇軾登上仕途，早年曾一度反對王安石推行新法，被諫官李定等人以訕謗新法罪逮捕入獄，即“烏臺詩案”，后被貶黃州充團練副史。
哲宗元佑元年（1086年）司馬光執政，盡廢新法，他又激烈反對，特別是廢除免役法。
之后由于統治集團內部的傾軋，他又一貶再貶，最后到儋耳。
元符三年（1100年）徽宗即位，他才遇赦北歸，此年行至常州病卒，追謚“文忠公”。
蘇軾豪放詞特有的飄逸高曠并非來無根由的，外因取決于他一生仕途的坎坷。
盡管一貶再貶而浮沉不定卻終身在任，這磨礪得他為士意志消沉而少爭，但始終還保留達觀的積極心態。
在《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中“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此三句明寫自然氣候，但也委婉地暗示自己已經受得起政治斗爭的風風雨雨，展望前途仍然抱有樂觀的心態。
除個人經歷（主要是仕途坎坷）外，蘇軾之所以豪放的思想基礎是因為他喜讀《莊子》，并且從小受到受著良好的儒家“修齊治平”教育，加之其天資聰慧，將佛、儒、道三家的思想融會貫通，進而形成自己理性、大氣、飄逸的思想性格。
由此他寫出任意天地間的豪“放”之作亦不足怪。
據《宋史·文苑傳》載，他曾說過“吾昔有見，口未能言。
今見此書，得吾心矣。
”《莊子》對蘇軾豪放性格的產生有著重大的影響，可以說他的曠達超脫之“放”本源于此。
不過也因為此使得他在政治斗爭之內外亦顯得玩世不恭，甚至消極出世。
在《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里，“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
”極好地展現了他這種心態。
他的大氣在“把酒問晴天”一句中展現得淋漓盡致，與李白“飛流直下三千尺”一唱一和。
他思想心態上的飄逸高曠的性格在這首詞中表現得最是絕美，“不知天上宮闕，今昔是何年”、“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無一不是，毋需贅言。
“因為他的詞是他獨特的思想個性,精神氣質所鑄,別人是學不來的。
”⑤
蘇軾的個人經歷與性情、思想狀態決定了他開豪放一派是有著深厚的思想基礎和人生積淀的。
辛棄疾（公元1140－1207年），字幼安，號稼軒，歷城人，生于南宋，他出生時他的家鄉已被金統治者占領了十二年，人民生活艱難。
宋高宗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年僅二十二歲的他便組織了一支兩千多人的隊伍，參加了山東耿京領導的擁有二十五萬人的農民抗金起義軍。
耿京委任他“掌書記”。
他認為散處在金人后方的起義軍應該和南宋朝廷聯系，以便戰時配合。
于是耿京派他去和南宋朝廷聯系。
當他完成了使命北返時得知耿京已被叛徒張安國殺害，他就約集了起義軍首領王世隆、馬全福等率領五十名騎兵，奔襲濟州，闖入有五萬人的軍營中，活捉了張安國，并策動在濟州的耿京舊部近萬人反正，跟著他渡江南下。
渡江以后他把張安國交給朝廷，審明罪狀，斬首示眾。
這一英勇行為，他一生常引以為豪。
正因為此，在詞作上總能看到收放自如、慷慨雄渾的“豪”。
這和蘇軾的“放”是有本源區別的。
我國宋代的蘇東坡和辛棄疾，同為宋詞豪放派的代表人物。
他們的詞的風格，既有同，又存異，都為宋詞以嶄新的面貌躍上文壇而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蘇軾以他豪放的感情，坦率開朗的胸懷，改變了晚唐五代詞家婉約的作風，開創了豪放詞派的風格，辛棄疾又繼承發揚了這種豪放的浪漫主義的詞風，創造了更為雄奇闊大的意境，更是生動突兀，筆酣墨飽，氣勢飛舞。
蘇辛詞的豪放曠邁的藝術風格，有其相同的一面，那就是他們的詞中，都飽含著濃烈的奔放的豪情，表達了詞人的對生活無比熱愛和豁達的樂觀態度，以及要求為國家建功立業的理想。
正是他們的這種豪情壯志，決定了蘇辛詞的獨特創作個性和藝術風格。
由于蘇辛詞所反映的生活題材的擴展，詞的意境的提高和加深，因而詞人的生活和思想在詞里得到更充分的表現，詞人的創作個性和作品的藝術風格也就更鮮明地呈現了出來。
例如蘇詞《念奴嬌·赤壁懷古》中，奇偉壯麗的江山景物，歷史上杰出人物的英雄氣概和豐功偉績所構成的宏偉壯觀的藝術形象，正是蘇軾積極有為的抱負，開闊爽朗的性格，以及他那種不因政治上受挫折而喪失生活興趣的人生態度的充分反映，是他豪放曠邁的藝術風格的集中表現。
又如辛詞《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中，面對滾滾不盡的長江，追緬往事，遙想將來，心潮澎湃。
贊揚杰出的歷史人物，諷刺茍安求和者，表示了堅決抗金，收復中原的堅強信念，傳達出老當益壯的豪情壯志。
詞中豪邁激越的藝術風格，與蘇詞“大江東去”有著異 曲同工之妙。
同樣的豪放風格，在東坡詞和稼軒詞中，又表現出了明顯的差別。
蘇詞的豪放風格，跳蕩流溢著自由奔放，樂觀開朗。
他的那種自由揮灑的寫作態度和變化不測的篇章結構緊緊地交織在一起，形成了蘇詞豪放的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征。
辛詞的豪放風格，常常飽含著辛詞所特有的豪壯而蒼涼，雄奇而沉郁的個性，他所創造出來的比蘇詞更為雄奇闊大的意境與他生動而夸張的描繪及想象，構成了辛詞豪放的浪漫主義的藝術特征。
蘇軾對生活的樂觀，對理想的熱烈追求，使他的詞總是那種活潑自然，動蕩跳躍，慷慨激昂，鏗鏘作響。
辛棄疾因國家仇民族恨的長期壓抑，使他的詞既豪邁奔放，慷慨激昂，熱情澎湃，而又憂思悲壯，沉郁蒼涼，政治理想和社會現實的矛盾，妥協投降派的排擠打擊，決定了他的詞沒有也不可能有蘇軾詞的那種空曠灑脫的風致。
作為生活豐富、思想復雜、才華卓越，藝術上成熟并孜孜以求的詞人，東坡和稼軒的詞的藝術風格是多樣化的。
除了那些抒發個人豪情壯志的作品豪放奔騰的主流之外，也有許多纏綿瀟灑、淡遠飄逸之作。
蘇軾的悼亡詞，顯得沉痛悲涼；描寫農村生活的詞，又那樣輕快明朗；抒發寂寞情感的詞，顯得幽冷；描繪復醉三更的詞，又那樣地飄逸。
辛棄疾的詞，才兼眾體，不拘一格，能剛能柔，縱橫如意。
他的長調宛轉激昂，短調溫柔慷慨，或縱橫奮厲，或婉麗清暢，他的這種依作品內容而表現出不同的風格韻致，充分體現了詞人卓越的藝術才華和高超的駕御能力，以及矛盾復雜的思想感情。
蘇辛的詞的風格特征的形成，還表現在對作品題材的開拓擴展方面。
他們進一步沖破了晚唐五代以來專寫男女戀情，離愁別緒的舊框子，放大了詞的意境，豐富了詞的生活內容。
蘇軾把過去詩家慣用的懷古、感舊、記游、說理等題材，用詞來加以反映表達，給詞的創作帶來更為廣闊的領域和勃勃氣機。
辛棄疾進一步地、充分地發揮詞的抒情、狀物、記事、議論的功能，融匯詩歌、散文、辭賦的特長，豐富了詞的表現手法和語言技巧，正是這種大膽的獨創，形成了蘇辛詞獨特的藝術風格。
蘇辛在駕御語言的能力方面，更見其技藝的高超。
前人說蘇軾以詩為詞，辛棄疾以文為詞。
蘇軾在語言上一變花間詞人鏤金錯采的作風，多有陶淵明、李白、杜甫、韓愈的詩句的吸收，偶然也運用當時口語，給人以一種清新樸素的感覺。
辛棄疾比之蘇軾，他不僅運用古體近體詩的句法，還吸收了散文、駢文和大量的民間口語入詞，不論經史，諸子、楚辭、以及杜甫、李白的詩；韓愈、柳宗元的文，往往信手拈來，糅入詞中，形成了新鮮活潑的氣息。
同樣的運用口語，同樣的新鮮活潑氣息，同樣的豪放主調，同樣的多樣化的藝術風格，把兩位杰出的詞人連在了一起，后人以“蘇辛”并稱，并推為豪放詞風的代表，他們是當之無愧的。
蘇軾和辛棄疾豪放詞是有相同和差異的。
相同處在于他們把個人的才華和性情通過詞較完美地展示出來，蘇軾開創豪放派詞風，辛棄疾極大地繼承和發展了它。
他們詞風的異同是由他們的學識、志趣、經歷以及所處的宋代特殊的歷史、社會和人文環境共同造就的。
總而言之，蘇軾豪放詞重在“放”，是高曠、飄逸的；辛棄疾豪放詞重在“豪”，是慷慨、雄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