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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數月來，由于秋石先生《愛護魯迅是我們的共同道義》一文在2002年9月17日《文藝報》的刊發，周海嬰先生《魯迅與我七十年》的若干內容在學術文化界引起了廣泛的關注和討論。
但是，我感覺到秋石先生的文章自身帶有根本性的缺陷——缺少實事求是的態度，因而也產生了不少偏頗和失實之處。
<BR></U><BR> <STRONG>怎樣從總體上估價《魯迅與我七十年》</STRONG><BR><BR> 秋石先生說：“這本書，與其說是《魯迅與我七十年》，倒莫不如取名為《我這七十年》更要貼近得多。
這是因為讀者所要從中汲取的精神營養實在可憐得很。
”<BR><BR> 事情果真如此么？<BR><BR> 無論就我個人讀這本回憶錄的印象，或者是看到、聽到的許多朋友對《魯迅與我七十年》的讀后反映，基本看法是一致的：都認為這是一本好書。
好在哪里？首先是真實地寫出了偉大魯迅作為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和豐富的感情世界。
海嬰以他獨特的視角和樸素坦誠的敘述，不帶光環地還原給讀者一個有血有肉的魯迅。
像有關海嬰出生的陳述；像清晨時分魯迅躺在床上“瞇起眼睛”看海嬰為自己的煙嘴裝一支煙的神情；像在庭院內種南瓜以及收獲時給內山家送南瓜所體現的魯迅父子的情意；海嬰與小朋友在家中玩耍不慎撞碎玻璃以致右腕汩汩出血，魯迅為之默默包扎，不加責罵；有一次海嬰賴著不肯去學校，魯迅起初用報紙卷假意要打屁股，但當他了解海嬰氣喘病發作的實情后，立即要許廣平向老師請假，并親自向堵在家門口的小朋友做了解釋；……這些都可以說是一篇篇好讀的散文，充滿著濃郁親切的人情味，也滲透著魯迅人文精神所特有的強烈的現代性。
即使后半本所記述的一些事情已在魯迅逝世以后，卻依然貫穿著“幼者本位”這種人文精神。
像192頁所敘述的海嬰9歲時一次受“測試”的經歷，使作者幾十年后想來“仍不寒而栗”，禁不住要發出“祈愿天下所有的孩子都不要遇到這種‘測驗’”的呼吁；255頁寫到的光夏附小國文老師對學生體罰的慘烈場面以及許廣平得知后采取的行動；這些文字背后，可以說都有一顆魯迅的靈魂在吶喊。
也許在有的同志心目中，這些都是無謂的瑣事。
但其實，離開了這類“瑣事”，魯迅精神的偉大也就無從突顯。
<BR><BR> 不僅如此。
在《魯迅與我七十年》中，海嬰還懷著深摯的敬意，寫到了許多先賢們的感人事跡。
像瞿秋白夫婦贈海嬰“積鐵成象”玩具并且做了十分細致的說明所帶給孩子的無窮樂趣；蕭軍得知魯迅逝世的與口號噩耗后奔上樓來“像一頭獅子一樣石破天驚般地號啕大哭”，“從肺腑深處旁若無人地發出了悲痛的呼號”；許廣平在日寇攻陷上海，租界成為“孤島”后預作準備，銷毀各種抗日的文字資料，被捕后遭毒刑拷打仍堅貞不屈；與她命運相近的還有柯靈、楊霽云，也都飽受日寇刑審之苦，甚至被狼狗撲咬……難道所有這些內容和文字，都可以像秋石先生那樣，用“精神營養實在可憐得很”一句話來輕松抹煞的么？<BR><BR> <STRONG>抹不去的須藤醫生的可疑點<BR></STRONG><BR> 提出有關須藤醫生的幾處疑點，是《魯迅與我七十年》的一個亮點，卻也成為秋石先生嚴厲批評、譴責的一個重點。
秋石先生幾乎花了比海嬰《一個長埋于心底的謎》原文多出50％的篇幅來考辨和釋疑，力圖證明海嬰書中那些疑點是“莫須有”的。
<BR><BR> 其實，對須藤五百三醫生的治療有所懷疑，是魯迅逝世時許廣平、周建人等家屬當時就產生的（在須藤醫療報告的末尾用括弧所注的兩行字：“追加疾病名稱：胃擴張，腸遲緩，肺結核，右胸濕性肋膜炎，支氣管性喘息，心臟性喘息及氣胸”，應該就是家屬當年留下的批注和伏筆），而且早在1949年10月通過周建人刊于《人民日報》上的文章《魯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就已公開化。
海嬰先生在回憶錄58頁上明白交代了這件事，他說：“關于父親的死，……在我母親許廣平和叔叔周建人的心頭，始終存有一團排解不去的迷霧。
”為什么會有這團“排解不去的迷霧”？原因在于，許廣平發現須藤醫生在魯迅死后應治喪委員會要求寫的醫療報告上做了手腳。
也就是周建人告訴海嬰的：“（你）父親死后，須藤寫了一張治療經過，使用的藥物等等，你母親經常提起這份報告，說這不符合當時治療的實際情況。
診斷報告的前段，講魯迅怎么怎么剛強一類空話，后段講述用藥，把診斷肋膜積水的時間提前了。
這種倒填治療時間的做法，非常可疑。
”（61頁）請秋石先生注意，這不是海嬰的話，而是周建人的話。
任何人想要為須藤醫生洗清干系，都不應該回避這一重要關節。
我不理解秋石先生花了那么多篇幅進行考辨，卻為什么獨獨不考辨周建人所說的這一段關鍵情節，為什么不找須藤醫生寫的這份醫療報告來研究一下。
報告的最大特點，是把魯迅肋膜積水的檢查與治療時間提前了整整3個月——從1936年6月提前到了3月份。
報告內容哪些是真實的記錄，哪些是子虛烏有的編造，我們只要同魯迅的日記、書信及相關人員的回憶文章對照起來考察，不難真正厘清。
<BR><BR> 魯迅在1936年8月27日致曹靖華的信中說：“我的病也時好時壞。
十天前吐血數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醫診斷為于肺無害，實際上確也不覺什么。
此后已退熱一星期，當將注射及退熱、止咳藥同時停止，而熱即復發。
昨已查出，此熱由肋膜而來（我肋膜間積水，已抽去過三次，而積不已），所以不甚關緊要，但麻煩而已。
至于吐血，不過斷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癥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
”這里說得很明確：到8月27日為止，“我肋膜間積水，已抽去過三次”。
而須藤五百三在他的醫療報告中卻說至8月7日已抽過4次，兩者明顯不符。
好在都有日期，我們可以由后而前一一核對。
<BR><BR> 須藤提到的最后一次抽取肋膜積水是8月7日，查魯迅日記，這一天確有如下記載：“往須藤醫院，由妹尾醫師代診，并抽去肋膜間積水約二百格蘭，注射Tacamol一針。
廣平、海嬰亦去。
”此與須藤報告完全吻合。
<BR><BR> 倒推上去兩次，分別是6月23日和6月15日，在魯迅日記中，沒有這兩次抽取肋間積水的記載，原因是6月份魯迅病重，自6月6日起即無法記日記。
從情理和事實上說，這兩次抽液治療應該是進行過的（日期可能比報告提到的要晚，大約在6月下旬）。
做這種推測，重要依據有二：一，5月31日下午，史沫特萊邀約了美國肺病專家鄧恩（DUNN）醫師到魯迅家中看病（史沫特萊對須藤醫生的醫術不大放心），由許廣平介紹病情，茅盾翻譯，在座的還有一個多月前從陜北到達上海的中共中央特派員馮雪峰。
鄧恩醫師用聽診器對魯迅**進行聽診，還用手指作了細致的叩診，前后“足足聽了二十分鐘”（參閱茅盾回憶錄《我走過的道路》中冊325—327頁）。
他認為魯迅病情復雜兇險，指出魯迅肋膜間已有積水，判定魯迅不但有肺病，而且正患著結核性肋膜炎，因而建議對病人實行抽取肋間積水以消炎退熱的治療方案。
事后，須藤醫生也來到魯迅家中，卻不同意鄧恩醫師的診斷，認為“肋膜里并無積水”（見周建人《魯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
二，到6月15日，魯迅在上海福民醫院拍攝了**X光片，其結果竟與鄧恩醫師的診斷非常相近，證實年青時起魯迅就兩度患肺結核，還有肋膜炎和中度積水等。
在這種情況下，6月下半月須藤也不得不改口并采取抽液措施，是符合邏輯的。
<BR><BR> 至于須藤醫療報告中所說的3月2日就懷疑魯迅“胸膜炎”乃至疑有“水泡之聲響”，3月19日“作突刺試驗”，“三月二十八日第一次行穿刺術采取胸液，約得300公分”，這些在魯迅日記中均無記載。
3月2日日記涉及疾病的只有“下午驟患氣喘，即請須藤先生來診，注射一針”10多字。
3月19日的魯迅日記只記：“曇。
上午得樓煒春信。
得王冶秋信。
得三弟信。
下午張因來。
”3月28日的日記為：“曇。
上午得增田君信，午后復。
寄吳朗西信。
下午得唐信。
得孟十還信。
蕭軍及悄吟來。
得《漱石全集》（十三）一本，一元七角。
晚蘊如攜官來。
三弟來。
夜小峰夫人來并交小峰信及版稅泉二百，付印證四千。
邀蕭軍、悄吟、蘊如、官、三弟及廣平攜海嬰同往麗都影戲院觀《絕島沉珠記》下集。
”后兩天日記無一字提到醫療方面。
兩者如此不符，會不會是魯迅漏記呢？不可能。
魯迅的習慣是：凡須藤醫生診病或注射，日記中必作記載。
因每次診病均須給醫藥費，漏記就會出差錯。
3月份日記中共記到須藤7次，有的只是寄一封信的平常小事，他都沒有放過；像**穿刺試驗和抽取肋間積水這類比較重大的醫療措施，魯迅絕不可能遺忘。
所以，醫療報告中提到3月份這一次穿刺試驗、一次正式抽液，我認為只能是須藤五百三在魯迅死后的編造。
從情理上分析判斷，這種編造的痕跡也很明顯。
試想：如果3月28日這天須藤真的對病人“行穿刺術采取胸液，約得三百公分”，魯迅還有時間和精力來讀信、復信、購書、付印證、接待蕭軍夫婦和三弟及弟媳、侄兒嗎？還會有這樣好的興致陪伴朋友、親屬到電影院去看電影嗎？據8月7日那次穿刺抽液200CC目擊者海嬰回憶當時情景說：<BR><BR> ……看見父親坐在一把有靠背的木椅上，斜側著身體，衣襟半解開著。
我順眼一望，他的胸側插入一根粗的針頭，尾部還有一段黃色半透明的橡皮管，地下接著一只廣口粗瓶，其中盛有淡黃色液體約半瓶，橡皮管子還在徐徐滴下這種液體，速度不很快，似乎與呼吸起伏相適應。
……<BR><BR> 按此情形，那么，3月28日抽取肋間積水300CC需時不會很短，怎么可能不在魯迅當天生活中留下任何印記？而且更大的破綻在于：既然直到5月23日魯迅在致趙家璧信中還在抱怨：“今日醫生始調查熱型，那么，可見連什么病也還未能斷定”；既然直到5月31日下午，須藤五百三還表示不贊成鄧恩醫師關于魯迅患結核性肋膜炎并有肋間積水的診斷；既然直到8月26日，才查出魯迅發燒的原因“由肋膜而來”（見前引魯迅致曹靖華信）；那么，須藤五百三怎么可能在3月份就懷疑魯迅為“胸膜炎”并實行胸肋穿刺抽液治療呢？這不是在“死無對證”情況下明目張膽地偽造病歷嗎？無怪乎當年許廣平一眼就望穿這把戲而要產生懷疑了！須藤編造這類謊言，其用心難道不正是為了掩蓋他本人“延誤”魯迅病情的重大責任嗎？<BR><BR> 秋石先生對趙平聲所提供的須藤五百三是上海的日本退伍軍人（日語稱作“在鄉軍人”）團體“烏龍會”副會長一事，也采取否定的態度。
他以近乎不屑一顧的口吻說道：“從1932年‘一·二八’前到魯迅逝世，須藤醫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時間來實施這個慢性謀殺計劃？”這里所謂的“須藤醫生竟然要用五年左右的時間來實施這個慢性謀殺計劃”，只是秋石先生自己的夸大性推斷，無論是周建人或海嬰都沒有這樣說過。
因為事實上，魯迅經常請須藤看病，是從1934年7月才開始的，直到他逝世，總共才兩年多，何來所謂“五年左右的時間”？至于對須藤曾任上海的日本退伍軍人團體“烏龍會”副會長一事，讀讀前述周建人1949年發表的《魯迅的病疑被須藤醫生所耽誤》一文就會知道，當年提供情況者對須藤的政治面目其實是相當了解的。
他不但說到“上海有一個日本在鄉軍人（即退伍軍人）的會，是一個侵略性的團體，須藤擔任副會長”，而且居然“知道須藤家的電話里所講的多般（半？）不是醫藥上的事情，卻多數是中日之間的交涉與沖突”。
可見此人的話不是隨便說的，他應該與須藤有一點特殊關系，甚至肩負一點情報任務。
從魯迅逝世后須藤五百三所寫的《醫學者所見的魯迅先生》一文（載《作家》雜志第2卷第2號，1936年11月15日刊出）來看，須藤為人雖似謙和，醫療收費亦較低廉，但卻很了解和注意魯迅的政治態度。
文中曾經記述了他們兩人之間一段頗有意味的對話：<BR><BR> 有一天我半談半笑地對先生（指魯迅——引者）說：“日本古時武士的習慣，是在每年元旦那一天修改遺囑。
因為他們過的那種生活，究在什么時候遭人殺死，是很難預測的。
像先生這樣或者為了主張和主義，會受敵害的危險的身份，對于日本武士的那種習慣，我覺得是頗必要的。
”當時他回答說：“在我方面來說，到那時，我平生言論和主張，已很夠留在我死后了，那一套事恐沒有必要吧。
”<BR><BR> 這段多少有點暗含機鋒的談話，值得人仔細捉摸。
當然，迄今所知的有限材料，不足以成為懷疑須藤醫生有意“謀害”的依據（誤診和偽造治療經過則完全可以肯定）。
因此，我很贊成海嬰先生的說法：“否定不容易，肯定也難尋佐證。
”海嬰采取的態度是：只把前輩的想法和有關的疑點記錄下來，“將自己之所知公諸于眾。
至于真相究竟如何，我也無從下結論，只能留待研究者辨析了”。
應該說，這是一種客觀冷靜、實事求是的態度，不應受到誤解和責備。
<BR><BR> <STRONG>相關鏈接<BR></STRONG><BR> 《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于2001年9月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作者周海嬰。
據周海嬰介紹，這本書是他為紀念父親誕辰120年而作。
作為周海嬰70年來的“第一次深情回憶”，《魯迅與我七十年》一書詳細地記錄了周海嬰的經歷和對父親的思考，驚爆了許多鮮為人知的秘聞，諸如魯迅極有可能是被他的日籍醫生須藤拖延治療謀害、**回答“假使魯迅還在”會怎樣、周作人為何將魯迅逐出八道灣等。
該書出版發行后即登上暢銷書行列。
<BR><BR> 2002年9月17日，《文藝報》以大篇幅發表秋石文章《愛護魯迅是我們共同的道義——質疑〈魯迅與我七十年〉》，對若干秘聞作“探究和澄清”，認為“歷史的真實是誰也不能捏造或篡改的”，并提出《魯》一書究竟會留給后人怎樣的魯迅遺產的問題。
<BR><BR> 9月27日，《文匯讀書周報》分別在頭版和16版以《海嬰先生請讀讀〈魯迅全集〉》和《海嬰先生的記憶力與魯迅遺產》兩個標題選刊該文。
一時間，文壇糾紛又起。
<BR><BR> 10月16日，《中華讀書報》頭版刊出報道《秋石撰文質疑周海嬰寫書風波又起》，《魯》一書責編、秋石本人、周海嬰家人和魯迅研究專家或就《魯》書，或就秋石撰文質疑《魯》書一事公開表明態度。
專家認為，《魯》書作為消閑讀物來讀，還是有其存在價值的，同時也肯定了秋石在學術研究和學術論爭中可貴的嚴謹態度。
<BR><BR> 11月13日，景迅在《中華讀書報》14版發表《請尊重周海嬰先生的人格》，認為秋石文章有值得商榷之處。
一段文壇紛爭就此暫告一段落。
<BR><BR> 稿件來源：中華讀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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