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魯迅的婚姻故事詳細一點

一、魯迅與朱安

1906年，魯迅在日本三番五次接到母親催歸完婚的電報。

魯迅回說，讓姑娘另嫁他人為好。

母親電報的內容改為：母病速歸。

孝子魯迅匆匆回國，等待他的當然是一場婚禮。

這位生性開朗、喜讀小說的母親魯瑞，一生與魯迅情感極好，唯獨在兒子婚姻這件事上，做了她應該做又萬不該做的強迫。

光緒三十二年農歷六月初六(1906年7月26日)， 桀驁不馴的青年魯迅，被裝了一條假辮子，頭戴禮帽，身著禮袍，一套新郎行頭，木然迎親。

新娘朱安的腳怯生生從轎簾中伸出來，中等大小，半天懸空，急欲著地。

而繡花鞋終于不慎掉地，鞋頭塞有一大團棉花。

她舊式女人的小腳露餡了。

揭開蓋頭，魯迅看到一張狹長的臉，臉色萎黃，顴骨凸出，前額高而近禿，發育未足，似有病容。

當夜，魯迅坐了一宿，徹夜未眠。

此后幾天皆在母親房中看書、入睡。

4天后，魯迅便借口“不能荒廢學業”，與二弟周作人啟程回日本，一走3年。

傳統婚制把他請進了婚姻的城堡，但他把朱安當成“母親送給我的一份禮物，我自當好好供養。

但愛情是我所不知道的”。

從此，兩人分別陷身婚姻的墳墓，一人在里頭，一人在外頭，只有荒原與冷雨，兩人都吞噬了無盡的苦澀。

1909年8月，魯迅回國。

1910年7月，回紹興，后任紹興師范學校校長。

雖身在紹興，魯迅卻以公務纏身為由，回家次數寥寥，實則有意回避朱安。

彼時魯迅剛剛30歲，當為一個男人的猛虎之年。

但他心境寂寥，形容枯槁，時時“囚發藍衫”，抽煙買醉，貌若其《酒樓上》伶仃溺飲的回鄉青年，陷于苦悶的人生、灰暗的命運。

他在寫給好友許壽裳的信中說：“仆荒落殆盡……又翻類書，薈集逸書數種，此非求學，以代醇酒婦人者也。”自嘲中道出肺腑之言。

話中可見逃避婚姻的禁欲者魯迅對待女人的態度——女人如醇酒，可解萬古愁，欲求之，卻禁之。

他如同一個苦行僧，承擔著存在與禁欲的絕望，而把“力比多”轉移到整理故紙堆，郁郁心事，寄托青燈黃卷，后編成《古小說鉤沉》。

而朱安在周家年復一年獨守空房，無望地等待又等待，身體與青春一起枯萎埋沒，一直到心如枯燈，命若苦瓜。

1912年，魯迅受蔡元培之邀，由南京轉北平教育部任職。

前幾年，他住在“S”會館的“補樹書屋”里，據《吶喊自序》說，“那里吊死過一個女人……夏夜，蚊子多了，便搖著蒲扇坐在槐樹下……晚出的槐蠶又每每冰冷地落在頭頸上。”可見際遇寂寥。

魯迅在漫長的沉寂中潛入歷史，抄古碑，拓片……他的枕下，一度藏有一把匕首，尋思“去自己死掉……”到1919年錢玄同等人來找他，他終于呼嘯而出，為新文藝吶喊助威，寫出《狂人日記》等篇章。

1919年11月，魯迅用賣掉紹興老屋的錢，購置了北京八道灣的一座三進式四合院。

作為周家長子，魯迅有大家庭理想。

他把母親與朱安接到北京，安排在中院。

二弟周作人一家、三弟周建人一家，分住在大且宜于兒童游戲的后院。

這時，魯迅與朱安徒有其名的婚姻已經維持了13年。

魯迅年近40，朱安年已43，蹉跎難以言表。

魯迅繼續堅決地抵制著朱安。

據郁達夫說，此時正當壯年的魯迅為壓抑性欲，特意穿單褲睡硬板床。

魯迅自己也有這樣的說法：一個人如果不得已過單身生活，不合常態，生理變化不免導致心理變化，變得偏執，變得世事無味，人物可憎。

1923年，魯迅與周作人反目割席，憤而出走，搬到磚塔胡同。

搬家之前，魯迅問了朱安的去向——是留在八道灣，還是回紹興朱家？朱安黯然回答：“八道灣我不能住，我獨個人跟著叔嬸侄兒侄女過，算什么？紹興朱家我也不想去。

你搬到磚塔胡同，橫豎總要人替你燒飯、縫補、洗衣、掃地，這些事我可以做……”言語十分自卑凄苦。

1924年5月，魯迅借債重新購置了西三條胡同21號，即“我的后院有兩棵樹，一棵是棗樹，另一棵也是棗樹”之居所。

兩人同在一個屋檐下，日常見面，形同陌路，日日無話。

飯間對話，也無非問菜味咸淡如何，答應者或點頭，或曰“是”與“不是”。

朱安為魯迅做了棉褲，魯迅棄之不穿，后來周母叫孫伏園勸說，他依然不穿——魯迅之禁欲，居然禁欲到一條胯下之棉褲！母親問他朱安有什么不好？魯迅只搖搖頭回答：和她談不來，談話沒味道，有時還自作聰明。

魯迅舉了一個例子：有一次，我告訴她，日本有一種點心很好吃，她說是的，是的，她也吃過的。

其實這種點心不但紹興沒有，全中國也沒有，她怎能吃到？

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定居后，曾一度與朱安同住的俞芳問她以后怎么辦？朱安激動又失望地說：“過去大先生待我不好，我想好好服侍他，一切順著他，將來總會好的。”又打了一個比方：“我好比是一只蝸牛，從墻底一點一點往上爬，爬得雖慢，總有一天會爬到墻頂的。

可是現在我沒有辦法了，我沒有力氣爬了。

我待他再好，也是無用。”又說：“看來我這輩子只好好好服侍娘娘(周母)一個人了，萬一娘娘歸了西，從大先生一向的為人看，我以后的生活他是會管的。”——這時，朱安真如一只蝸牛落地跌傷了。

魯迅有了海嬰后，朱安面露喜色，為自己“無后之錯”略微感到解脫。

還想著，自己死后，有海嬰給她燒紙，送庚飯，送寒衣，閻王不會認為她是孤魂野鬼，罰她下地獄，讓她挨餓受凍……

1944年，唐弢等人為保存魯迅遺物，勸阻出售魯迅藏書，到北平逗留。

由魯迅學生宋紫佩陪同，去拜訪朱安。

此時的朱安，已是白發蒼蒼，敝衣霜容，生活貧苦。

朱安禁不住沖著來人說：“你們總是說魯迅遺物，要保存，要保存！我也是魯迅遺物，你們也得保存保存我呀！”

這是她唯一也是最后的一聲吶喊，猶如杜鵑滴滴啼血。

她曾經是魯迅的禮物，最后，她成為魯迅的遺物，而從來不是一個人，一個妻子。

嗚呼悲哉！雖兩人都是一個時代的犧牲品，但朱安無疑承受了加倍的冷遇與痛苦。

其一種冷遇與痛苦，直接來自魯迅。

魯迅雖曾說自己也是“陪著作一世的犧牲”，但他后來有許廣平與周海嬰；而朱安做了一輩子無怨無尤的家仆，坐了一輩子無夫無子的冷宮。

終其一生，魯迅對她敬重有余而形同陌路。

在一生受囿于舊婚姻囹圄的女性中，朱安是妻性最不解放、境遇最悲苦的一個。

二、魯迅與羽太信子

學者孫郁說：在魯迅的個人生活中，有兩件事對他的打擊是沉重的。

一個是他的婚姻生活，一個就是與弟弟周作人的失和。

從八道灣遷至西三條胡同，是魯迅大家庭理想的破滅，從此，他與多年相敬相親的周作人，永遠地分手了。

魯迅與周作人，一直兄弟怡情，魯迅對二弟的照顧與啟蒙，真真切切地“長兄如父”。

周母曾說：“三兄弟住在一起十分友愛，曾經不止一次當著我的面說，兄弟永不分家。”關于魯迅與周作人的失和原因，疑云重重。

但大致上，直接導因是因為：羽太信子。

1923年7月19日，周作人給魯迅遞來一封絕交信：

魯迅先生：

我昨天才知道——但過去的事不必再說了。

我不是基督徒，卻幸而尚能擔受得起，也不想責誰——大家都是可憐的人間……以后請不要再到后邊院子里來，沒有別的話。

愿你安心，自重。

作人

七月十八日

兄弟兩人此段時間里的日記都語焉不詳。

周作人事后撕去兩頁日記，對個中原委，周作人說：“不辯解。”“大凡要說明我的不錯，勢必須先說對方的錯。

不然也總要舉出些隱秘的事來做材料。

這都是不容易說得好，或者不大想說的，那么即使辯解得有效，但是說了這些寒磣話，也就夠好笑，豈不是前門驅虎而后門進了狼嗎？”多年來，有眾多學者或好事者紛紛揣測魯迅與羽太之間的瓜田李下，但不免是局外人的饒舌。

羽太信子，日籍女子，當年魯迅與周作人留學日本寄住“伍舍”時，羽太是他們的使女。

據說，此女出身貧寒卻性喜奢侈。

1909年，周作人與她結婚，1911年，攜妻歸國。

較之朱安，羽太信子肌膚豐美，略有幾分姿色。

又據說，患有歇斯底里癥與臆想癥。

癔病發作時，如譫如囈。

在魯迅好友許壽裳和三弟周建人的回憶中，兄弟失和的原因，大抵是因為信子持家揮霍，又不滿魯迅的“家長”地位，而“啟孟(周作人)真昏”，聽信婦人讒言。

當年魯迅在教育部的薪金每月300元，還有講課、稿費等收入，周作人也不輟筆耕，兩人的收入比一般職員的收入，已高出10多倍，但家用仍然時時拮據，月月虧空。

魯迅整日勞頓，出門坐的是黃包車。

而作人與信子一家，出入動輒轎車，奴仆成群，極盡奢華。

魯迅曾感嘆，自己黃包車運來的，怎敵得轎車運走的？

魯迅從八道灣搬出后，昏迷高燒數月。

直到1936年臨終前，給母親的遺書中還在說：他是被八道灣驅逐的，死不瞑目。

而周母說：大先生和二先生的不和，完全是老二的過錯，大先生沒有虧待他們。

魯迅的憂憤，曲折地寫在新編歷史小說《奔月》中，發表時，筆名為宴之敖。

他解說，“宴”，從家，從日，從女；“敖”，從出，從放。

他是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驅逐出去的。

小說中，把嫦娥刻畫成一個抱怨吃“烏鴉炸醬面”而獨自吞服仙藥奔月的女子，意在諷刺那位一味貪圖享樂的二弟媳。

羽太信子是魯迅家庭生活里一個打不開的死結。

魯迅遭遇到一個黑匣子彈弓；而沒有這個彈弓，魯迅不會急遽走出早先的大家庭理想，能否遇見許廣平，將是無法預測的命運。

三、魯迅與許廣平

北京女子師范大學。

國文系講師魯迅留給學生許廣平的第一印象是：兩寸長的頭發，粗而且硬，筆挺地豎著，當得“怒發沖冠”。

衣上多補丁，皮鞋四周也滿是補丁，在講壇上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丁，也掩蓋不住了。

受青年敬仰的導師魯迅，除了在思想上閃爍著刀鋒般的睿智與光芒，在生活上，依然是中年荒落，滿身補丁。

在他講授中國小說史的課堂上，學生許廣平每每坐在第一排，目光明亮而熱烈，寫滿激情與崇拜。

1925年3月，魯迅收到了一封特殊的來信，信中向他求教“中國女子教育的前途”等問題，信末署名是：謹受教的一個小學生許廣平。

魯迅當天就回了信，令許廣平欣然不已。

多年后，這兩封信，被放在了《兩地書》第一輯的首要位置，也正是魯迅與許廣平最初的精神交往。

此后，兩人的心靈火花在頻遞的書信中不斷地迸發。

通信一個月后，許廣平第一次到魯迅西三條的家做客。

坐在魯迅命名為“老虎尾巴”的書房中，許廣平有一種“探險”的奇特情感。

（編輯/廖小紅）

許廣平向魯迅吹起了青春的風。

苦澀的仙人球，孕育了芒刺中的花。

此時的魯迅，漸漸地春風得意，與女學生的交往也漸漸放開。

1925年端午節，魯迅請許廣平等幾位女師大學生及俞芬、俞芳姐妹來家吃飯，席間酒酣暢談之際，魯迅舉止灑脫起來，“以拳擊 ‘某籍’小姐兩名拳骨”，又“案小鬼(許廣平)之頭”——精神之愉悅，漸漸帶來肢體之放松。

魯迅似乎要迎來他生命中遲到的春天了。

然而，魯迅的身上畢竟積滿了數十年舊生活的灰塵，讓他沉重得難以聳身一搖，輕易迎接新的愛情。

他的內心掙扎又彷徨：“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怕辱沒了對手。”魯迅向許廣平解剖了自己的種種“舊疴”與“不配”，末了質問：“為什么還要愛呢？”許廣平用英國詩人勃朗寧的詩來應對，回答得無比清脆：“神未必這樣想！”

作為一個清醒的現實主義者與一個絕望的存在主義者，加之在禁欲生涯里禁錮成城堡的肉身，魯迅對愛情陷于一種憧憬而焦慮的兩難抉擇。

就在兩人確定戀愛關系(據考證為1925年10月20日)的前后幾天，魯迅創作了他的愛情傷感小說《傷逝》，表達自己對沒有附麗的愛情的懷疑與反思，也是對許廣平的一種回答。

看《傷逝》，不是看到“愛情”，卻是看到了愛情死后魯迅的“虛空”。

子君的愛情宣言是多么勇敢堅決：“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而涓生的愛情態度則類似于卡夫卡式——打開門縫窺望自己的愛人菲莉斯又旋即閉上門來隔絕自我、逃避婚姻——退縮與警惕，絕望與虛無。

于是，像子君那樣勇敢的許廣平，向魯迅刮起了愛的飚風。

不懾于人間的冷漠，壓迫，一心一意向著愛的方向奔馳。

——1925年10月，許廣平《同行者》

不自量也罷，不相當也罷，合法也罷，不合法也罷，這都與我們不相干！

——1925年10月，許廣平《風子是我的愛》

愛情在某種意義上，接近于神的力量，它如同波提切利名畫《維納斯的誕生》里的風神，吹開枯枝上的花，引領肉身飛翔。

在許廣平愛情風力的猛烈吹拂下，魯迅終于不再是一塊拒絕融化的冰，當許廣平在他“老虎尾巴”的書房里主動握住了他的手，魯迅終于展顏一笑，對許廣平說：“你戰勝了！”

1926年8月26日，魯迅與許廣平一同乘車南下。

魯迅受林語堂之邀到廈門大學任教，許廣平則先回廣東老家。

1927年10月，魯迅和許廣平在上海同居。

那一年，魯迅46歲，許廣平28歲。

朱安與魯母依然住在北京西三條的家，由魯迅供給生活用度。

兩人的結合，受到了諸多的輿論攻擊。

向來鼓吹文明與性解放的二弟周作人，撰文抨擊魯迅此舉是“一個道貌岸然者的‘色情’私奔”；一封署名為“崇拜魯迅的青年”的匿名信則說：“魯迅先生，昨與某某諸人同席，二人宣傳先生討姨太太，棄北京之正妻而與女學生發生關系……此事關系先生令名及私德，于先生大有不利，望先生警戒之……”

盡管，許廣平訂下了同居契約：“我們以為兩性生活，是除了當事人之外，沒有任何方面可以束縛，而彼此間在情投意合，以同事一樣相待，相親相敬，互相信任，就不必要有任何的俗套。

我們不是一切的舊禮教都要打破嗎？所以，假使彼此間某一方面不滿意，絕不需要爭吵，也用不著法律解決，我自己是準備著始終能自立謀生的，如果遇到沒有同住在一起的必要，那么馬上各走各的路……”

然而，魯迅在兩人結合的初始，仍帶著肉身的沉重與思想的禁錮，“不知如何安置自己的肉身倫理”(劉小楓語)。

他向朋友介紹許廣平時，稱其為自己的“助手”。

朋友許欽文邀他們到杭州，為他們補度蜜月，魯迅卻讓人預定了一個3人間，囑咐許欽文：“白天有事，你盡管去做，晚上可一定要到這里來！”于是，住宿安排得十分別扭：魯迅與許廣平分睡兩邊床，許欽文作隔山，睡在中間床。

當然，沐浴在愛情中，魯迅也煥發出一股子少年狂。

一次，在越秀山游玩，魯迅忽然要抒發愛情與青春的沖動，他在許廣平及幾個朋友面前意氣風發，縱身一躍，跳入身前的一個小土堆。

但是結局很尷尬，他碰傷了自己的腳，一拐一拐地出來，數月難愈合——畢竟年歲不饒人啊。

在許廣平懷孕5個月后，他們終于向親朋好友公開了同居事實。

1929年9月，海嬰誕生。

魯迅以一個丈夫與父親的身份，沉浸在歡悅之中。

那日清晨，魯迅手持一棵小松樹，把祈福與感恩之心，輕輕放在母子倆的床邊。

生命的怒放與生命延續之喜悅，催開了魯迅性情中極為溫柔的一面。

他用溫度計給海嬰的洗澡水量溫度；他用深情的口吻給日本醫生坪井寫《答客誚》：“無情未必真豪杰，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魯迅在《芥子園畫譜》上題詩致許廣平：

十年攜手共艱危，以沫相濡亦可哀。

聊借畫圖怡倦眼，此中甘苦兩心知。

在魯迅的生命中，許廣平充當了諸多角色：學生，秘書，精神戰友，生活伴侶。

在生活與工作上，物質與精神上，承擔起了事無巨細的責任。

為魯迅查資料，找參考，抄稿，記錄談話，保管文稿，接待來客，打理家務，安排生活用度……

魯迅曾對許廣平說：“做一個文學家的妻子，是很難的。”除了形而下的難，還有形而上的難。

正如卡夫卡先后兩次與菲莉斯訂婚又解約，菲莉斯事實上充當了一個犧牲品的角色。

作家對愛情雖是渴望，但對婚姻卻有一種天性上的拒絕。

作為一個嚴格要求獨立精神與個人私密創作空間的異類，他難以接納同一個人(即使是“妻子”)長期侵入到他的空間之中。

劉小楓解釋卡夫卡兩次解除婚約，便是要掐斷與外界的頻道，“保持自己的天堂”。

而魯迅，早在《傷逝》里，就安排了子君的離開與死去，也正是一個作家(涓生或魯迅)在遭遇“存在與愛情”困境時，表現出的自私與保留自我世界的需要。

魯迅與許廣平在上海的日子，除了會客，魯迅的大部分時間與精力都放在了創作上，夜以繼日，焚燒自我。

就其情感生活來說，從一個愛情虛無主義者與愛情懷疑論者，到在一樁婚姻中相安近10年，這不能不說是降臨在“絕望的存在者”魯迅身上的一個奇跡。

當然，也是因為許廣平的福祗降臨于魯迅——“男人的拯救，有時是要依靠女人的。”

四、魯迅與蕭紅

魯迅晚年重病臥床時，既不能看報，也不能看書，只能安靜地躺著。

但有一張小畫，是他放在枕畔不斷看著的。

這是一張木刻畫，畫上有一個穿大長裙子的女人，飛舞著翩翩的長發，迎風蕭蕭而奔跑，在她的腳邊，盛開著一叢紅玫瑰。

蕭紅問許廣平：魯迅先生有很多畫，為什么只選了這張放在枕邊？許廣平回答：我也不知道。

二人都是聰明人，心里也許都有所思，但不便于說出來。

近年來，有許多重讀魯迅的人，對此作出了“斯芬達克斯猜想”，認為魯迅病中眷戀的這幅木刻畫，與蕭紅有關：那畫中人，長裙，長發，不像是短發干練的許廣平，倒是蕭紅，有兩把海嬰喜歡抓著玩的長辮子；那女子迎風奔跑有“蕭蕭”狀，腳邊花色則為“紅”；而玫瑰，自然寓意“愛情”。

換言之，魯迅喜歡蕭紅！

持這樣說法的人，其中有余 杰，他斷定在魯迅與蕭紅的內心深處，有親密的愛意與心靈的碰撞，憑他敏感的閱讀“直覺”；演過話劇《魯迅》的演員濮存昕也說，魯迅是喜歡蕭紅的，憑他作為一個中年人的情感經驗。

這個“喜歡”的信息，大致是來自于蕭紅在1939年寫的《回憶魯迅先生》一文。

這是一篇能深入魯迅心靈的憶文，其中有幾個細節頗耐人尋味：

“魯迅先生不大注意人的衣裳，他說‘誰穿什么衣裳我看不見的’。”但他對蕭紅的衣著每每看在眼里，還對她的一套衣裙大加評論：“紅上衣配咖啡色格子裙，顏色渾濁了，不大漂亮！”

一次，蕭紅要赴一個宴會，要許廣平給她一條綢帶來束發。

為著取笑，許廣平把一根桃紅色發帶系于蕭紅頭發上，兩人欲引來魯迅的贊美，不想，魯迅的反應非常激動——“他一看，就生氣了，眼皮往下一放，說：‘不要那樣妝她……’許先生有點窘了。”

1934年，蕭紅與蕭軍來上海后，也住到四川北路的大陸新村，成為魯迅的鄰居。

待二蕭愛斷情傷之后，蕭紅陷入無限的傷感與無助，因此天天來魯迅家，一耽擱就是一整天。

一個下午，魯迅正在校對一本著作，蕭紅走進他的臥室，魯迅從圓椅上轉過來，向著蕭紅，微微站起，說：“好久不見，好久不見。”蕭紅詫異了：“不是上午剛來過？即使先生忘了，可是我每天來呀……”

在青年作家中，魯迅的確是極喜愛蕭紅的，他曾稱贊過蕭紅的文學才華：“比誰都更有前途。”蕭紅的小說《生死場》有魯迅為她作的序，“對于生的堅強，死的掙扎”的描寫“已經力透紙背”；“女性作者的細致觀察和越軌的筆致，又增加了不少明麗和新鮮”。

從個人氣質來說，蕭紅敏感而脆弱，率真而倔強，細膩而孤獨，與魯迅“陰性性格”的一面十分貼近。

兩個孤獨善感而有才華的靈魂產生吸引，是自然而然的事。

“不讓我叫你‘悄女士’，難不成叫你‘悄嫂子’，‘悄嬸嬸’，‘悄妹妹’……”魯迅寫信稱呼蕭紅時，心態有難得的俏皮與調侃，年輕與天真。

——魯迅誠然是喜歡蕭紅的。

但“喜歡”云者，只能說是人類的一種憐惜情感：喜愛、歡喜，欣賞、欣悅……若涉及男女情愛層面的“喜歡”，則需慎言了。

感情是絕對個人的隱秘體驗，沒有證據之鑿鑿，外人的任何臆斷都未免顯得是捕風捉影了。

魯迅在《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六》中，談到類似問題時有一個巧妙風趣的譬喻：“倘有取舍，即非全人，再加抑揚，更離真實。

譬如勇士，也戰斗，也休息，也飲食，自然也**，如果只取他末一點，畫起像來，掛在妓院里，尊為**大師，那自然也不能說是毫無根據的，然而，豈不冤哉！”

因此，還是回到魯迅在病床上常看的那幅木刻畫吧。

馮羽先生在魯迅的日記里查到線索，得知該畫是蘇俄版畫家皮科夫為波斯詩人哈菲支(現譯為哈菲茲)詩集首頁做的裝幀。

哈菲茲是十四世紀波斯的抒情詩人，其詩歌的氣質與另一位魯迅喜歡的詩人裴多菲有很接近的特征。

在他的時代，如一只夜鶯，哈菲茲詠嘆青春與愛情，歌唱自由與民主。

而蘇俄版畫家皮科夫為哈菲茲抒情詩集首頁配的這幅插圖，正應和了哈菲茲的詩歌精神：一位拿著詩集的行吟詩人在凝神沉思；一位長發飄飄的女人健美而意氣風發，渾身散發青春的芳澤；她腳下的玫瑰，叢生而怒放，綻放出生命與愛情的熱度。

這幅木刻畫透露出兩個關鍵的信息：青春與愛情。

人物刻畫那么富有張力，生命氣息那么飽滿美好。

凝視此畫，忽地豁然而領悟：魯迅在重病彌留之際，之所以久久矚目這幅木刻畫，毋寧說，是一個自量生命將朽的人，對青春與愛情的深深留戀呀！如同病榻上的瓊西①對最后一片常青藤葉的眷戀。

魯迅曾經是那樣一個血液翻騰的鏗鏘青年，“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薦軒轅”，其生命之張揚，胸腔之激憤，奡奡如劍客。

然而即便是猛士如山，終有一天他也會病來如山倒，成為一個生命線節節潰敗、氣息奄奄的病人。

人在此時，定會回想自己往日歲月里的種種，那些欣慰終生的，抱憾終生的，耿耿于懷終生的(看魯迅的那句遺言——一個都不寬恕！)……

而青春與愛情，作為生命中最美好的要素，是他失之東隅、收之桑榆的兩件東西，又似流水與光陰逝去便挽留不住的。

凝視畫片那一刻，魯迅必定在用靈魂作無數次無聲的吶喊：“啊啊——青春！啊啊——愛情！”

至于畫中那個奔跑的女子，你可以聯想到她是蕭紅——因為蕭紅身上也正有奔跑的青春——但畢竟，畫中女子只是青春與愛情的一個虛擬載體，實不必牽強地把她與現實中的任何人對號入座。

然后，如有靈犀一點通，一日，俄羅斯詩人萊蒙托夫的幾句詩跳入我眼來，剎那間破譯了“魯迅喜歡蕭紅”的密碼：

我深深地被你吸引

并不是因為我愛你

而是為我那漸漸逝去的青春……

希望你能用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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