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淪陷區文學: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結束了上海孤島文學的時代，納入了淪陷區文學的軌道。
在此之前，已有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的東北淪陷區文學，1937年"七七"事變以后以北平為中心的華北淪陷區文學，統稱為"淪陷區文學"。
簡介
抗日戰爭時期，為日本侵略者占領地區的文學。
從1937年 7月29日北平失守，1938年10月21日廣州被占，1941年上海完全淪陷時（1937年11月12日中國軍隊撤出上海,但英美、法等國控制下的上海租界地區尚未淪入日軍之手，上海成為“孤島”的文學情況見上海“孤島”文學），最有影響的文學雜志《萬象》，團結了一大批在上海的進步作家，發表了大量揭露舊社會黑暗腐朽生活的具有愛國主義理想的作品，如師陀的《無望村的館主》，張愛玲的小說集《傳奇》等，蘇青的《結婚十年》等。
在北平淪陷區，最突出的是周作人的閑適小品，他的《藥堂語錄》等散文集典型地表現了一個民族變節者進退失據的矛盾心靈。
文學運動
它一般說來是和漢奸文人**賣國活動聯系在一起的。
淪陷區文學的主要活動中心一是在北平,一是在上海、南京。
早在1939年下半年,上海《中華日報》的《文藝周刊》、《華風》等副刊配合汪精衛賣國求辱的“和平運動”,鼓吹“和平文學”,攻擊抗戰文藝是“浮囂淺薄”、“八股式的宣傳文字”，并聲稱要掃除這一“文藝園地的污穢”。
“和平文學”成為淪陷區漢奸文學運動的先聲。
稍后，沉寂了兩年之久的北平文壇，出現了綜合性文藝月刊《中國文藝》。
在日本侵略者的直接扶植下，該雜志贊頌和美化侵略者刺刀維持下的“安樂”生活，鼓吹在這種“新秩序”中去建設“新的文化”。
這一雜志的創刊，標志著淪陷區漢奸文學運動的正式開端。
周作人“破了兩年來不說話的戒”，積極地為漢奸文學雜志撰稿，成為漢奸文學運動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
在他的參與下，華北先后成立了“華北文藝協會”（1941）、“華北作家協會”(1942)。
“華北作家協會”的宗旨之一就是要以文藝來配合“大東亞共榮圈”的進展，即迎合日本侵略者霸占亞洲的野心。
該協會一成立,就派遣作家到華北農村,然后在報刊上宣傳報道侵略者在這些地區的“治安強化功績”。
它還發起和設立了名目繁多的“大征文”、“文藝獎”，以“發揚大東亞宣言”為條件，招徠漢奸文人，并加強與偽滿洲國和日本文學界的交流。
相比之下，華東地區特別是上海的漢奸文學運動則缺少組織，且大多以相對隱晦的方式進行活動。
在“彰事實、明是非、求真理”（《古今》月刊發刊辭）的幌子下，為汪偽政府的“**和平建國”造輿論。
當時，比較主要的敵偽報刊雜志還有：北平的《華北新報》、《新進月刊》、《藝文雜志》,上海的《新申報》、《風雨談》,南京的《民國日報》、《作家》，蘇州的《詩領土》等。
在漢奸文人的把持下，淪陷區文學運動始終處于四分五裂狀態。
雖然，華北、華東的漢奸文人也曾共同發起和組織了在南京召開的“第三屆大東亞文學者大會”，但統一華北和華東漢奸文人的組織──“全國文學協會”卻幾經籌劃，始終拼湊不成。
漢奸文人隊伍內部矛盾重重。
1944年，周作人因日本作家片岡鐵兵指責他為“反動老作家”而和片岡鐵兵及漢奸文人沈啟無發生的糾紛，只是這一矛盾表現的突出一例。
文學創作
和文學運動不同，淪陷區的文學創作呈現比較復雜的情況，其中有官辦漢奸文學，有鴛鴦蝴蝶派之類的消遣文學；比較有積極意義、且能在當時得到生存發展的則是另一類文學，即沒有特別鮮明的政治傾向，卻能忠于現實主義精神，對現實社會或個人內心的某一方面作了比較真實的反映并有所針砭的一些作品。
同時也有一些進步和愛國的作家在淪陷區堅持文藝創作活動。
小說
在小說創作方面，華北出現了一批青年作家，他們的作品主要收入“新進作家叢書”（共10種，北平新民印書館出版）和“華北文藝叢書”（共 8種，華北作家協會出版）。
其中雖有思想傾向反動的作家作品，但像梅娘(短篇小說集《魚》、《蟹》等)、袁犀（長篇《貝殼》等）對男女知識青年矛盾苦悶心理的刻畫，在藝術上有一定特色；蕭艾(短篇小說集《萍絮集》等)描繪的北平市民階層的生活及關承吉（短篇小說集《風僶船》等）筆下的鄉土文學，在題材表現上也具有積極意義。
上海新起作家張愛玲《金鎖記》、《傾城之戀》及蘇青《結婚十年》等小說，以對女性心理的細膩刻畫而名噪一時，然而，她們所喊出的“就在個人也僅是偏方向的苦悶”（譚正璧語），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這些作品的社會意義。
抗戰前就馳名文壇的作家師陀、羅洪等在為數不多的小說創作中，仍保持著一貫的、嚴峻的現實主義創作特點。
散文
相對活躍的是散文創作。
比較有影響的散文刊物除前述的《藝文雜志》（北平）、《古今》(上海)外，還有《天地》(上海)等。
題材范圍較多涉及文獻掌故、讀書札記、回憶錄及游記等。
周作人廣征博引、閑遠沖淡的讀書札記開了名士小品的先河，追隨、模仿者像文載道等一時興起。
周佛海、陳公博等以個人回憶為自己涂脂抹粉;樊仲云的讀史隨筆借歷史來為漢奸行徑辯護,都是明顯的漢奸文學之作。
也有一些作家如林榕（《遠人集》）、秦佩珩（《椰子集》）等，他們的散文則忠實抒發了小資產階級的空虛、苦悶的內心情感。
王韋的報告文學以金融工商業及其他社會生活為表現對象，描繪出40年代淪陷區都市的蕭條景象，這類作品在當時比較少見。
其它
在戲劇創作方面,孔令境主編的“劇本叢刊”(內收編著劇本30個)代表了淪陷區戲劇創作的主要收獲。
像楊絳的《稱心如意》、王文顯的《夢里京華》（中譯本）、姚克的《清宮怨》、袁俊的《富貴浮云》及魯思的《十字街頭》等都是其中的優秀之作。
為反抗日本侵略者的統治，進步文藝界人士在淪陷區的極其危險、艱難的條件下，進行了長期的英勇斗爭。
為此，許廣平被捕入獄，陸蠡光榮犧牲。
惲逸群、關露等還打入日本占領者內部，從事地下工作。
上海《萬象》、《春秋》、《文藝春秋》等雜志，冒著風險，登載或轉載了郭沫若、茅盾、巴金、何其芳等在大后方的作家作品。
如在抗戰勝利前夕《春秋》上巴金的散文《燈》和《長夜》，充滿著“燈光是不會滅的”、“漫漫的長夜逼近它的盡頭了”的堅定勝利信念。
類似作品卻似黑暗王國的一線光明，給淪陷區文學帶來了新的生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