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散文的特點是氣勢充沛,感情強烈,筆帶鋒芒,富于鼓動性,有縱橫家、雄辯家氣概,充分反映戰國時代尖銳激烈的階級斗爭。
例如“許行”一章(《滕文公》上)首先問明許行一切生活資料的來源,以見社會分工的必要;再進而論治天下之不可耕且為,列舉堯、舜、禹、稷所以不暇躬耕之故;然后斥責陳相背師說而學許行之道為用夷變夏,“下喬木而入于幽谷”。
聲色俱厲,氣盛言宜。
又如“好辯”一章(《滕文公》下)歷述唐虞三代以來一治一亂之故,而以辟楊、墨的邪說自比于禹抑洪水,周公兼夷狄、驅猛獸,孔子作《春秋》。
又如“齊桓晉文”一間(《梁惠王》上)問齊宣王之所大欲,“曰:為肥甘不足于口與?輕暖不足于體與?抑為采色不足視于自與?聲音不足聽于耳與?便嬖不足使令于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鋪張揚厲,幾乎和縱橫策士抵掌而談的風趣相仿佛。
其次是善設機巧,引人入觳,先縱后擒,使人無法躲避。
例如上述一章,孟子怪齊王為何“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于百姓”之后,即緊接“王請度之”。
但不待齊王回答,即又進而詰問:“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于諸侯,然后快于心與?”逼使齊王不得不說出:“吾何快于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他用這層層追問、步步逼緊的方法進行論戰,有時竟弄得齊王只好“顧左右而言他”。
在和陳相辯論時,也用同樣的方法逼使陳相不得不承認:“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這樣辯才無礙的學者,是頗有戰國策士之風的。
其次是常用譬喻來陳說事理,辯論是非,既能吸引人們的注意,又加強了說服力。
例如對梁惠王“民不加多”之問,以戰為喻;對梁襄王“孰能一之”之問,以苗為喻;對齊宣王“不為”與“不能”之問,以“挾太山以超北海”及“為長者折枝”為喻等。
但孟子用譬喻不是簡單的、一般的,而是復雜的、多樣的。
舉其較特殊者,有整段用比的,如“牛山之木”一章(《告子》上);有全章用比的,如“晉人有馮婦者”章(《盡心》下);有正意喻意并列的,如“魚,我所欲也”章(《告子》上);有喻言正言疊互的,如“禮與食孰重”章(《告子》下)。
而全段全章之比往往近乎寓言故事,如宋人揠苗助長(《公孫丑》上)、齊人乞墦(《離婁》下)。
現舉后者為例:
齊人有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
其妻問其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
其妻告其曰:“良人出,則必饜酒肉而后反;問其與飲食者,盡富貴也。
而未嘗有顯者來。
吾將(口間)良人之所之也。”蚤起,施從食人之所之,遍國中無與立談者。
卒之東郭墦間之祭者乞其馀,不足,又顧而之他。
此其為饜足之道也。
其妻歸,告其妾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者也,今若此!”與其妾訕其良人,而相泣于中庭。
而“良人”未之知也,施施從外來,驕其妻妾。
由君子觀之,則人之所以求富貴利達者,其妻妾不羞也而不相泣者幾希矣!
這是個寓言式的故事,也是一幕辛辣的諷刺劇。
全部內容包括五段情節:一、齊人對妻子的夸口;二、妻子的懷疑和妻妾的商議;三、妻子的追蹤和真相的發露;四、妻妾的羞愧和哭罵;五、“良人”無恥的得意的丑相。
故事的每一情節,特別是后三段,描繪得異常生動。
當然這是作者有意編造的,用來諷刺那些無恥的鉆營富貴利達的人們,那個齊人的形象就是一般官僚的形象;乞墦的行徑也就是一幕官場的現形。
尖銳幽默,可謂已達極點。
明人所撰的《東郭記》傳奇和清蒲松齡的《東郭簫鼓兒詞》就是以此為主要題材寫出的封建時代官場的現形記。
所以趙岐說:“孟子長于譬喻。”
此外,《孟子》的文章語氣極為逼真,如答公孫丑說:“子誠齊人也!知管仲、晏子而已矣!”(《公孫丑》上)敘校人欺子產說:“孰謂子產智,予既烹而食之,曰‘得其所哉,得其所哉’。”(《萬章》上)如此之類很多,大都接近口語,十分生動而有風趣。
總之,《孟子》的散文雖然基本上還沒有脫離語錄體,比之《論語》卻有了很大的發展。
《孟子二章》(《魚我所欲也》、《得道多助》)都體現出孟子雄辯地散文風格,因為他十分重視養“氣”,文章縱橫捭闔中體現浩然正氣,多用排比、對偶等修辭和生動的例子印證自己的觀點。
轉載請注明出處華閱文章網 » 舉例論述孟子散文的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