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孟詩派”的文學主張是什么?

不平則鳴

作為一個詩派，韓、孟等人有明確的理論主張，首先是“不平則鳴”說。

在《送孟東野序》中，韓愈指出：“大凡物不得其平則鳴……人之于言也亦然。

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懷。

凡出乎口而為聲者，其皆有弗平者乎！”

所謂“不平”，主要指人內心的不平衡，強調的是內心不平情感的抒發。

它既是對創作活動產生原因的揭示，也是對一種特定創作心理亦即“不平”心態的肯定。

這篇序文是專為一生困厄潦倒、懷才不遇的孟郊作的，文中以“善鳴”推許孟郊，則其更重視窮愁哀怨者“鳴其不幸”的傾向不言自明。

在《荊潭唱和詩序》中，韓愈進一步指出：“夫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聲要妙；歡愉之辭難工，而窮苦之言易好也。

是故文章之作，恒發于羈旅草野；至若王公貴人，氣滿志得，非性能而好之，則不暇以為。”這里的“和平之音”和“愁思之聲”雖都可視作“不平”之鳴，而且所謂“歡愉之辭難工”并不是說不能工，“窮苦之言易好” 也不是說一定好，但從文學創作規律來講，因前者出生于王公貴人之手，其生命狀態多平易流滑，便很難表現出“鳴”的深度；而后者飽經困苦磨難，其生命力與阻力激烈碰撞所導致的“不平”之鳴便易于驚動俗聽，傳之久遠。

“不平則鳴”說的另一要點在于特重詩歌的抒情功能。

本來，作為詩文大家的韓愈是更重視文的，他說自己不過是“馀事作詩人”（《和席八十二韻》），并明確認為與他那些“約六經之旨”、“扶樹教道”的文相比，其詩只是抒寫“感激怨懟奇怪之辭”（《上宰相書》），以“抒憂娛悲”（《上兵部李侍郎書》）而已。

然而也正由于韓愈沒有把詩與文等量齊觀，才使詩歌避免了成為道學工具、政治附庸的命運，才得以保持其“抒憂娛悲”、“感激怨懟”的美學品性。

“感激怨懟”就是“不平”，“抒憂娛悲”就是將此“不平”不加限制、痛痛快快地抒發出去，所謂“郁于中而泄于外”（《送孟東野序》），指的便是這種情況。

由此看來，韓愈提倡“不平則鳴”，就是提倡審美上的情緒宣泄，尤其是“感激怨懟”情緒的宣泄，可以說是抓住了文學的抒情物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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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補造化

韓孟詩派的另一個重要觀點，是“筆補造化”。

用李賀的話來說，就是“筆補造化天無功”（《高軒過》）。

“筆補造化”，既要有創造性的詩思，又要對物象進行主觀裁奪。

孟郊非常欣賞“手中飛黑電，象外瀉玄泉。

萬物隨指顧，三光為回旋”（《送草書獻上人歸廬山》）的書法藝術創造，由此而及于詩，他認為雖“形拘在風塵”，但可以“心放出天地”，用一己之心去牢籠乾坤，繩律“萬有”（《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

在《贈鄭夫子魴》中，他這樣說道：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風雷。

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

宋玉逞大句，李白飛狂才。

茍非圣賢心，孰與造化該？將天地納入“胸臆”之中，“由我”來盡情地裁奪，這是何等大的氣魄！而只有發揮創造性的詩思，才能“裁”物象，“該”造化，吁嗟之間而生風雷之象。

與孟郊一樣，韓愈也十分重視心智、膽力和對物象的主觀裁奪，他一再說： “研文較幽玄，呼博騁雄快”（《雨中寄孟刑部幾道聯句》）；“雕刻文刀利，搜求智網恢”（《詠雪贈張籍》）；“規模背時利，文字覷天巧”（《答孟郊》）。

研討詩文而至于“幽玄”，搜求“智網”復輔以“雕刻”，造端命意、遣詞造句則要力避流俗，覷尋“天巧”，足見韓愈的創作取向。

韓愈還屢屢強調寫作要“能自樹立，不因循”（《答劉正夫書》），要大膽創新，“勇往無不敢”（《送無本師歸范陽》）。

他說“若使乘酣騁雄怪，造化何以當鐫劖斷！”（《酬司門盧四兄云夫院長望秋作》）這已經不是要“筆補造化”了，而是在向造化宣戰。

司空圖評韓詩云：“韓吏部歌詩累百首，其驅駕氣勢，若掀雷抉電，奔騰于天地之間，物狀奇變，不得不鼓舞而徇其呼吸也。”（《題柳柳州集后序》）韓詩這種風格的形成，不能不說與其特富創新意識的詩歌理論以及中唐的文化趨向有著緊密的關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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雄奇怪異之風

韓孟詩派在倡導“筆補造化”的同時，還特別崇尚雄奇怪異之美。

在《調張籍》一詩中，韓愈這樣寫道：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想當施手時，巨刃磨天揚……我愿生兩翅，捕逐出八荒。

精神忽交通，百怪入我腸。

刺手拔鯨牙，舉瓢酌天漿。

此詩與當時一些崇杜抑李論者迥異其趣，給予李、杜詩以同樣的高度贊譽。

這贊譽的落腳點不在李杜詩的思想內容，而在其詩“巨刃磨天揚”那奇特的語言、雄闊的氣勢和藝術手法的創新。

所以韓愈與李杜精神之“交通”處便是“百怪入我腸”，他欲追蹤李杜，所取法也正在于此。

所謂“拔鯨牙”、“酌天漿”，將其膽之大、力之猛、思之怪、境之奇發揮到極致，完全是一派天馬行空、超越世俗的氣象。

這是一種的審美取向，韓愈不僅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努力實踐它，而且用以審視、評價、贊許同派其他詩人的詩作。

他說孟郊的詩是“冥觀洞古今，象外逐幽好。

橫空盤硬語，妥帖力排奡”（《薦士》）；說賈島的詩是“狂詞肆滂葩，低昂見舒慘。

奸窮怪變得，往往造平淡”（《送無本師歸范陽》）；說張籍的詩是“文章自娛戲，金石日擊撞。

龍文百斛鼎，筆力可獨扛”（《病中贈張十八》）；說自己與孟郊、張籍等人的詩是“險語破鬼膽，高詞媲皇墳”（《醉贈張秘書》）。

其著眼點都在力量的雄大、詞語的險怪和造境的奇特。

盡管上述某些評論并不符合詩人們的創作實際，但卻突現了韓愈美學思想；盡管在論詩時韓愈也注意到了“妥帖”、“平淡”的一面，但由于他主張的重心在雄奇險怪，便往往顧不上平淡妥帖了。

與韓愈相同，韓孟詩派其他成員也大都具有崇尚雄奇怪異的審美取向，如孟郊聲言自己為詩“孤韻恥春俗”（《奉報翰林張舍人見遺之詩》）；盧仝自謂“近來愛作詩，新奇頗煩委。

忽忽造古格，削盡俗綺靡”（《寄贈含曦上人》）；劉叉宣稱“詩膽大如天”（《自問》）、“生澀有百篇”（《答孟東野》）；李賀更是傾心于幽奇冷艷詩境的構造，既“筆補造化”又師心作怪。

雖然這些詩人因自身遭際所限，視野不夠宏闊，取材偏于狹窄，大都在苦吟上下功夫，以致雄奇不足而怪異有馀，詩境也多流于幽僻蹇澀，但他們卻以自己的美學追求和創作實踐有力地回應了韓愈的主張，強化了以怪奇為主的風格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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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為詩

韓孟詩派除了追求詩歌的雄奇怪異之美外，還大膽創新，以散文化的章法、句法入詩，融敘述、議論為一體，寫出了不少“既有詩之優美，復具文之流暢，韻散同體，詩文合一”（陳寅恪《金明館叢稿初編·論韓愈》）的佳作。

韓愈是這方面的突出代表。

作為古文大家，他熟諳古文章法，而他的尚奇精神和豪放性格也使他不慣于詩律的束縛，所以采用表現手法上較為自由的散文筆調入詩，痛快暢達地敘事抒情，乃是其詩散文化形成的一個要因。

且看他那首有名的《山石》：

山石犖確行徑微，黃昏到寺蝙蝠飛。

升堂坐階新雨足，芭蕉葉大梔子肥。

僧言古壁佛畫好，以火來照所見稀。

鋪床拂席置羹飯，疏糲亦足飽我饑。

夜深靜臥百蟲絕，清月出嶺光入扉。

天明獨去無道路，出入高下窮煙霏。

山紅澗碧紛爛漫，時見松櫪皆十圍。

當流赤足踏澗石，水聲激激風吹衣。

人生如此自可樂，豈必局束為人鞿。

嗟哉吾黨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歸！

全詩單行順接，不用偶句，不事雕琢，按照時間順序，直書所歷所見，詩人的游蹤在有條不紊的敘述中一一展現出來。

在結構安排上，一方面以濃麗的色彩來點染景物，一方面以清淡的筆觸來抒發情懷，濃淡相間，自然清朗，一種擺脫塵世牢籠完全放松的自由感、一種掙開格律束縛追求詩歌原始美的主體精神充溢于字里行間，似散文，卻又極富詩意。

韓愈不僅以散文的章法結構詩篇，而且還在詩中大量使用長短錯落的散文句法，盡力消融詩與文的界限。

五言詩如《符讀書城南》之“乃一龍一豬”，《瀧吏》之“固罪人所徙”，《謝自然詩》之“在紡織耕耘”，《南山詩》之“時天晦大雪”；七言詩如《送區弘南歸》之“嗟我道不能自肥”、“子去矣時若發機”，《陸渾山火》之“溺厥邑囚之昆侖”、“雖欲悔舌不可捫”，都有意拗峭句法，使語勢、節奏滯澀不暢，與傳統五言詩之上二下三型、七言詩之四下三型節奏迥然不同。

又如《嗟哉董生行》：

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

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

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于其中。

不受韻律、節奏、對稱的約束，完全打破了詩歌圓轉流利、和諧對稱的特點，在形式上表現為新穎、生僻、怪奇，散文傾向也更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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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議論入詩

在以文入詩的同時，韓愈還無視古典詩歌重形象、重比興、重趣味的傳統，屢屢在詩中大發議論，直接表述對人生、社會的看法，形成了以議論入詩的特點。

《薦士》、《醉贈張秘書》、《汴泗交流贈張仆射》等詩都穿插有議論，其《謝自然詩》“余聞古夏后”以下36句，《贈侯喜》“是時候生與韓子”以下14句幾乎全是議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