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鐘書是中國現代文學的一個異類。
嚴格來說,他不屬于任何派別,沒有并肩作戰的同志。
但是他又擁有無數未曾謀面的知己,被眾多知識分子視為代言。
對中國現代文學來說,錢鐘書的貢獻僅《圍城》一部而已,短篇小說集《人·獸·鬼》與散文集《寫在人生邊上》水準頗高,但相形《圍城》,則不易使人驚羨嘆服;而學術著作《管錐編》等,已經不屬于文學創作范疇之內了。
對一般人來說,了解錢鐘書的途徑,更是只有《圍城》這部小說,以及一些軼事而已。
因此,漫談錢鐘書,主要就是談《圍城》。
《圍城》涉及中國四十年代形形色色的人物,自勞工至名流,人物形象上幾乎沒有重復,即便是身份類似的兩個角色,也絕不雷同。
這歸功于錢鐘書高明的小說技巧,俗語說:“畫鬼容易畫人難”,錢鐘書總能抓住一類人的共性,又能敏銳地發掘每個個體的個性,再用入木三分的簡筆描繪出來,深得小說筆法的精髓。
在《圍城》中有一個片段:孫柔嘉畫出汪太太的扼要“十點紅指甲,一張紅嘴唇”,一個汪太太就活靈活現。
錢鐘書的筆法事實上和孫柔嘉畫汪太太是差不多的。
《圍城》是漫畫式的,卻不流于膚淺和臉譜化。
錢鐘書寫人物,并不立足于這個人物的經歷和走向,而是通過細節展現這個人物對環境的反應,使讀者如見其人。
這和其他許多小說家是不同的,在錢鐘書的《圍城》中,起承轉合的節奏感并不明顯,他也不借助矛盾的糾結來推動情節高潮的實現,對錢鐘書來說,《圍城》的任務在于“寫現代中國某一部分社會、某一類人物”,這和后來經典的小說理論是不同的,錢鐘書偏于直指人物本身,提取這些人物的人性,直到大半個世紀之后,人們依然可以在身邊發現錢鐘書筆下的人物。
《圍城》是一部有趣的小說。
但是它的有趣,比起林語堂和魯迅各自的幽默,又有很大的不同。
錢鐘書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典型,既不入世極深,又不超然世外,而是自始至終站在特定的立場上看世道,冷眼熱心。
錢鐘書并不以幽默作門面,也絕少吶喊。
對錢鐘書來說,“有趣”只是一個本能,是對現實的不合理和荒誕的一個自衛反應。
就此而言,錢鐘書與后世的王小波是不謀而合的。
他們一眼就看到荒誕的本質,卻無法去理解和體會,就像楊絳說的那樣,這種知識分子是“聰明”和“癡氣”的結合體。
在《圍城》中,每個人都像放在了放大鏡下,認真地做著荒唐的事、說著荒唐的話,暴露出可笑之處。
《圍城》沒有宏偉的命題,也不背負崇高的使命感,只是跟隨方鴻漸的步伐,把這個社會的面具漸漸剝落。
它的視角一直是知識分子的:對人、事有見解而且不親近。
這種態度讓知識分子群體對《圍城》極為推崇,因為這正是他們熟悉親切的觀感方式。
《圍城》充斥了不講情面的諷刺,卻沒有特指。
表面看來,《圍城》缺乏深刻的小說所應具備的力度,也缺乏優美的小說所應具備的飄逸,《圍城》就像知識分子的觀察筆記,有記錄性質,但不負責給出結論。
反過來說,這也讓《圍城》更加純粹,不落俗套。
《圍城》仍然具有知識分子群體內部交流的特征,錢鐘書頻繁使用典故和俏皮話,使同人有“奇文妙語”的稱贊,而外人有“掉書袋與造作”的詬病,因此也不難理解《圍城》這部小說直到同名電視劇播出才真正為大眾接受的緣由了。
個人認為,《圍城》首先是一部好的小說,雖然不需要過分的神化,但不得不承認,《圍城》是同時代中國文學獨特的成果之一,它難以被歸類和慣性解讀,它是一次成功的文本實驗,也是對中國社會和中國人的優秀的觀察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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