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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宋詞和北宋詞的區別

          1. 話說南宋詞和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2. 南宋詞與北宋詞有哪些異同

          詞或辭,是一種詩歌藝術形式,是中國古代詩體的一種,亦稱曲子詞、詩馀、長短句、樂府。

          始于唐代,在宋代達到其頂峰。一開始伴曲而唱,所以寫詞又稱作填詞、倚聲[1]。

          后來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詩歌藝術。目錄 [隱藏] 1 起源2 興起原因3 分類 3.1 按體制3.2 按風格4 發展 4.1 晚唐五代4.2 北宋初期4.3 北宋中期4.4 北宋后期4.5 南宋初期4.6 南宋中期4.7 南宋后期4.8 元代5 傳播6 著名詞人 6.1 晚唐、五代6.2 北宋時期6.3 南宋時期6.4 清時期7 注釋8 研究書目起源[編輯]詞的起源和發展,詞開始出現,是在中國的唐代。

          更精確一點,是在中國初唐時期。伴隨著當時“胡樂”傳入,“燕樂”大盛,詞也逐漸脫離傳統的五言古詩、七言古詩,成為一門獨立的詩歌藝術。

          源頭詞本身就包含多種源頭的特點,詞的源頭并不唯一。有說法是由于唐詩的發展已趨成熟,在當時也將一些歌辭,被之管弦,后來經轉移演化,因唐詩的歌唱,以及文人為增加創作的趣味性,將原本對偶工麗,句法型式規律的唐人詩歌,慢慢增損字句,再把整齊的句法攤破,詞便因此而正式產生了,溯流應在盛唐中唐之間。

          顧起綸曰:“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凄碗流麗,頗真其妙,世傳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樂等,亦有以太白時,尚無詞體,是后人依托者,或以菩薩蠻為溫飛卿作,然湘山野錄謂魏泰輔得古風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薩蠻是太白作,則流傳亦已久矣。”(汪中注譯。

          宋詞三百首。三民書局出版。

          1981)詞的演化發展軌跡,就總體而言,大致如學者所說:“勾萌于隋,發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燦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搖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獲于乾嘉之際。”[2]興起原因[編輯]詞的興起源于文學發展的趨勢。

          詩到唐已發展到高峰,難再創新局面,詞正是詩漸趨衰微時出現的新品種。詞的興起也受外樂傳入的影響,唐時多外來音樂,宴會時多以外樂番曲為主,因此,配合宴樂而作的“曲子詞”便興盛起來。

          詞的興起亦源于五代時南方文化發達,五代時戰爭頻仍,南方戰禍較少,社會安定,因此文化得以發展。西蜀、南唐的國君都好文學,南唐更成為文藝發展的地方。

          而宋初政治經濟較穩定,宋初局面較安定,都市繁榮,人民對文娛活動的興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間的詞更興盛。分類[編輯]按體制[編輯]按長短規模分,詞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一90字)和長調(91字以上,最長的詞達240字)。

          一首詞,有的只一段,稱為單調;有的分兩段,稱雙調;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稱三疊或四疊。按音樂性質分,詞可分為令、引、慢、三臺、序子 、法曲、大曲、纏令、諸宮調九種。

          按拍節分,常見有四種:令,也稱小令,拍節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長之的;近,以音調相近,從而引長的;慢,引而愈長的。按風格[編輯]按創作風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約派、豪放派和格律派。

          發展[編輯]晚唐五代[編輯]晚唐溫庭筠的詞,多寫閨情,描寫女子容貌情態、服飾和心理,以濃艷華美為主,滿是香、玉、金、釵、錦、繡等字眼。手法上表達細膩,造語清新,善于描繪具體鮮明的形象,細密婉約,情意悠遠。

          與溫庭筠齊名的有韋莊,他與五代時期的重要詞人馮延巳、李璟的詞作,都較溫詞清麗自然。李煜前期的詞,反映豪華富麗、風流浪漫的宮廷生活,多溫馨綺麗之作,仍然呈現花間詞氣息;后期的詞寫家國之恨,拓展了詞的題材,感慨既深,詞益悲壯。

          李煜詞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摯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語言明凈洗煉,通俗生動,接近口語,與花間詞縷金刻翠,堆砌華麗詞藻的作風迥然不同。北宋初期[編輯]北宋前期詞人基本上繼承了五代婉約清麗的詞風,多寫春愁秋恨、離別相思。

          體制上,承繼晚唐五代遺風,仍以小令為主。代表詞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歐陽修、張先(990-1078)、晏幾道等。

          晏殊、歐陽修等,都是達官貴人,作品都有一種雍容華貴的風度,但作品個性極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幾道的作品則把五代南唐、花間的詞風發展至高峰。

          在這一期的詞人中,范仲淹于溫婉中寓豪宕之氣,下啟蘇軾豪放詞風。張先創作了一些慢詞,對慢詞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北宋中期[編輯]北宋詞至柳永而一變,由小令時期進入慢詞時期。柳永開始大量作長調,喜用慢詞,以長調的形式和手法為主。

          在詞的內容方面,柳永也有所開拓,內容多寫都市的繁榮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戀情相思外,他還寫都市的繁華、山川的壯麗、羈旅愁思、懷古喟嘆。

          作品長于鋪敘,曲盡形容,善于白描,意境秀麗,情景交融。其后蘇軾在婉約詞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豐富奇特,個性鮮明。

          蘇軾擴大了詞的題材,抒情寫景、說理、懷古感事等題材,無一不可入詞;他又開拓詞的意境,提高了詞的格調,使詞脫離音樂的束縛,又以詩為詞,詞境壙大,個性分明。不過當時仿效蘇軾的人不多,即使蘇門學士黃庭堅、秦觀,詞風都近柳永而不近蘇軾。

          北宋后期[編輯]到了周邦彥,則于慢詞的審音調律上有貢獻,善于創調,集北宋婉約詞之大成,富艷精工,好用典故;詞的技巧、格律進一步深化成熟,善。

          3. 南宋的詞與北宋的詞有何不同

          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

          4. 南宋詞與北宋詞有哪些異同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 ”

          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

          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5. 在宋詞當中,北宋的詞與南宋的詞之間的區別何在

          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 第五章,論述詞學史上的南北宋之辨。

          歸納各家意見,「南宋」與「北宋」詞可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風格類型:一重自然的感發,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渾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長。所謂「綿密工麗有余,而高情遠致微減」,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詞的長處和缺點。

          最后總結全文,以為本文在設計上,由詞筆勢態、詞情體貌到風格類型,兼顧了形式與內容、個別家派與時代風格等層面,正扣緊了「南宋」、「姜吳」、「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種相關論說的理論層次,也具體反映出南宋姜吳典雅派詞的風格特質及其時代意義。 一、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北宋詞史》寫到結束的時候,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

          這里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征做一個回顧與總結,以為進入《南宋詞史》閱讀的過渡。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

          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

          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

          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

          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

          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

          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

          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

          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

          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

          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

          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

          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

          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

          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

          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二、南北宋詞優劣論 關于。

          6. 南宋詞與北宋詞在藝術上有什么區別

          一、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北宋詞史》寫到結束的時候,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

          這里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征做一個回顧與總結,以為進入《南宋詞史》閱讀的過渡。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

          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

          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

          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

          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

          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

          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

          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

          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

          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

          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

          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

          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

          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

          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

          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二、南北宋詞優劣論 關于南北宋詞的不同創作特色、優劣比較,是歷代詞人、詞論家熱心關注的問題。

          這種關注,首先來自對南北宋詞作的感性認識。眾多作家,根據個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詞之中,或細心揣摩南宋詞,各有心得,各抒己見,有時還形成交鋒與爭論。

          大致說來,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詞更受人們的喜歡與推崇,創作中北宋詞更多地被學習與模仿。《詞苑萃編》卷八《品藻》說:“容若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為詩,尤工于詞。

          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人為詞者,皆歸之。”

          喜好北宋詞作,是當時詞壇的普遍情況。 朱彝尊以后,清代詞壇上。

          7. 南宋詞與北宋詞在藝術上有什么區別

          一、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北宋詞史》寫到結束的時候,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這里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征做一個回顧與總結,以為進入《南宋詞史》閱讀的過渡.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南宋詞和北宋詞的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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