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一、儒家思想文化對現實的積極影響
儒家思想文化的精華在歷史傳承中經過磨練、積淀，成為我們民族的智慧、精神和美德，具有人類共性的永久價值。
1.儒家提出一系列道德范疇、命題、思想豐富了中國傳統道德寶庫。
儒家文化屬人倫文化，它提出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忠、孝、廉、節、恥等，蘊含量十分豐富，每個字都能寫一篇大文章。
如果抽象出它們的一般意義，加以選擇、加工、發揮，就能成為精華。
如“仁”，是儒家道德規范體系的核心，“仁者仁也”，強調了人的社會屬性和本質；“仁者愛人”，反映了利他精神；“克己復禮為仁”，要求人應該有道德自律意識；“殺身成仁”，彰顯了堅守信念、不怕犧牲的決心。
又如“忠”，拋開它的忠君和愚忠的具體含義之外，可貴之處在于忠于職守、勇于負責，完全可以把它用在忠于黨、忠于國家、忠于人民方面上。
又如“孝”，是任何人、任何社會都應具有的美德，封建社會過分強調子女對父母的“孝”，而忽視父母對子女的“慈”；現在實行獨生子女政策，家家體現的是過度的“慈”，很容易丟掉傳統的“孝”，所以，當今更需要強調“孝”。
此外，“義”即正直、正義，“禮”即禮貌、禮儀，“信”即誠信、信譽，“溫”即和藹、平易，“恭”即謙虛、敬人，“儉”即勤儉節約，“讓”即寬容忍讓，“廉”即清正廉潔，“節”即骨氣、氣節，“恥”即自尊自愛等，它們的一般意義都可以繼承并發揚光大，為我們的個人品德、家庭美德、職業道德、社會公德建設服務。
2.沖破天命鬼神的理性精神抵抗了宗教對人們思想的侵蝕。
儒家思想對鬼神問題持謹慎態度，“子不語怪、力、亂、神”，“未知生，焉知死”，具有無神論傾向，否定超自然救世主和彼岸世界的存在。
同時，引導人們注重“現世”生活和實際問題的解決。
孔子的學生問什么是智慧，孔子說：“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可謂知矣。”體現出對務實和理性精神的崇尚。
雖然中國有土生的和外來的宗教流傳，但都沒有形成全民族的宗教狂熱，真正推行的是“政德合一”，宗教在中國從來沒有占據過主導地位；不像西方搞的是“政教合一”，有時教權比王權還要大。
在中國正是由于信奉儒家思想，抑制了宗教的作用。
直到現在，全世界有60多億人，信教的有48億人，不信教的絕大多數在中國，這和受儒家思想文化的長期熏陶有很大關系。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人解決現實問題傾向于依靠人間力量，形成了一種不輕易求神拜佛的習慣。
在他們看來，與其信鬼神，不如信明君，“五百年必有王者興”，明君能帶來太平盛世；明君不多，就去信清官，清官率先垂范，彌補君王過失，殺陳世美，救秦香蓮；清官不多，就去信俠客，俠客可以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最大的俠客就是梁山好漢，替天行道。
老百姓實在沒辦法，才去求神拜佛，而且求的神，也多是希望能給他們解決實際問題的神，這些神和人還有血緣關系，人們缺水了就信龍王爺，缺錢了就信財神爺等，信神是無可奈何，也是權且手段，達到虔誠、迷信程度的人是少數。
3.“民為邦本”的民本主義體現了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
儒家思想歷來十分重視老百姓的作用，認為百姓是國家安寧的根本，“民為邦本，本固邦寧”。
孟子講：“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這里的“貴”就是作用重大，即“民可載舟，亦可覆舟”之義。
重視老百姓的作用，首先要重視老百姓的生計。
所以，儒家思想歷來強調君子要有“憂以天下，樂以天下”的情懷，把個人安身立命與百姓福祉聯系起來，“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要安民、養民、利民、惠民、富民，同時還要“教民”；要“解民于倒懸”，“厝天下于衽席之上”。
為此，就要修身，要“格物、致知、正心、誠意”，提高自己的道德修養和做事本領，目的是為了經世致用，實現“齊家、治國、平天下”。
當然，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前提是英雄史觀。
中國**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的群眾史觀和為人民服務的宗旨，實踐科學發展觀，貫徹以人為本，這是儒家思想的民本主義所不能比擬的，但注重民生、為民造福的社會責任感是相通的。
4.“天人合一”的生態倫理為我們建設生態文明提供了廣闊的思想文化基礎。
儒佛道三家都在追求人與自然的和諧統一。
道家崇尚“道法自然”，復歸于樸，是倒退性的返回自然；佛教提出“山川草木，悉皆成佛”，消除“分別心”，強調眾生平等。
儒家講求“仁民愛物”，即人與人、人與萬物猶如同胞手足，萬物一體而相互仁愛，認為“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道即人道；人應由“盡心”而“知性”，由“知性”而“應天”，人的生命活動要融入天地生生不息的大化之中；孟子的“乘勢待時”，荀子的“制天命而用之”，王夫子的天人“交相勝，還相用”，體現了和諧生態倫理觀和天道人道相融觀，為我們堅持經濟社會與資源、環境、人口協調發展，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提供了堅實的文化底蘊和廣闊的思維背景。
5.注重理想信念的鼓舞和凝聚作用，成為中國以德治國的一大特點和政治優勢。
儒家思想強調做人應有理想信念。
其理想人格是智、仁、勇，認為是“天下之達德也”，孔子說：“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
人有了理想信念，就能專心致志、刻苦學習，耐得住寂寞和貧困，做到“謀道不謀食”、“憂道不憂貧”“食無求飽，居無求安”，即使窮困潦倒，“飯疏食，飲水，曲弘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
不義富且貴，于我如浮云耳”。
人有理想信念，就有了自己的獨立意志和人格，孟子說:“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就能做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理想信念一旦確立，就能鼓舞人們矢志不渝、終身堅守，“朝聞道，夕死可也”，面對惡勢力，不惜殺身以成仁，舍生以取義。
**說，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
儒家重視理想信念作用，在我們今天仍沒有過時。
特別是在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人們求實務實、自主自信的同時，會出現輕視理論思維、淡化理想信念的傾向，現實中“有奶便是娘”的實惠思想，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態，“跟著感覺走”的認知方式，甚至損人利己的個人主義，都是其負面效應。
因此，我們不論是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還是做思想政治工作，都要積極開展理想信念教育。
通過理想信念教育，凝聚人心，鼓舞斗志，使人們立身處世要有志氣、正氣、骨氣。
儒家思想中的理想社會就是“大同”。
這個社會“天下為公”，“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都“講信修睦”，“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疾廢者皆有所養”。
“大同”理想是人們對原始共產主義的回憶，是對當時階級剝削、壓迫的反抗，也是對未來美好社會的向往，鼓舞了世世代代中國人。
歷代農民起義領袖的“均貧富”口號就是以“大同”理想作為旗幟招攬人心的，陶淵明的《桃花源記》，太平天國的《天朝田畝制度》，康有為的《大同書》，孫中山的“天下為公”等深受“大同”理想的啟發和影響。
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特別是新中國建國初，許多中國人，包括不少黨和國家領導人，就是用傳統的“大同”思想來理解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提出的“小康”一詞，也是從傳統的“大同”社會的描述中來的。
現在我們正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要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諧的現代化國家，這一目標實實在在地承載著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希望，對海內外中華兒女具有巨大鼓舞、凝聚作用，這已成為我們國家的一大政治優勢。
6.“過猶不及”的辯證思維體現了高超的處世方法和領導藝術。
“中庸”在儒家思想體系中占據重要地位，認為它是最高美德素養，也是準則和方法。
“中庸”里有辯證法，即關于“度”的思想，既不要過頭，也不要“不及”，反對走極端，要求人們待人接物要把握分寸，注意火候。
孔子說，有人問他問題，他就“扣其兩端而竭焉”，即摸清事物矛盾著的兩個方面，然后綜合起來給予回答；又說“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即只抓住矛盾的一個方面而忘記另一方面，必然造成危害。
儒家是為當官者著想的，認為當一個領導者，要做到“威而不猛”、“泰而不驕”、“和而不流”、“矜而不爭”、“欲而不貪”、“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勞而不怨”、“惠而不費”等。
從氣質修養上，“質勝文則野，文勝質則史，文質彬彬，然后君子”；又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認為這兩種人都有偏激性，應取其“中”，既積極又穩當。
對這些要求，我們現在的領導干部如真能做到，也稱得上是有修養、有能力的好干部。
7.儒家豐富的教育思想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教育傳統的主要內容，對現代素質教育仍有啟迪意義。
孔子首先是一位教育家，儒家繼承孔子的辦學傳統，中華民族兩千多年的教育主要是由儒家承擔的。
孔子的“有教無類”，“溫故而知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辯之，篤行之”，“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等，都是可貴的教育經驗總結。
之后，孟子提出“教亦多術”，荀子的“青出于藍而勝于藍”和“鍥而不舍”，韓愈的“業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等，都成為后世學子的格言，即使現在，對我們的素質教育仍有啟發價值。
針對我們目前應試教育狀況，我們的教育既需要面向未來、面向世界、面向現代化，也需要繼承儒家教育思想中的優良傳統。
8.儒家思想中的許多優秀成分溶入中華民族精神，成為中華民族文化的核心和靈魂。
在中華民族精神中，處處閃爍著儒家思想的光輝。
如愛國主義，儒家思想強調集體主義精神，要求個人利益服從整體利益，“克己”是為了“復禮”；強調家國合一，國是家的放大，忠是孝的放大；強調“天下興亡，匹夫有責”。
現在，愛國主義精神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動力。
又如團結統一，儒家的“大一統”思想很濃，孔子說：“天下有道，則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天下無道，則禮樂征伐自諸侯出。”西漢董仲舒稱：“《春秋》大一統者，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誼也。”儒家的“內圣外王”強調君子修身、“齊家”的目的就是為了“治國、平天下”，這已成為中華民族的政治觀念和思維方式。
在中國歷史上，分裂不得人心，統一人心所向，這已成為我們反對民族分裂的廣泛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
又如愛好和平，儒家講“禮之用，和為貴”，講“和而不同”，講“厚德載物”，講“忠恕”，要求人們在處理君臣、父子、夫妻、鄰里、朋友等“五倫”關系時，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
這里，最可貴的就是要設身處地地站到對方想一想，以增進理解，營造寬容，多達共識，形成合力。
現在，在國內提出和諧社會建設，在國際提出和諧世界理念，堅持友鄰、睦鄰、富鄰政策，為我國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目標創造良好的國際環境，儒家“和”的思想能發揮更大作用。
又如自強不息，儒家和道家、佛教最大的不同就是強調積極有為的人生態度，要求人們“發憤忘食，樂以忘憂”，孔子就是一個十分勤奮的人，干起事來，“不知老之將至”，他認為“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儒家認為，人生在世應有“三立”，即“立德、立功、立言”，要“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這種精神，**作過發揮，“為有犧牲多壯志，敢教日月換新天”就是中國人自強不息精神的概括。
中國**領導人民進行革命、建設和改革，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并使之中國化、時代化、大眾化，繼承、弘揚了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自然也繼承、弘揚了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同時，結合時代要求，增加了新的內容，如“三大作風”，兩個“務必”，解放思想，與時俱進，開拓創新等，豐富了中華民族精神，豐富了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優秀傳統文化。
二、儒家思想文化對現實的消極影響
儒家思想文化畢竟代表的是中國農業社會、封建社會的精神文明。
隨著世界工業化的興起、經濟全球化的推進，儒家思想中的消極因素暴露得越來越明顯，越來越不適應現代化。
中國近代的落后、被動、挨打，表面看是因為西方“船堅炮利”，中國武器不行，進而是因為封建制度的腐朽造成的，實際上最深層的東西，是文化上、指導思想上出了問題，這和儒家思想的消極因素不能說沒有關系，甚至有人認為儒家思想是罪魁禍首。
儒家思想的消極因素及其影響至今也存在，主要表現在如下幾個方面：
1.等級觀念壓抑了人的個性和創造性。
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仁”的外化就是“禮”，“禮”是儒家思想的一個特色。
“禮”就是指人們在相互交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舉止言行符合了自己的位置要求，就說明懂禮。
中國歷來被稱為“禮義之邦”，中國人也不乏儒雅君子，但問題就出在過分上。
儒家講君臣、父子、夫妻為“三綱”，講“貴賤有等，長幼有差”，如果有人違反了禮，就被視為犯上作亂。
魯國的一個陪臣搞了“八佾舞于庭”，即在家廟舉辦了64人規模的樂舞，這本來只有天子才使用的；這個人還祭了泰山，這本也是天子的事。
對此，孔子很氣憤，說，“是可忍，孰不可忍也”。
“禮”太多，就是繁文縟節、形式主義，最大的弊端就是壓抑個性，妨礙真理發現和科學發明。
由于講“禮”，領導、長輩說的話，即使錯話，也不能越，不能頂，不能改，因而拒絕一針見血的爭辯，否則為狂妄、驕傲、“大不敬”。
在西方，學生提問不用舉手示意，隨時插話，打斷老師講課，屬于正常；在中國就不行，孔子講“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動”，要人們平時要“居處恭”，“貌思恭”、“事思敬”。
如按這些“禮”來教育，即使天真爛漫、活潑可愛的青少年，也全被教育成循規蹈矩、躡手躡腳、千人一面的謙謙君子；再加上孔子講“君子訥于言，敏于行”、“巧言令色，鮮于仁”，更限制了人們對雄辯和溝通才能的發揮。
這和我們改革開放時代提出的開拓性、創造性人才要求背道而馳。
2.過分注重人際關系，輕視對自然界的探索和改造。
儒家文化是人倫文化，儒家學說，就是講人與人，人與社會關系的。
“學以四教：文、行、忠、信”。
又有記載，孔子以六藝授徒，六藝就是禮、樂、射、御、書、數，其中的數有自然科學味道，但是被排在最后的；其他都屬于社會人倫學問，“六藝”中最為重要的就是禮，“不學禮，無以立”。
作為君子，就是要“立于禮”，而“成于樂”。
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中國文化就形成了重人際、輕科技的價值傾向。
正如魯迅先生所講，中國人發明了火藥，是放鞭炮的，而外國人拿去是造槍炮的；中國人發明了羅盤，是看風水的（用來協調人、鬼、神關系的），而外國人拿去是用來航海的（用來開拓疆土、掠奪殖民地的）。
在中國歷史上，有許多偉大的技術發明，但不是用在直接生產力上，而是用在制造禮器、神器、酒器上，這從古墓挖掘中就可看出。
古代的人才，就是會打仗，會打官司，會搞政治，會對對聯，科技被稱為“奇技淫巧”，科學家被稱為“工匠”，不在人才之列，毫無社會地位，蔡倫、張衡、畢升很難與孔、孟、程、朱比肩。
而在西方，牛頓、達爾文可以和任何偉人齊名，牛頓下世英國舉行了國葬。
新中國成立后，鄙薄科技的“遺風”依然存在，“**”中批判知識分子為“臭老九”，現在許多專業技術人才想走仕途，成千上萬大學生報考公務員等，都是“輕科技”傳統的不同表現。
儒家文化過分注重人際，勢必影響人們業務能力和辦事效率的提高，因為它引導人們，做事首先關心的是人際關系，而不是事情本身，關系不順，很難辦成哪怕是自以為非常正確的事。
甚至引導人們把精力投放到與工作沒有任何關系的人際關系上來。
不少人甚至拋開事業，專門搞純粹的人際關系，特別是搞好和上級的關系，還能得到專門干事業的人所得不到的好處。
直到現在，外國人來中國，就認為，在中國辦事，人際成本很高。
3.輕視生產勞動，不利于生產力的發展。
儒家宣揚“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于人”，鼓勵人們當“勞心者”去“治人”。
儒家也倡導人們要努力學習，而學的不是自然科技，是人倫方面的書，“學而優則優”，學好是為了當官、管人，“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
孔子的學生樊遲請教“學稼”、“學圃”，孔子說，他不如種田、種菜的，樊遲走后，孔子說：“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
夫如是，則四方之民襁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如果天下百姓都按照孔子說的去做，大家只能喝西北風了。
從歷史上看，儒家門下培養出來的多是“四體不勤，五谷不分”的人，中了舉的，如《儒林外史》中的范進；未中舉的，如魯迅筆下的孔乙已，其導向結果，是鄙視生產勞動、鄙視勞動群眾，嚴重影響社會生產力的發展。
4.過分注重道德的作用，缺乏法治精神。
儒家文化是道德文化，治理國家，特別強調人們的素質、覺悟和良心，因而把道德看得比法律更根本、更重要。
孔子說：“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意思是行政和法律，使人不敢干壞事，但不知羞恥；道德和禮義能使人有羞恥之心，能夠自我約束，不想干壞事。
儒家排斥法律，甚至把“無訟”作為一種社會理想。
但僅僅靠道德來治國，是軟弱無力的，它可以治好人，但治不了壞人；它僅僅有應然義，沒有必然義；啟發覺悟、良心，加強自律是必要的，但沒有他律是不可靠的。
過分的以德治國，會帶來“人治”。
中國歷史上有法制，但沒有法治，而且僅僅是刑法，是用來治民的，不是用來治官治權的，往往成為袒護達官貴人的工具。
就是這點法制往往比不上“真龍天子”隨便說的一句話頂用。
社會上流行著很濃的“包公情結”和清官熱，正說明人們對社會公正的期盼與法治缺乏的現實之間有巨大反差。
儒家思想源于農耕文化，農耕文化是血緣文化、親情文化、養生文化。
上墳、建祠堂、續家譜等活動強化了宗法觀念和人情因素，維持秩序主要靠鄉規民約、傳統道德和風俗習慣。
反映這種文化氛圍的儒家思想就缺乏西方那種以古希臘文化為源頭的、以工商業為基礎的契約和法治精神。
父親偷東西，兒子應不應該告發，告發違反了孝，不告發違反了法。
孔子認為，孝重要，兒子應該包庇父親，這就是“子為父隱，父為子隱”，進而提倡“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完會違背了法治精神。
由于過分注重道德和忽視法律作用，使得中國歷代統治者調控社會的手段較為單調。
往往先是道德教育，給人們灌輸孔夫子主義；如不見效就用圣旨文件；再不見效，就派軍隊清剿、鎮壓，這就是我們常講的寬猛相濟、恩威并舉、軟硬兼施。
結果，導致國家調控社會機制缺乏根本性、穩定性、普遍性、長期性，自我消解致亂因素的功能很低，往往是小事化大，大事化得翻了天，官僚機器與致亂集團之間，不是魚死，就是網破，社會缺乏一種長治久安的動態穩定機制，表現為“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周期性的改朝換代和治亂循改。
直到現在，中國法治建設雖取得很大進步，但仍缺少法治精神。
百姓中的“臣民”觀念、領導干部中的“為民做主”觀念、“父母官”觀念，仍十分濃厚；《雍正王朝》、《康熙大帝》等電視劇仍有很大市場；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現象屢見不鮮。
實施依法治國方略任重道遠。
5.把“中庸”上升為方法論，不利于培養人們的敢闖敢冒、改革創新精神。
“中庸”有辯證法，追求一種恰到好處的“適中”，但又缺乏可操作性。
孔子只說，“叩其兩端而竭焉”，如何取其中，沒有一定的法則，需要當事人根據當時的具體情況靈活運用。
于是，人們用起“中庸”來，碰到什么問題，都采取不偏不倚、不陰不陽、不明不暗、不前不后的立場、態度和方法，表現為折中主義，特別是在大是大非面前，未能旗幟鮮明，缺乏原則性和斗爭性，使人變得騎墻、滑頭和見風使舵。
孔子感嘆道：“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真正的“中庸”在大眾中能貫徹的很少了。
對用歪“中庸”的人，孔子、孟子十分痛惡，罵他們是“鄉愿”，是“德之賊也”。
實際上，他們正是從孔子、孟子的“中庸”之道那兒學來的。
“中庸”和敢闖敢冒、改革創新相矛盾。
魯迅說，中國人的中庸，使得變革很難進行；你若要提議在一間黑屋子上開個窗戶，大家不同意，你故意說要掀掉屋頂，大家肯定反對，最后，經過折中，大家就同意開窗戶了。
這個例子說明，為了打破“中庸”思維方式對變革的阻礙，使得革命和改革有時不得不采用矯枉過正的手段，結果是非常的不“中庸”，最容易走向偏激和極端。
6.“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不利于理論創新。
孔子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是說他不搞新的創作，只是編輯文獻典籍，闡述先賢微言大義，發自內心地喜好古代。
特別是對堯、舜、禹，回憶眷戀，贊嘆不已，“巍巍乎其有成功也，煥乎其有文章”，“郁郁乎文哉”。
孔子做學問的形象是“編春秋，刪詩書，序易傳”。
這種學風影響到后人，更難標新立異，嚴重阻礙理論創新。
確實，在中國古代思想文化領域，孔子的后人很難有所創新，即使有自己的新觀點，都要摻和在對前人著作的注釋中；有的人自己寫了文章，也要冠以古人的名字得以流傳。
中國古代經史子集汗牛充棟，梁啟超說，其中的“史”就占百分之七、八十。
讀書人做的事就是寫詩、作畫、刻石頭，為圣賢經書作注，這樣既沒有政治風險，同時又高雅，顯得有才氣。
近代康有為想推動變法，打上孔子的旗號，寫《孔子改制考》，把孔子說成是改革家。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種學風，還帶來了尊崇祖訓和崇拜圣賢的思維慣性。
這種慣性成為滋生個人崇拜、教條主義、保守主義的溫床，使得解放思想成為一次次社會變革、改革先導的任務十分繁重。
五四運動批判的“以孔子是非為是非”，延安整風運動批判的王明教條主義，真理標準問題大討論批判的個人崇拜和“兩個凡是”，改革開放以來克服的“唯書、唯上”，都是“述而不作，信而好古”這一慣性在不同歷史時期的表現，而克服這一慣性的法寶就是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就是“一個中心、三個著眼”，即以我國改革和現代化建設的實際問題，以正在做的事情為中心，著眼于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運用，著眼于對實際問題的理論思考，著眼于新的實踐和新的發展。
7.“重道輕器”的體驗性籠統思維，不符合現代科技的發展要求。
以儒家思想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其思維方式是辨證的，但它是籠統的，顯得整體而混純，經驗而直觀。
儒家的許多文章談修養、談人倫、談社會，不是理性思維，而是道德體驗，如孟子講“吾養我浩然之氣，充塞于天地之間”，《中庸》講的“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對事物的探究，不喜歡精確梳理，不喜歡科學實驗，不喜歡邏輯概括，不喜歡事必親躬，喜歡大而化之，向上提升，對關乎天地人的“道”滔滔不絕，對具體的、細微的實在的“器”不屑一顧，這種思維不符合現代科技發展的要求。
中國歷史上有偉大的科技發明，如四大發明，但由于“重道輕器”，卻不成體系，師傅傳授技藝給徒弟，講的是訣竅、悟性、靈氣，而且只傳給兒子，不傳給女婿，因女婿是外人。
如遇師徒早逝，很容易失傳，留給后人的是結果，無過程與工藝。
多少年來，曹沖稱象，僅僅作為一個聰明故事在流傳，不像西方人，從洗澡體驗水的浮力中概括出阿基米德定律。
現在，中國成為“世界工廠”，資源、勞動力是我們的，產品的設計、品牌、專利是外國的，我們掙的是血汗錢，給中國留下的是資源過度消耗和環境污染。
關鍵原因是中國缺乏科技創新，高、精、尖核心技術裝備是外國的，外國一架波音飛機可抵得上一億件中國襯衫。
2008年，中國專利授權量居世界第4，可只有0.03%的企業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發明專利授權量為9萬多件，其中50%以上來自外國公司。
現在提出要建設創新型國家，提高我國的原創能力、集成能力和引進消化吸收能力，不僅要加大科技投入，改革科技體制，更要克服“重道輕器”的思維方式，確立現代科技思維方式，從體制機制上推進中國科技創新，早日實現“中國制造”向“中國創造”邁進。
作為中國人，特別是領導干部，不但要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儒家思想文化有一個深刻認識，更重要的是在推進實現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建設過程中，充分挖掘、發揮儒家思想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弘揚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和中華民族精神，增強民族自信心、自豪感和凝聚力；同時，要從觀念、思維、制度、政策、行為、環境等方面，自覺克服、改造儒家思想文化中的消極因素，做到興利除弊，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提供堅實的文化底蘊、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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