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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神》是“自我表現”的詩作，詩中的鳳凰等，都是詩人的“自我表現”。
詩中的“自我”主觀精神，是強烈的反抗、叛逆精神，是追求光明的理想主義精神。
郭沫若詩中反復出現的“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詩歌研究無定法，一般而言，評
論一位詩人，應抓住最能體現其思想藝術追求的獨創的方面。
而“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
便是《女神》的特色。
對這一形象的特征及其時代內涵的分析，可從兩方面人手：一是“開
辟鴻荒的大我”，即“五四”時期人們心目中覺醒的、新生的中華民族形象(如《鳳凰涅盤》
中的鳳凰，象征民族的新生)。
所謂“大我”的情懷，是古老中國歷史上少有的一種嶄新的
精神，也就是“五四”式的徹底、不妥協、戰斗和雄強的民族精神。
這種精神還體現為對自
由與個性解放的熱烈追求，是對人的價值、尊嚴和創造力的充分肯定，是那種“天馬行空”
的心靈世界(可以《天狗》為析例)。
其次，“自我抒情主人公”形象又應當理解為同時是詩
人的個性與靈魂的真實袒露。
“大我”與“我”是統一的。
從郭沫若詩中也會聽到不和諧的
聲音，展現其騷動、矛盾的內心，在表達進取時可能又有頹唐厭世。
這也可以從“五四”時
代心理情緒的復雜多樣性方面去理解。
惟其如此，更真實地立體地表達了一代青年的思想情
感。
2.緣情而生 因情而滅
作為“新月雙璧”之一的徐志摩，其短暫的文學生涯同短暫而富傳奇色彩的人生一樣，充滿謎一樣的意蘊。
多角度分析徐志摩的生活經歷，特別是愛情遭遇，不難發現徐志摩文學創作的發生及衰竭之因，即其愛情生活的發生衰竭是其文學藝術創作發生、衰竭的根源，二者為伴生關系。
緣情而生,因情而滅：試析徐志摩文學創作發生、衰竭之因（片斷）
陳偉華（湖南大學文學院 湖南長沙 410082）
1、私語——創作萌芽期
私語三秋的情詩情事／情語情節／臨了輕輕的將他拂在秋水秋波的秋暈里／一渦半／轉/跟著秋流去。
//這秋雨的私語，三秋的情思情事／情詩情節，也掉落在轉引秋水秋波的秋暈里一渦半／轉／跟著秋流去。
（《私語》）
目前可見最早的徐志摩文學創作是詩《草上的露珠兒》。
據徐志摩回憶，他在康橋曾有好些詩作，然而現在都無法見到。
可以說，1922年以前這個時期他的文學創作僅僅是屬于對某個人私語，極具隱蔽性。
他的文學細胞也象那草上的露珠兒，剛剛折射出一點點太陽的亮輝。
對于詩，徐志摩說：“詩是寫給愛人的，故精制而秀美”。
明確表明了這一時期徐志摩詩作的私語性質。
1920年，徐志摩在英國遇上了年僅16歲的林徽因，從此被她吸引。
呂家鄉在《個性解放的追求和幻滅————徐志摩詩歌的思想傾向》中論述到：“徐志摩把愛情看作是‘性靈美’的集中體現，而沒有認識到它是一種社會性的活動，因此，他往往孤立的就愛情寫愛情，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他這個說法，剛好反正證了徐志摩創作的為情而生。
因為他本來是為愛情而創作，他沒有必要拉大旗作虎皮，在詠嘆著人類最本質的情感時，拉進諸如勞工神圣的神圣主題來裝點門面，升華情趣。
對此，林徽因后來在《紀念徐志摩逝世四十周年》中也談了這樣的看法。
她說：“朋友，你寫詩的動機是坦白不自主的，你寫詩的態度是誠實，勇敢而倔強的。”
他寫詩的目的動機到底是什么呢？徐志摩在1923年致梁啟超的信中說：“我將于茫茫人海中訪我唯一之靈魂伴侶，得之，我幸。
不得，我命。
如此而已.。”胡適在《追悼志摩》也中談到，徐志摩是一個有著愛、美、自由的單純信仰觀。
也就是說，他作詩的目的就是為了尋找唯一之靈魂伴侶。
對于徐志摩跟文學的緣分，他自己認為：“我查過我的家譜，從永樂以來我們家里沒有寫過一行可以傳誦的詩句。”當然，這種觀點是值得懷疑的。
不過在徐，倒透露了他的心聲：他作詩,純粹是出于偶然，是因為那奇異的風，奇異的月色。
當然，從唯物主義的角度看，我們不能說他有了心儀的女性，就有了他光焰萬丈的文學。
但可以這么說，她是他文學創作的催化劑，是他心語的傾聽者，是他靈魂的寄托。
可以這么假設，倘沒有她，他定會沉浸在作中國的“漢密爾頓”的理想中。
而以她前妻家族的顯赫地位，他成為金融界的名流也未嘗不能。
但事實偏偏發生了奇妙的變化。
徐志摩后來回憶說，“我敢說只是——就我個人說，我的眼是康橋叫我睜開的，我的求知欲是康橋給我撥動的，我的自我意識是康橋給我胚胎的。”他又在 1922年8月7日致傅來儀[注：傅來儀為英國藝術家]的信中說：“我一直認為，自己最大的機緣是得遇狄更生先生。
是因著他，我才能進康橋享受這些快樂的日子。
而我對文學藝術的志趣，就這樣的固定成形了。
確實因狄更生的臉面，徐志摩才得以進入康橋學習，但如果就此認為是狄更生使徐拜倒在繆斯石榴裙下，那顯然是中了徐的詭計了。
其實徐在這兩段話中很機智的使用了模糊語，狄更生也好，康橋也好，只是徐興趣轉移的充分條件，他有意隱去了必要條件，使人產生美麗的誤讀。
這個必要條件是什么呢？他后來在1931年所作《猛虎集序文》中泄漏了全部的秘密。
他說：“但生命的把戲是不可思議的，整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也許照著了奇異的月色。
從此起，我的思想就傾向于分行的抒寫。”
這“奇異的風”，“奇異的月色”，到底是什么呢?陸耀東認為：“奇異的風”、“奇異的月色”是隱語，徐志摩抵英后，與威爾斯、魏雷、卡因等英國著名作家詩人交往，開始對文學產生極大興趣。
與此同時， 他結識了一位隨父逗留在倫敦的美麗少女林徽因，并瘋狂的向他求愛。
也正在此時，他開始寫詩。
據此，可以肯定他所謂的“奇異的風”、“奇異的月色”，決不只是指自然界的風月。
（陸耀東《徐志摩評傳》陜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另一《徐志摩評傳》的作者劉炎生則認為：“則顯然是指他與林徽音相戀對他產生的影響而言的。”（《徐志摩評傳》暨南大學出版社1995）觀二人的說法，陸的說法比較含糊，而劉的說法失之片面。
筆者認為，“奇異的風”、“奇異的月色”是康橋的文化氛圍和那美麗女性的合力。
其中控制著風的方向的是作者對他的情愛力度。
可以這么說，生性浪漫不羈的徐志摩心中詩魔的潘多納的盒子是她給打開的。
他的詩情從此一發不可收拾，迅速進入情感泛濫期。
打一個浪漫的比方，康橋就是溫床，具備適宜的溫度濕度以及陽光等一切生長的要素，美麗可人的她便是那充滿旺盛生命力的種子。
一不小心置入了徐志摩的心懷，便瘋狂的不可遏止的長出茂盛的詩文的苗來。
“只有一個時期，我的詩情有些象是山洪暴發，不分方向的亂沖。
那就是我最早寫詩那半年。
生命受了一種偉大力量的震撼，什么半成熟未成熟的意念都在指顧間散作繽紛的花雨。
《猛虎集·序文》這最早寫詩的那半年，即剛結識林徽因的那半年。
這“偉大力量”顯然指情愛的力量。
他又接著說，“我在短時期內寫了很多，但幾乎全都是見不得人的，”到底是什么詩見不得人呢？這確乎是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了。
現在我們能讀到的他1922年以前的詩作只有唯一的一首《草上的露珠兒》（1921年11月23日作）。
總的說來，這個時期，由于情愛的作用，使徐志摩的志向發生根本轉變，并且，由于情愛的作用，使他把心中的那種情欲發酵為詩情發泄出來。
2、月下待杜鵑不來——創作旺盛期
看一回凝靜的橋影/數一數螺細的波紋，/我倚暖了石闌的青苔。
/青苔涼透了我的心坎/月兒你休學新娘羞/把脊背掩蓋你的光焰首，你昨宵也在此勾留。
可聽她允許今夜來否？//聽遠村寺塔的鐘聲/像夢里的清濤吐復收，省心海念潮的漲歇/依稀漂泊踉蹌的孤舟。
//水粼粼，夜冥冥，思悠悠，//何處是我戀的多情友？/風颼颼/柳飄飄/榆錢斗斗。
/令人長憶傷春的歌喉。
（《月下待杜鵑不來》）
1922—1924年6月是這一時期的時限。
代表作有：詩集《志摩的詩》，集外詩有《情死》、《私語》、《清風吹斷春潮夢》、《你是誰呀》、《悲思》等20 余首，及《春痕》等小說，《泰山日出》等散文。
以及翻譯詩數首。
對于這一時期的創作。
他在《猛虎集序》中說：“我的第一集詩——《志摩的詩》是我1922年回國后兩年內寫成的，在這集子初期的洶涌性，雖已消滅，但部分還是情感的無關闌的泛濫。”
從徐的敘述中，我們又一次找到了其文學創作是為情而生的明證。
下面簡單回顧徐志摩這一時期的活動歷程。
這里先討論兩個問題，第一，1922年8月，徐為什么要拋開洋博士的迷人頭銜，毅然回國。
第二，徐的原配夫人張幼儀才貌雙全，與她的結合，徐一開始并未提出異議，留學英倫伊始，還迫不及待要求張為其伴讀。
何以在他產后不久便要求離婚？
對于第一個問題，有觀點認為，在徐志摩，拯救整個中國社會正要從改革社會政治制度開始，但是，這種明顯帶有青年熱血特征的生命沖動，在詩人進入典雅保守的康橋以后，就逐漸的消蛻了，此時他已經淡化直接參與社會政治經濟的生命意識。
開始試圖從更廣義的“人”的角度來尋找、印證他的生命經驗欲望。
實際上，他從未完全停止過政治活動，1923年11月28日在《努力周報》上發表《就是打破頭，也還要保持我靈魂的自由》支持北大校長蔡元培不與北洋軍閥合作的立場。
1923年冬，張君勱組織理想會，徐應約作《政治生活與王家三阿嫂》表明了他的政治思想。
1924年3月成立新月社，4、5月間陪伴泰戈爾游中國，建議閻錫山在山西建立農村建設試驗基地。
5月29日陪泰戈爾訪日。
9月寫散文詩《嬰兒》、《白旗光》、《毒藥》。
他辦新月社的目的，他在《給新月》（1924年1月24日,《晨報副刊》）談到：“這躺沙發決不是結社的宗旨，吃好飯菜也不是我們的目的。
幾個愛做夢的人，一點子創作的能力，一點子不服輸的傻氣，合在一起什么朝代推不翻，什么事業做不成？……我們并沒有展露我們的菱角。”
由此看來，康橋大學政治經濟學博士的頭銜對他還是頗有吸引力的，但他終于拋棄了，其原因就在于，“一九二二年秋，徐志摩傾心的少女隨父回國，他也無心在英倫逗留，遂乘船東行。”
正如胡適所說，徐志摩是一個有著單純的愛美自由理想信仰的人，為了自己的追求，可以拋開一切。
因此他做出此番驚世駭俗之舉也在情理中。
也正應了拜倫那句話：生命誠寶貴，愛情價更高。
實際上，在英倫留學期間，他受拜倫的影響頗大。
由此對于第二個問題的解答也就有了一些眉目。
對此，徐志摩自己的解釋是：“我之甘冒世之大不韙，非特求免兇殘之苦痛，實求良心之安頓。
求人格之確立。
求靈魂之救度耳。”他甚至認為與張的離婚是“轉夜為日，轉地獄為天堂，是彼此重現生命之曙光的不世之榮業”。
（《致梁啟超信》）
當然，他的自我辯解有一點點成立，但無法掩飾自我矯飾的成分，“既求良心之安頓，”又為何在張幼儀初產之時便棄其母子而去。
說是“轉地獄為天堂”則更為大謬，當初徐求學英倫時要求張為之伴讀，言辭是何等切切。
既自甘墜入地獄，又怎能怨別人？
這里真實的原因是，“1921年秋天，徐志摩在英國求學期間認識了林徽因……志摩為之傾倒，但她提出必須與原夫人離婚，方能考慮婚嫁之事。”。
上述一大段文字，似乎與徐志摩的文學創作毫無牽連。
但實際不然。
由上述可看出，他對他所心儀的女子已癡迷到了可拋棄一切的地步。
但是他又不是那么輕易能得到。
于是那種情感救在他心中郁積。
弗洛伊德理論中認為，在本能諸特性中，本能為了減輕緊張而采用的對象和手段最容易發生變化。
在不能獲得第一對象時，能量可以轉移到另一能夠獲得的對象上。
這種從一個對象向另一個對象的能量轉移就稱為移位。
這里，為了緩解壓力，徐志摩下意識的是用了，移位的方法，將能量發泄到文學創作上來。
弗洛伊德認為，文學創作的動因是里比多，即性欲。
藝術家從事創作并不基于他接觸生活，觀察生活，進而體驗生活而獲得豐富經歷，而是基于人的本能欲望，這些欲望最強烈并最容易沖動的就是里比多，因為人的欲望長期受到壓抑而的不到滿足，致使他們郁郁寡歡。
為了滿足這些壓抑的欲望，他們便在藝術創作中尋找歡樂。
這純屬他們的性沖動。
徐曾經說過：“世上再沒有比寫詩更慘的事。”林徽因給它的注腳是：“我看一個人一生為著一個愚誠的傾向，把感受到的復雜的情緒嘗味到的生活，放到自己理想和信仰的鍋爐里.燒煉幾句悠揚銼鏗的語言……來滿足他自己本能的藝術沖動。”
這愚誠的傾向，復雜的情緒具體是什么，林沒有明說，但我們可以感受的出來。
筆者認為，愚誠的傾向實指徐“要在茫茫人海中尋找靈魂之唯一伴侶。”復雜的情緒，指的是二人交往過程中的酸甜苦辣多樣的情感體驗。
這在徐的詩歌中有明顯的體現。
“滿足他本能的藝術沖動”則一語道破他詩歌為情而生的天機。
徐林的愛情由于各方面的原因一開始就甜澀交加。
他同時也不時的在與自己的良心作斗爭。
他于1922年5、6、7月間分別寫了《情死》、《私語》、《夜清風吹斷春潮夢》等詩來發泄自己的情感。
陸機認為“詩緣情而綺靡”在《情死》中，他以玫瑰喻愛人，表達了一種為愛情而獻生的瘋狂的癡迷，“玫瑰！我顧不得你玉碎香消，我愛你”。
《情死》作於1922年2月4日。
（原載1923年《努力周報》）他又在《清風吹斷春潮夢》中訴說好夢難圓的悠怨惆悵，“清風！你來自清林幽谷，/……/一似狼藉春陰的玫瑰/一似杜鵑黎明的幽嘆/韻斷香散，仰望天高云遠，/夢翅雙飛，一逝不復返。
/此詩作于1922年8月3日，我們注意到，1922年6月，林長民攜愛女歸國。
此詩當是此事的反映。
徐志摩對康橋是十分留戀的，但是他要訪他靈魂中唯一之伴侶就必須離開。
這種欲走還留的情感在他心中焦灼，遂升華成他的1922年8月10 日的膾炙人口的《康橋再會吧》。
8月7日他毅然啟程回國。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1924年梁思成偕林徽音赴美求學，徐志摩從此斷了對林的追求。
他的文學創作也就不可避免的隨著他的情感的失矢進入徘徊期。
盡管行動上徐志摩停止了對林的追求，但事實上她一直是他夢英魂繞的女性。
特別是后來與陸小曼發生情感危機以后，這種情緒更強烈。
在這種情絲的煎熬下，產生了《云游》、《火車擒住軌》等力透紙背的詩作。
在《云游》中，他以“一澗流水”自喻表達了對理想中的女性的化身的“云”的愛恨交加的感情。
澗水對云的情意在“憂愁”、“消瘦”、“盼望”等詞中淋漓盡致表現出來。
具有強烈的藝術感染力。
使讀者極易產生強烈共鳴。
1931年7月19 日作的《火車擒住軌》表達一種對不可把握命運的無可奈何。
火車是那樣的依戀軌，然而他的方向是既定的，他根本無法按照自己的意愿駛向自己想去的地方。
可以這樣說，對林的情結一直是徐創作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即使在他最苦悶，最感文思衰竭的時候，一想起她。
就馬上獲得了藝術生命。
例如《火車擒住軌》的產生。
3、為要尋一個明星——創作徘徊迷惘期
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向著黑夜里加鞭；——/向著黑夜里加鞭，/我騎著一匹拐腿的瞎馬//我沖入這綿綿的昏夜，/為要尋一顆明星；——/為要尋一顆明星，我沖入這茫茫的荒野。
//累壞了，累壞了我跨下的牲口，/那明星還不出現，/累壞了累壞了我馬鞍上的身手。
//這回天上頭除了水晶似的光明，/荒野里到這一只牲口，/黑夜里躺著一具尸首，——/這回天上透出了水晶似的光明！（《為要尋一個明星》）
心儀的人飛走了，靈魂的伴侶暫逝失去了落，心中的情愛無法釋懷。
主人公的心就象那匹拐腿的瞎馬，累壞了，他的軀體也成了黑夜里躺著的一具尸首。
從人的心理角度看，心中的目標突然失落，必然帶來心理的巨大失衡。
此時他很可能一蹶不振。
而在徐志摩，那情愛就是他創作的全部秘密，他的靈魂，他的源泉。
如今失去了。
他的創作也就是去了依傍。
從1924年6月到1924年秋結識陸小曼他的創作共有譯泰戈爾作品(講演稿)10篇，詩作《留別日本》、《沙揚娜拉》(18)首、《毒藥》、《白旗》、《嬰兒》、《白楊樹上》等，及悼文—《悼沈叔薇》。
色調灰暗，透露著極端失望情緒。
正如美國心理學家馬斯洛所提出的需要層次理論所揭示的那樣：人的生理需要是人的最基本最原始也是最強烈的需要。
對徐志摩同樣不例外，由于那種需要的不到滿足，于是產生一系列的失望、自責、悔恨、迷惘的情緒。
并由此滋生對一切都不感興趣的心境。
對徐志摩的總題為“一首不成形的咒祖的懺悔的想望的”包括《毒藥》、《白旗》、《嬰兒》共三首的散文詩。
一般研究者認為是單純的政治詩，并且還據此對徐的政治立場立論。
認真解讀。
發現透露的更多的還是一種失戀后的痛苦情緒。
“相信我，我的思想是惡毒的，因為這是世界是惡毒的。
我的靈魂是黑暗的，因為太陽已經滅絕了光彩。”（《毒藥》）其描寫由現實而及靈魂，單純客觀的政治現狀的感悟顯然無此穿透力。
“我們要盼望一個偉大的事實出現。
我們要守候一個馨香的嬰兒出世。”（《嬰兒》）后多人把《嬰兒》當作徐的政治理想，但實際上，在徐志摩歸國以后，盡管他有時應朋友之邀參加一些政治活動，辦新月社也不乏引起政治轟動的愿望，但實績在文學。
實際上，他已經絕少談政治了，他的詩作他的社會活動也幾乎政治無關。
在徐志摩的作品中,，有一部分是與一個叫凌叔華的女子有關的。
《問誰》、《為要尋一個明星》就曾出現在給她的信中。
但由于他們之間所有的只是一種介乎朋友之間的情緒。
因而沒有發酵出更多的文學的靈感來，從這一時期的創作內容及藝術感染力可看出。
我們所稱道的，還是那些帶有明顯的情愛印記的作品。
《月下待杜鵑不來》、《私語》等詩作純情欲滴，藝術并非爐火純青，但卻最為人所稱道。
縱觀徐志摩在失去林邂逅陸之前的作品，總覺感情苦澀、意境凝滯。
其原因就是那種促使他產生創作的情愛此時不在。
就在這年冬天，陸小曼進入她的視野，二人如水交融，一拍即合。
徐志摩的創作也隨著他的情感進入濃得化不開的全盛期。
4、濃得化不開——創作全盛期
山的起伏，海的起伏，光的起伏；山的顏色，水的顏色，光的顏色——形成一種不可比況的空靈，一種不可比況的節奏，一種不可比況的諧和，一方寶石，一球純晶，一顆珠，一個水泡。
（《濃得化不開之香港》）
后來，陸小曼移情別戀。
又日益墮落，徐乃假文學這一武器予以拯救。
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徐志摩于1928年6月15日再度外游。
歐游期間，徐每天寫一封信給陸，這后來也成為他文學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但后來徐陸之間的情愛之火終究還是熄滅了。
徐志摩的文學生命也就不可避免進入淪沉.衰竭期。
5、我不知道風,在那個方向吹.——創作迷惘淪落期
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在夢的清波里依洄——//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她的溫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甜蜜是夢的光輝//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她的負心，我傷悲//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在夢的悲哀里心碎//我不知道風/是在那一個方向吹/我是在夢中/暗淡是夢的光輝。
（《我不知道風，在哪一個方向吹》）
這首詩可以說是徐陸情愛的心路歷程。
徐志摩的夢幻里彷徨，遇到可人的她，體驗到她迷醉的溫存，那時候，所有的記憶只有甜蜜。
到后來，她負心了，只留下毫無光澤的回憶。
他于是迷失了感覺的方向。
這風，到底是指什么呢？徐志摩曾在《猛虎集·序文》中說，整整十年前，我吹著了一陣奇異的風，由此而詩興大發。
兩處“風”所指當相同。
此時,他再也弄不清風是向呢一個方向吹，他的創作也就自然陷入迷惘。
他后來在《猛虎集·序文》中反思道，最近這幾年生活，不僅是極平凡，簡直是到了枯窘的深處。
跟著詩的產量也盡向瘦小里耗……我信，竟可以消耗到幾乎完全沒有。
3.《四世同堂》里的韻梅是老舍女
性形象中賢妻良母的典型,也是老舍理想女性的化
身。
她純樸賢惠,溫柔善良;她懂規矩,守禮節;她
反對自由,厭惡輕薄,是一個傳統道德倫理下的一
個女性范本。
她愛自己的丈夫,關心瑞宣,替瑞宣
分擔憂愁和煩惱,忠實謹慎但在關鍵時刻又表現出
堅強冷靜和沉著。
韻梅便是老舍努力塑造的一位
具有傳統光輝的女性形象。
作為“新時代的舊派女
人”,韻梅沒有享受到戀愛的自由,沒有獲得心心相印的愛情。
她從瑞宣那里得到的不是愛情的偎依
而是丈夫對妻子所盡的責任,但這些并不能阻礙韻
梅對整個家庭的愛、奉獻和寬容。
韻梅沒有遠見卓
識,認識不到日本發動戰爭的真正目的,她是那種
一根草也不肯白白拿過來的人。
她最懂禮數,但當
自己的孩子受了欺侮,她也會毫不猶豫地出手,把
那個欺負小順子的日本孩子推倒在地。
對韻梅來
講“, 母性”成了她美好品質的最好概括。
在老舍筆
下,即使淪為娼妓的小福子、《月牙兒》中的“我”、
《微神》中的“她”,她們更多地承擔了家庭的責任。
小福子為了養家糊口、照顧年幼的弟弟,她承擔了
“母親”的角色《; 月牙兒》中的“母親”為了養活女兒
被迫改嫁、賣身,而“我”為了養活母親和自己竟也
不惜出賣肉體;她們身上表現出來的都是一種偉大
的、甘愿犧牲的“母性”品質。
“母親”、韻梅、小福
子、“我”等是作家描摹的女性個體,中國傳統女性
的“母性”溫柔、堅韌性格、善良品性等美德在她們
身上保持著旺盛的生命力,這也是老舍最欣賞的女
性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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