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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國藩繼承桐城派方苞、姚鼐而自立風格，創立晚清古文的「湘鄉派」，他論古文，講求聲調鏗鏘，以包蘊不盡為能事；所為古文，深宏駿邁，能運以漢賦氣象，故有一種雄奇瑰瑋的意境，能一振桐城派枯淡之弊，為后世所稱。
曾氏宗法桐城，但有所變化、發展，又選編了一部《經史百家雜鈔》以作為文的典范，非桐城所可囿，世稱為湘鄉派。
清末及民初嚴復、林紓，以至譚嗣同、梁啟超等均受他文風影響。
所著有《求闕齋文集》、《詩集》、《讀書錄》、《日記》、《奏議》、《家書》、《家調》及《經史百家雜鈔》、《十八家詩鈔》等。
不下百數十卷，名曰《曾文正公全集》，傳于世。
另著有《為學之道》、《五箴》等著作。
軍事功勞
咸豐二年（1852年）十一月，太平軍自湖南北出，攻克漢陽。
咸豐三年（1853年）曾國藩建立地方團練，稱為湘軍，分陸軍、水師兩種，士兵則招募湘鄉一帶農民為主，薪俸為一般綠營的三倍左右，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
咸豐四年（1854年），總計有陸軍十三營六千五百人，水師十營五千人，會集湘潭，誓師出征。
初戰在岳州、靖港敗于太平軍，接連吃敗戰，曾國藩幾跳水自盡，在上書時，只能以「屢敗屢戰」自嘲。
后重整軍實，復占岳州、武昌，太平軍勢力退出湖南。
咸豐八年（1858年5月），攻占九江，氣勢很盛；咸豐十年（1860年），曾國荃包圍安慶，以「扎硬寨，打死仗」聞名。
同治三年（1864年），湘軍攻破天京（南京）。
戎裝之曾國藩
太平軍抵抗湘軍，讓湘軍吃足苦頭，南京城破時，曾國藩說：「今粵匪之變，蹂躪竟及十六省，淪陷至六百余城之多，而其中兇酋悍黨，如李開方守馮官屯、林啟容守九江、葉蕓來守安慶，皆堅忍不屈。
此次金陵城坡，十萬余賊無一降者，至聚眾自焚而不悔，實為古今罕見之劇寇」。
曾國藩入南京后，搞三光政策，「……分段搜殺，三日之間斃賊共十余萬人，秦淮長河，尸首如麻，……三日夜火光不息。
」其實十余萬人大多是老百姓，南京文士李圭道：「至官軍一面，則潰敗后之虜掠，或戰勝后之焚殺，尤耳不忍聞，目不忍睹，其慘毒實較『賊』又有過之無不及，余不欲言，余亦不敢言也。
」（李圭：《思痛記》），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在《能靜居日記》有詳細記載南京城破：「……沿街死尸十之九皆老者。
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
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老者無不負傷，或十余刀，數十刀……」。
曾國荃殺人如麻，縱兵焚城，「雪帥」彭玉麟見狀不滿，先后二次（1861年安慶之圍與1864年金陵之圍）致函曾國藩，要求大義滅親。
曾國荃于南京搶得大量財物，曾國藩對朝廷奏稱「偽宮賊館，一炬成灰，并無所謂賦庫者，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物，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見之事」。
曾國藩處死李秀成，是為殺人滅口。
湘軍將帥之廉勇，軍紀之嚴格，是其勇猛善戰的重要原因，亦使湘軍威震天下。
由此，戰亂各省紛紛赴湖南募勇招兵，蔚然成風，故有“天下無湘不成軍”之說。
思想學術
曾國藩作為近代著名的政治家，對“乾嘉盛世”后清王朝的腐敗衰落，洞若觀火，他說：“國貧不足患，惟民心渙散，則為患甚大。”對于“士大夫習于憂容茍安”，“昌為一種不白不黑、不痛不癢之風”，“痛恨次骨”。
他認為，“吏治之壞，由于群幕，求吏才以剔幕弊，誠為探源之論”。
基于此，曾國藩提出，“行政之要，首在得人”，危急之時需用德器兼備之人，要倡廉正之風，行禮治之仁政，反對暴政、擾民，對于那些貪贓枉法、漁民肥已的官吏，一定要予以嚴懲。
至于關系國運民生的財政經濟，曾國藩認為，理財之道，全在酌盈劑虛，腳踏實地，潔已奉公，“漸求整頓，不在于求取速效”。
曾國藩將農業提到國家經濟中基礎性的戰略地位，他認為，“民生以穡事為先，國計以豐年為瑞”。
他要求“今日之州縣，以重農為第一要務”。
受兩次鴉片戰爭的沖擊，曾國藩對中西邦交有自己的看法，一方面他十分痛恨西方人侵略中國，認為臥榻之旁，豈容他人鼾睡，并反對借師助剿，以借助外國為深愧”；另一方面又不盲目排外，主張向西方學習其先進的科學技術，如他說過購買外洋器物……訪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習，繼而試造，……可以剿發捻，可以勤遠略。
治學論道之經 曾國藩是清末著名的理學大師，學術造詣極深。
他說：“蓋真能讀書者，良亦貴乎強有力也”，要有“舊雨三年精化碧，孤燈五夜眼常青”的精神。
寫字或陽剛之美，“著力而取險勁之勢”；或陰柔之美，“著力而得自然之味”。
文章寫作，需在氣勢上下功夫，“氣能挾理以行，而后雖言理而不灰”。
要注意詳略得當，詳人所略，略人所詳，而“知位置者先后，翦裁之繁簡”，又“為文家第一要也”。
為文貴在自辟蹊徑，“文章之道，以氣象光明俊偉為最難而可貴”。
“清韻不匱，聲調鏗鏘，乃文章第一妙境”。
持家教子之術 通過對家庭成員的八本三致祥教育，曾家培養出了一代又一代的好兒女，盡管是侯門大族，100多年來未見有紈绔子弟，這不能不說是曾國藩教育思想的成功。
曾國藩家教理論體系為：以八本為經，以八寶為緯，以四字要訣、三致祥、三不信穿插其中，經緯連貫，脈絡相通，形成的一套治家的完整可師的理論體系；這套理論不同中國傳統的關于教育后代的核心理念，反對孔孟朱子顏氏等著名家訓所一貫堅持的學而優則仕的學說，并付諸實施。
它對當今社會幾乎每個家庭所面對的教育困惑問題具有極為重要的現實意義。
疆場競斗之計 曾國藩以編練湘軍起家，書生治國，鎮壓了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農民起義——太平天國運動。
其軍事思想內涵極豐,確有過人之處。
他認為，兵不在多而在于精，“兵少而國強”，“兵愈多，則力愈弱；餉愈多，則國愈貧”。
主張軍政分理，扣負其責。
他購買洋槍、洋炮、洋船，推進中國軍隊武器的近代。
治軍以嚴明軍紀為先，同時著意培養“合氣”，將士同心，他認為“將軍有死之心，士卒無生之氣”。
選擇有四點要求：“一曰知人善任，二曰善覘敵情，三曰臨陣膽實識，四曰營務整齊”。
曾國藩軍事思想中最豐富并值得今人借鑒的是其戰略戰術。
如“用兵動如脫兔。
靜如處女”，主客奇正之術，“扎硬寨，打死仗”，水師不可順風進擊，善擇營地，“先自治，后制敵”，深溝高壘，地道攻城之術，水陸配合，以靜制動，“先拔根本，后翦枝葉”等等。
處世交友之道 曾國藩對交友之道頗有見地，他認為交友貴雅量，要“推誠守正，委曲含宏，而無私意猜疑之弊”。
“凡事不可占人半點便宜。
不可輕取人財”。
要集思廣益，兼聽而不失聰。
“觀人之法，以有操守而無官氣、多條理而少大言為主”。
處世方面，曾國藩認為，“處此亂世，愈窮愈好”。
身居高官，“總以錢少產薄為妙”。
“居官以耐煩為第一要義”，“德以滿而損，福以驕而減矣”。
為人須在一“淡”字上著意，“不特富貴功名及身家之順逆，子姓之旺否悉由天定，即學問德行之成立與否，亦大半關乎天事，一概笑而忘之”。
“功不必自己出，名不必自己成”，“功成身退，愈急愈好”。
曾國藩寫有格言十二首，基本上概括了他的處世交友之道。
修身養性之訣 曾國藩總結了修身十二款：敬、靜坐、早起、讀書不二、讀史、謹言、養氣、保身、日知所亡、月無亡不能、作字、夜不出門。
他認為古人修身有四端可效：“慎獨則心泰，主敬則身強，求仁則人悅，思誠則神欽”。
曾國藩不信醫藥，不信僧巫，不信地仙，守篤誠，戒機巧，抱道守真，不慕富貴，“人生有窮達，知命而無憂。” 人格修煉對他事業有幫助，首先是誠，為人表里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于世。
第二個是敬，敬畏，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
第三個就是靜，心、氣、神、體都要處于安寧放松的狀態。
第四個字是謹，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個字是恒，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
最高境界是“慎獨”，舉頭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后半生，不斷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要謙對、要仁恕、要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圣賢。
許多人都認為人格修煉是空虛的東西，認為修身是虛無縹渺的東西，甚至還是迂腐的，但曾國藩一生的事業，修身才是他事業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國藩認為：“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恒，二曰懲貧，三曰節欲，四曰每夜臨睡前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后各行三千步。”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 最為要緊，養病須知調衛之道。
曾國藩為自己立下課程十二條： 主敬：整齊嚴肅，清明在躬，如日之升。
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四刻，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早起：黎明即起，醒后勿沾戀。
讀書不二：一書未完，不看他書。
讀史：念三史（指《史記》、《漢書》、《后漢書》），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謹言：刻刻留心，第一工夫。
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保身：節勞、節欲、節飲食。
日知其所無：每日讀書，記錄心得語。
有求深意是徇人。
月無忘其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不可一昧耽著，最易溺心喪志。
作字：飯后寫字半時。
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課程。
凡事不待明日，取積愈難清。
夜不出門。
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曾國藩用人識人之術 怎樣用人，特別是怎樣用準人，學問極深。
曾國藩用人的學問，是其人生成功術中重要的的一門，他從不盲目選人，糊涂授權，而是睜大自己的一雙明亮之眼，遵循“看透人之后再用人”的方法，該避則避、該提則提，顯示出到位的領導才智和管理才智。
用人四法：做、省、學、禁； 摸透人的精、氣、神； 任用智、言、勞三種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