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中國哲學簡史》讀書筆記
by daneen
《中國哲學簡史》原本是馮友蘭先生1947年在賓西凡尼亞大學講課的英文講稿，后由其學生翻譯成中文出版。
先生在自序中開篇直抒胸懷：“小史者，非徒巨著之節略。
姓名，學派之清單也。
非全史在胸，克臻境。
惟其如此，讀其書者，乃覺擇焉雖精而語焉猶祥也。”先生自然是全史在胸，大有“小范胸中百萬兵”之氣勢。
先生抽筋扒皮，把兩千年的哲學脈絡清晰地展現于大家眼前。
囫圇吞棗讀完此書，我仍有許多不解，實在是自己資質愚鈍。
所謂良史必有三長：才，學，識。
才者，文筆之精妙也；識者，選材之精當也；學者，史料之精熟也。
先生雖然強調著小史意在通俗，難展其學。
我覺得此書已是三者兼備，方才領悟有人說，49以后大陸已鮮有可讀之書（譯著除外）。
我自己歸納出一些基本的問題。
一，哲學和宗教。
哲學，
就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
但是對于人生有反思的思想的人不多，其反思的思想有系統的人更少。
這種思想，之所以稱為反思的，因為它以人生為對象。
產生人生論，宇宙論，知識論。
宇 宙是人生的背景，思想本身就是知識。
宗教，
每種大宗教的核心都有一種哲學。
事實上每種大宗教就是一種哲學加上一定必要的上層建筑，包括迷信，教條，儀式和組織。
二，中國的三教。
人們常說中國有三教：儒教，道教，佛教。
其實不然。
儒家不是宗教，道家只是一個哲學派別，道教才是宗教。
道家與道教是有很大區別，兩者教義不同，甚至相反：道家教人順乎自然，道教教人反乎自然，有征服自然的科學精神。
中國文化的精神基礎是倫理（特別是儒家倫理），不是宗教（至少不是正規的，有組織的那類宗教）。
三，道德價值和超道德價值。
高于道德價值的價值，可以叫做“超道德價值”。
愛人是道德價值；愛上帝（宇宙）是超道德價值（更準確地說，愛上帝是準超道德價值，按斯賓諾莎，愛宇宙才是超道德價值）。
對超乎現世的追求是人類先天地欲望之一，中國人并不例外。
中國人不是宗教的，因為他們都是哲學的，他們在哲學里滿足了他們對超乎現世的追求。
他們也在哲學里表達了，欣賞了超道德價值，而按哲學去生活，也就體驗了這些超道德價值。
人們往往通過宗教來追求超道德價值，但科學往前進一步，宗教就往后退一步。
幸好，出了宗教還有哲學，為人類提供了獲得更高價值途徑——一條比宗教更為直接的途徑。
通過哲學而熟悉的更高價值比通過宗教而獲得的更高價值，甚至要純粹得多，因為后者混雜著想象和迷信。
在未來的世界，人類將要以哲學代替宗教。
因此，人不一定應當是宗教的，但是他一定應當是哲學的。
四，“入世的哲學”和“出世的哲學”
人雖有各種，但各種人都是人。
專就一個人是人說，所可能有的最高成就是成為什么呢？中國哲學家的答案就是成為圣人。
而圣人的最高成就就是個人與宇宙的同一。
人如果要得到這個同一，是否必須離開社會，或者甚至否定“生”？
某些哲學家回答說，這是必須的。
這種哲學就是普通所謂的“出世的哲學”
另一種哲學，注重社會中得人倫和世務。
這種哲學只講道德價值，不會講或不愿講超道德價值。
即普通所講的“入世的哲學”。
專就中國哲學中得主要傳統來說，中國哲學既入世而又出世。
五，哲學的功用
按照中國哲學的傳統，哲學的功用不在于增加積極的知識，而在于提高心靈的境界——達到超乎現世的境界，獲得高于道德價值的價值。
中國哲學傳統里，有為學，為道的區別。
六，內圣外王
中國哲學認為，一個人不僅在理論上而且在行動上完成了“入世與出世”的統一，他就是圣人。
中國圣人的精神成就，相當于佛教的佛，西方宗教的圣者的精神成就。
但是中國的圣人并非不問世務的人。
他的人格就是內圣外王的人格。
內圣是就其修養的成就說的；外王，是就其在社會上的功用說。
所謂內圣外王，只是說，有最高精神成就的人，按道理可以為王，而且最宜于為王。
至于實際上是否有機會為王無關宏旨，是另外一回事。
而中國哲學的任務就是使人有內圣外王的人格。
由于哲學的主題是內圣外王之道，所以哲學不單是要獲得這種知識，而且還要養成這種人格。
不單是要知道它，還是要體驗它。
對于這個問題，馮先生引用了金岳霖先生的一大段話，來說明知道哲學和體驗哲學的關系：
“中國哲學家都是不同程度的蘇格拉底。
其所以如此，因為道德，政治，反思的思想，知識都統一于一個哲學家之身；他自己以身載道。
遵守他的哲學信念而生活，這是他的哲學組成部分.......他的身上存在哲學家的合命題（入世和出世的統一），.....他像蘇格拉底，他的哲學不是用來打官腔的。
他更不是塵封的陳腐的哲學家，關在書房里，做在靠椅中，處在人生之外。
對于他，哲學從來就不只是為人類認識擺設的觀念模式，而是內在于他的行動的箴言體系；在極端的情況下，他的哲學簡直可以說是他的傳記。”
說到金岳霖先生，我的大腦里不禁打了三個大問號。
金教授自然是以身載道的哲學大師，但他對人生的領悟，對于情感的領悟，讓我費解。
據說，他因為林徽音終生未娶，而甘做她的鄰居。
這是否也在他的哲學體系之內呢，他為何為自己寫出如此奇特的人生傳記呢？
七，中國哲學的表達方式
中國哲學家的言論，文章沒有表面上的聯系，這些言論，文章都不是正式的哲學著作。
中國哲學的表現形式多為語錄，書信，多名言雋語，多比喻例證，富于暗示。
富于暗示不單是是中國哲學的特點，也是一切中國藝術的理想，例如詩歌追求“言有盡而意無窮”。
這種理想也影響了哲學家的表達。
例如，《莊子》中談到兩位圣人相見而不言，因為“目擊而道存矣”；到家則說，道不可道。
這個特點一直影響中國的人方方面面，在西方，兩個人相愛就會大膽直白的說“I love you”，而中國人要說“月亮代表我的心”，愛不愛你，自己去揣摩吧，不可道。
八，哲學的特色
哲學是對于人生的有系統的反思的思想，在思想的時候，人們常受環境的影響和限制。
在特定的環境，人們以特定的方式感受生活，因而他的哲學也就有特定的強調之處和省略之處。
這就就構成哲學的特色。
九，中國哲學的背景
中國是大陸國家。
古代中國人以為，國土就是世界，所以創造“天下”“四海之內”既表示世界，又表示國家。
作為海洋國家的希臘人，無法理解理解這些詞語是同義，換句話說，因為這個基本的背景，他們創造發展了不同的哲學。
古代中國和希臘的哲學家不僅生活的地理條件大不一樣，經濟條件也大不相同。
中國是大陸國家，以農業為主，以土地為生，土地是財富的基源。
因此，在中國的哲學家眼里，存在著“本”“末”之分。
“本”指農業，“末”指商業。
因此，貫穿中國歷史的，農業都是主線，政策都是“重本輕末”。
因而跟土地相關的兩個主要職業“農民”和“士——地主”是值得自豪的。
而作為海洋國家的希臘是如此的不同，在建立強大的帝國之前，他們甚至都是處于分散在各自小小的城邦（這也大概是為什么西方的童話果故事里多得是公主和王子，在中國王子基本上只有一個，相互殘殺的厲害），各自為政，經濟靠海洋，和貿易。
（關于古希臘的起源和政治經濟，《顧準日記》里面有詳細的論證）
家族制度。
農業靠土地，土地不可移動，人就這樣被禁錮下來，祖祖輩輩生活在同一個地方，從而建立起中國的家族制度。
它無疑是世界上最復雜，組織得最好的制度之一。
中國傳統的五中社會關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其中有三種是家族關系，其余兩種可以按家族來理解。
同樣的原因，祖先的崇拜也發展起來了。
儒家學說大部分是在論證這種社會制度的合理，或者是這種制度的理論說明。
這種家族制度既是地理條件的產物也是經濟條件的產物。
近年來，針對中國社會所出現的混亂和迷失，有學者寄希望于重建家族制度，從它所依賴的條件來說，或許已經不再適宜了。
十，“反者道之動”
中國哲學和希臘哲學有一個都支持的理論，就是：在自然界和人類社會的任何事物，發展到了一個極端，就反向另一個極端。
借用黑格爾的話說，“一切事物都包含著它自己的否定”。
《老子》也有相似的話：“反者道之動”。
儒家也說 ：“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日盈則昃，月盈則食” 。
馮先生說這個理論對中華民族的影響深遠，對于中華民族在其悠久的歷史中勝利地克服所遭遇的困難，貢獻很大。
在反法西斯戰爭中，中國人民就是懷著“黑暗即將過去，黎明即將到來的”的信念，度過了這場戰爭。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漢奸是做不得的，畢竟不長久。
十一，新儒家和新道家
儒家強調人的社會責任，到家強調人的內部的自然自發的東西。
公元三，四世紀的時候，有些到家的人試圖使道家更接近儒家，十一，十二世紀的時候，也有些儒家的人試圖是儒家更接近于道家。
我們把這些道家的人稱為新道家，這些儒家的人稱為新儒家。
正是這種改變，是中國的哲學即出世又入世。
十二，中國哲學的方法論
這是一個相當重要的問題。
諾思羅普說過，概念的主要類型有兩種，一種是用直覺得到的，一種是用假設得到的。
形上學有兩種方法：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
正的方法的實質，是說形上學的對象是什么；負的方法的實質，則是不說它。
這樣做，負的方法也就啟示了它的性質和某些方面，這些方面是正的描寫和分析無法說出的。
西方哲學以所謂“假設的概念”為出發，中國哲學以所謂“直覺的概念”為出發點。
其結果是，正的方法在西方哲學中很自然地占統治地位，負的方法很自然地在中國哲學中占統治地位。
佛家加強了道家的負的方法。
道家與佛家的結合產生了禪宗，禪宗的哲學可以說是靜默的哲學。
誰若了解和認識了靜默的意義，誰就對于形上學的對象有所得。
在西方，康德曾經應用過形上學的負的方法。
在他的《純粹理性批判》中，他發現了不可知者，即本體。
在康德和其他西方哲學家看來，不可知就是不可知，因而不“能”對它說什么。
但是對于習慣于負的方法的人們看來，正因為不可知是不可知，所以不“應該”對它說什么 ，這是理所當然的。
形上學的任務不在于，對不可知者說些什么；而僅僅在于，對于不可知這個事實，說些什么。
誰若知道了不可知是不可知，誰也就算對于它有所知。
關于這點，康德做了許多工作。
負的方法實質上是神秘主義的方法。
哲學上一切偉大的形上學系統，無論它在方法論上是正的還是負的，無一不是把自己戴上“神秘主義”的帽子。
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斯賓諾莎那里，正的方法用的好極了，可是他們的系統的頂點也都有神秘性質。
正的方法和負的方法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輔相成的。
一個完全的形上學系統應該始于正的方法，而終于負的方法。
中國哲學史上，正的方法從來沒有得到充分的發展，因此，中國哲學歷來缺乏清晰的思想，這也是中國哲學以單純為特色的原因之一。
清晰思想不是哲學的目的，但是它必須是每個哲學家需要的不可或缺的訓練。
它也確實是中國哲學家所需要的。
另一方面，在西方哲學史上從未見到充分發展的負的方法。
只有兩者相結合才能產生未來的哲學。
在使用負的方法之前，哲學必須通過正的方法；在達到哲學的單純性之前，必須通過哲學的復雜性。
人必須在先說很多話后然后保持沉默。
參考資料：http://**publicforum/Content/no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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