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子夜讀后感
茅盾的《子夜》，當初看的時候沒想那么多，只是有點閑，或者說懶，懶的做別的，就找個大磚頭打發時間，沒想到自己能看進去。
心想著也就十幾頁，頂多幾十頁，就繳槍了，沒想到，我意識到的時候，已經看完了。
《子夜》標志著茅盾的創作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成熟階段，是我國現代文學一部杰出的革命現實主義的長篇。
它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寫起，至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完稿。
在動筆以前，還經歷了一個較長的準備和構思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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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工業資本家吳蓀甫和買辦金融資本家趙伯韜之間的的矛盾和斗爭，是貫串《子夜》全書的主線。
環繞這條主線，《子夜》反映了一九三零年左右革命深入發展、星火燎原的中國社會的面貌。
1930年5月的一個夜晚，上海灘工業大亨吳蓀甫和吳二小姐芙芳、姑老爺金融財閥杜竹齋正在戴生昌輪船局迎候從老家雙橋鎮避亂而來的吳老太爺。
靠《太上感應篇》作精神依托、二十五年不曾跨出書齋半步的吳老太爺，實際上已是一具古老的僵尸，一到上海，資本主義都市的氣息立刻使他風化了。
吳老太爺因刺激過度得了腦溢血，當晚就咽了氣。
第二天，吳府大辦喪事，各種人物云集吳家。
主人公吳蓀甫因投有巨大資產的家鄉雙橋鎮農民造反，城里的裕華絲廠工人怠工，顯得很是憂愁。
但當他聽到杜竹齋講到金融買辦趙伯韜、尚仲禮要拉他們組織秘密“多頭”公司，搞公債投機時，眼里馬匕閃出興奮的光彩，丟下喪事立即找趙伯韜談判，心里構思著一個大計劃：吞下一切中小實業家，成為工業霸主。
他和太平洋公司總經理孫吉人、大興煤礦公司總經理王和甫幾番籌劃終于成功，組成了實業界財團“益中信托投資公司”。
吳蓀甫在公債投機中得手，“益中”僅花五六萬就吞并了估價30萬的八個廠。
吳把匯集的全部資產做起公債來，先做“空頭”，后改做“多頭”。
趙伯韜是上海公債市場里的魔王，有美國人撐腰，又和軍政界有聯絡，神通廣大。
他要搞金融托拉斯來控制工業資本，并揚言要“直逼到吳老三垮臺，益中公司倒閉！”吳蓀甫既要擴廠搞實業，又要搞公債投機，資金緊缺。
杜竹齋又在節骨眼上退出益中。
一些儲戶紛紛要求提前取款。
為了與趙伯韜斗到底，吳收買趙的情人劉玉英、經紀人韓孟翔做內線。
但是閻軍突然全線出動，四天之內要打到濟南，公債猛跌，“多頭”面臨慘敗的威脅。
為了轉嫁危機，吳蓀甫下令工人工資按八成扣發，鬧事者以武力鎮壓！工賊屠維岳使出渾身解數，也無濟于事。
工潮掀起，吳蓀甫被困在廠內，如驚弓之鳥，狼狽地從后門溜走。
為了擺脫煩惱，尋求刺激，吳蓀甫一伙帶上交際花徐曼麗去江上游樂，由于開足馬力，結果撞翻了一條舢板。
趙伯韜找上門，揚言要實行全面經濟封鎖。
益中終于敗給了西方的“洋行”和東方的“會社”。
吳蓀甫感到自己要山窮水盡了。
但他還是孤注一擲，要和趙伯韜進行最后的較量，甚至把吳府住宅的地皮都押了出來。
“多頭”與“空頭”決戰的時刻到了，趙伯韜掌握了吳蓀甫一伙的底細。
吳最后拋出150萬“裁兵”公債，這時如果杜竹齋能加入吳的行列，吳就能取勝，但是杜竹齋趁他們壓價時站到了趙伯韜的一邊，大量扒進。
吳蓀甫一敗涂地，準備用手槍自殺，但并未開槍。
最后吳蓀甫與少奶奶在子夜的鐘聲里出碼頭避暑去了。
通過上述這些描寫，《子夜》揭示出了作為民族工業資本家的吳蓀甫的兩面的性質：他和帝國主義及其卵翼下的買辦金融資本家之間存在著矛盾，和勞動人民，特別是工人之間也存在著矛盾。
在帝國主義統治下，中國民族工業是永遠得不到發展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是永遠不可能走上資本主義道路的。
這是歷史的必然的法則，誰也不能夠改變或者動搖它。
當時在有關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中，托派分子曾竭力散播帝國主義的入侵推動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社會經濟是資本主義經濟占優勢，中國社會性質已是資本主義的反動論調。
他們抹煞華洋資本之間的差別，掩蓋帝國主義扼殺中國民族工業這樣一個鐵的事實，企圖用“左”的詞句來反對中國人民正在進行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以達到他們的不可告人的目的。
《子夜》關于吳蓀甫這個典型人物的性格和命運的刻劃，給了托派這種謬論以有力的回答。
除吳蓀甫外，茅盾在《子夜》中還創造了一系列性格鮮明的人物形象，他們各自的思想面貌、精神狀態都打上了時代和階級的深刻印記。
屠維岳是吳蓀甫手下得力的鷹犬。
正象作者著意渲染吳蓀甫的才干和魄力一樣，他也用不少筆墨渲染了屠維岳的“機警、鎮定、膽量”。
吳蓀甫不能改變自己的失敗命運，屠維岳的陰謀詭計也終于破壞不了排山倒海的工人運動。
越伯韜是美帝國主義所拳養的買辦金融資本家，是半殖民地的特有產物。
他憑借**的法西斯政權的力量，在政治和經濟上都具有壓倒吳蓀甫的優勢。
他不僅操縱了上海的公債投機市場，而且還一手扼住了民族工業的咽喉。
他狡獪、陰狠而剽悍，玩弄女性，荒淫無恥。
作品雖然對這個人物的政治社會關系揭示得還不夠充分，但從篇幅不算很多的描寫中，已經淋漓盡致地刻劃與暴露了他的流氓本性。
馮云卿是在土地革命風暴下逃亡上海的“吃田地的土蜘蛛”。
他把農民的血汗拿來換取大都會里的“寓公”生活，同時在公債市場上進行投機活動。
通過他用自己女兒作“美人計”的一幕丑劇，作品一方面尖銳地揭示了走向滅亡路上的封建地主階級的無恥的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突出地刻劃了趙伯韜的卑鄙的形象。
馮云卿的活動所占篇幅雖然不多，但卻是全書不可缺少的部分。
此外，如賣身權門、依靠資本家錢袋過活的李玉亭、范博文等一類所謂的“教授”、“詩人”，也都寫得各具有特色。
作者曾說，他打算把一九三年的“新儒林外史”“連鎖到現在本書的總結構之內”，這個打算雖然沒有全部實現，但從李玉亭、范博文等人物身上也多少顯示了當時某些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墮落、空虛的精神面貌。
茅盾特別擅長刻劃人物的心理狀態。
他不是對它們作靜止的和孤立的分析和描寫，而是在時代生活的激流里，在尖銳的矛盾和沖突里來時行細致、深入的刻繪。
他讓吳蓀甫同時在幾條戰線上作戰，讓他不斷處在勝利和失敗的起伏的波瀾里，時而興奮，時而憂慮，時而指揮若定，時而急躁不安。
這樣，吳蓀甫的心理狀態和精神面貌就毫發畢露地呈現在讀者的面前。
杜竹齋的唯利是圖的性格，在公債市場的決戰階段顯得分外清楚。
李玉亭兩面討好的豪門清客的心里，在吳、趙兩家明爭暗斗最為緊張的時候暴露得格外分明。
茅盾還在很多地方通過自然景物的描寫來渲染氣氛，襯托人物情緒的變化，借以鮮明地顯示人物的性格。
他決不是為寫景而寫景，他寫景即所以寫人。
有時是因情取景，有時是借景寫情，情景交融，文無虛筆。
《子夜》的語言具有簡潔、細膩、生動的特點。
它沒有過度歐化的語言，偶爾運用古代成語，也是恰到好處，趣味盎然。
人物的語言和敘述者的語言，都能隨故事和人物的性格發展變化而具有不同特色，使讀者能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如臨其境。
《子夜》的藝術結構是宏偉而謹嚴的。
全書共十九章，一、二兩章交待人物，揭示線索；此后十七章，一環扣緊一環，頭緒繁多而又有條不紊，各有描寫重點而又共同服從于全書的中心。
第四章寫雙橋鎮農民起義，雖然這條線索沒有得到繼續發展，對全書說來使人略有游離的感覺，但它反映了三十年代中國農村的面貌，顯示了吳蓀甫與農村封建經濟的密切關系和他對農民起義的勢不兩立的態度，仍然是全書的一個重此文來源于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組成部分。
貫串全書的主線是吳蓀甫和趙伯韜之間的矛盾和斗爭，但與此同時，又或實寫，或虛寫，處處顯示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
最后結尾處側面帶出工農紅軍的日益壯大，以此來對照吳蓀甫失敗的命運，指出了中國的真正出路所在。
《子夜》的成功決不是偶然的。
同文學史上所有成功的作家一樣，茅盾特別注意于研究人以及人和人的關系。
他有廣泛的社會經驗，又力圖運用馬克思主義觀點分析各種現象，揭示其重大的意義，形成作品的主題思想。
《子夜》的孕育和產生正是這樣的。
茅盾對我國古典小說《水滸》和《儒林外史》特別喜子，又曾廣泛地閱讀外國著名作家的作品。
對中外優秀文學遺產，他都能經過咀嚼，消化而加以吸收，取精用宏，“消化了舊藝術品的精髓而創造出新的手法”。
這也是《子夜》獲得成功的重此文來源于公務員測試網--文秘頻道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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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工農群眾運動的描寫，在《子夜》中不能算是成功的地方；特別是描寫工人罷工斗爭，缺點更為明顯。
作者用了很大篇幅來描寫這方面的斗爭，一方面是想展示作為民族資本家的吳蓀甫和工人階級之間的矛盾，另一方面也是想通過這種描寫來批判當時“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領導。
但是因為正面形象過于單薄無力，不能顯示出革命者英勇斗爭的精神，所以作者的創作企圖未能圓滿地實現。
作者后來曾經指出產生這方面缺點的原因：“這一部小說寫的是三個方面：買辦金融資本家，反動的工業資本家，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
三者之中，前兩者是直接觀察了其人與其事的，后一者則僅憑‘第二手’的材料，——即身與其事者乃至第三者的口述。
這樣的題材的來源，就使得這部小說的描寫買辦金融資本家和反動的工業資本家的部分比較生動真實，而描寫革命運動者及工人群眾的部分則差的多了。”
《子夜》的產生，正是我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運動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邁步前進的時候，它顯示了左翼文學陣營的戰斗實績，從創作上證明了無產階級文學是一種不可戰勝的、最有發展前途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