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嵇康,字叔夜,本姓奚,祖籍會稽(今浙江紹興),其先人因避仇遷家譙國侄縣(今安徽淮北臨渙鎮),改姓嵇。
("嵇",蓋以紀念祖籍會"稽")。
“竹林七賢”的領袖人物。
三國時魏末著名的詩人與音樂家，是當時玄學家的代表人物之一，為人耿直，他幼年喪父，勵志勤學。
后娶長樂亭主(一說為曹操孫女,曹林之女;一說為曹操曾孫女，曹林之孫女）為妻，在曹氏當權的時候，做過中散大夫的官職。
司馬昭曾想拉攏嵇康，但嵇康在當時的政爭中傾向皇室一邊，對于司馬氏采取不合作態度，因此頗招忌恨。
司馬昭的心腹鐘會想結交嵇康,受到冷遇,從此結下仇隙。
嵇康的友人呂安被其兄誣以不孝,嵇康出面為呂安辯護,鐘會即勸司馬昭乘機除掉呂、嵇。
當時太學生三千人請求赦免嵇康，愿以康為師，司馬昭不許。
臨刑，嵇康神色自若。
奏《廣陵散》一曲，從容赴死。
嵇康后來家道清貧，常與向秀在樹蔭下打鐵，不為謀生，只是隨從自己的意愿。
貴公子鐘會有才善辨，一日，鐘會前來拜訪，帶來大批官員，嵇康一見這場面就很反感，沒理睬他，只是低頭干活，鐘會呆了良久，怏怏欲離，這時嵇康發話了：“何所聞而來？何所見而去？”鐘會立即地答道：“聞所聞而來，見所見而去”，說完就拂袖而去，后來鐘會深恨嵇康，常在司馬昭面前說他的壞話。
據劉籍《琴議》記載：嵇康是從杜夔的兒子杜猛那里學得《廣陵散》的。
嵇康非常喜愛此曲，經常彈奏它，以致招來許多人前來求教，但嵇康概不傳授。
司馬氏掌權后，不茍合于其統治，與阮籍、向秀、山濤、劉伶、阮咸、王戎號稱“竹林七賢”，與司馬氏相對抗，后被司馬氏殺害，死時方四十歲。
臨刑前有三千太學生為其求情，終不許。
死前索琴彈奏此曲，并慨然長嘆：“《廣陵散》如今絕矣”。
南京西善橋南朝墓出土模制嵇康畫像磚，描繪了嵇康席坐撫琴，氣宇昂軒的形象。
嵇康喜愛音樂，他在《琴賦》序中說：“余少好音聲，長而習之，以為物有盛衰而此無變。
滋味有厭，而此不倦。”他對傳統及當代的琴曲都非常熟悉，這一點在他的《琴賦》中可見。
嵇康作《風入松》，又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四首琴曲，被稱為“嵇氏四弄”，與蔡邕創作的“蔡氏五弄”合稱“九弄”，是我國古代一組著名琴曲。
隋煬帝曾把彈奏《九弄》作為取士的條件之一，足見其影響之大、成就之高。
嵇康除以彈奏《廣陵散》聞名外，在音樂理論上也有獨到貢獻，這就是其《琴賦》與《聲無哀樂論》。
《琴賦》主要表現了嵇康對琴和音樂的理解，同時也反映了嵇康與儒家傳統思想相左的看法。
《聲無哀樂論》是作者對儒家“音樂治世”思想直接而集中的批判。
其中閃爍著嵇康對音樂的真知灼見 。
王戎與嵇康交往二十年，未見其有不好的臉色。
因此留下“意趣疏遠，心性放達”之美名；然而嵇康更有“剛腸疾惡，輕肆直言，遇事便發”的一面，他的名篇《與山巨源絕交書》及對《廣陵散》的喜愛便是他憤世嫉俗、桀傲不馴的性格的表現，而蔑視司馬昭，進而遭致殺身之禍更是這種剛正不阿的顯例。
嵇康還擅長書法，工于草書。
又善丹青，唐朝時尚有《巢由洗耳圖》《獅子擊象圖》傳世，可惜現在俱已失佚。
嵇康風度非凡，為一世之標，史有所載：
●嵇康身長七尺八寸，風姿特秀。
見者嘆曰：“蕭蕭肅肅，爽朗清舉。”或云：“肅肅如松下風，高而徐引。”山公曰：“嵇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其醉也，傀俄若玉山之將崩。”（《世說新語·容止》）
●有人語王戎曰：“嵇延祖卓卓如野鶴之在雞群。”答曰：“君未見其父耳。”（《世說新語·容止》）
●康早孤，有奇才，遠邁不群。
身長七尺八寸，美詞氣，有風儀，而土木形骸，不自藻飾，人以為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晉書·嵇康傳》）
●康嘗采藥游山澤，會其得意，忽焉忘反。
時有樵蘇者遇之，咸謂為神。
（《晉書·嵇康傳》）
●康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
正爾在群形之中，便自知非常之器。
（《世說新語·容止》引《康別傳》）
●康美音氣，好容色。
（《文選·五君詠》引《嵇康別傳》）
也就是說，嵇康身材高大（魏尺無明確換算標準，約在漢尺與晉尺之間，折合約為181.74~191.1），儀容俊美，聲音悅耳，文采卓越。
雖然不刻意裝扮自己，卻能通過超脫的氣度流露出自然的美感。
嵇康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和散文。
他的詩今存50余首，以四言體為多，占一半以上。
嵇康的文學創作，主要是詩歌和散文。
他的詩今存50余首，以四言體為多，占一半以上。
嵇康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又別有15卷本，宋代原集散失，僅存10卷本。
明代諸本卷數與宋本同，但篇數減少。
明本常見的有汪士賢刻《嵇中散集》(收入《漢魏六朝二十名家集》中)，張溥刻《嵇中散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等等。
1924年，魯迅輯校《嵇康集》，1938年收入《魯迅全集》第9 卷中。
戴明揚校注的《嵇康集》1962年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此書除校、注外,還收集了有關嵇康的事跡、評論材料。
阮籍(210～263)，三國魏詩人。
字嗣宗。
陳留尉氏(今屬河南)人。
是建安七子之一阮瑀的兒子。
曾任步兵校尉，世稱阮步兵。
崇奉老莊之學，政治上則采謹慎避禍的態度。
與嵇康、劉伶等七人為友，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暢，世稱竹林七賢。
阮籍是「正始之音」的代表，其中以《詠懷》八十二首最為著名。
阮籍透過不同的寫作技巧如比興、象征、寄托，藉古諷今，寄寓情懷，形成了一種「悲憤哀怨，隱晦曲折」的詩風。
除詩歌之外，阮籍還長于散文和辭賦。
今存散文九篇，其中最長及最有代表性的是〈大人先生傳〉。
另又存賦六篇，其中述志類有〈清思賦〉、〈首陽山賦〉；詠物類有〈鳩賦〉、〈狝猴賦〉。
考《隋書．經籍志》著錄阮籍集十三卷，惜已佚。
明代張溥輯《阮步兵集》，收《漢魏六朝百三家集》。
至近人黃節有《阮步兵詠懷詩注》。
阮籍在政治上本有濟世之志，曾登廣武城，觀楚、漢古戰場，慨嘆“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當時明帝曹睿已亡，由曹爽、司馬懿夾輔曹芳，二人明爭暗斗，政局十分險惡。
曹爽曾召阮籍為參軍，他托病辭官歸里。
正始十年(249)，曹爽被司馬懿所殺,司馬氏獨專朝政。
司馬氏殺戮異己，被株連者很多。
阮籍本來在政治上傾向于曹魏皇室，對司馬氏集團懷有不滿，但同時又感到世事已不可為，于是他采取不涉是非、明哲保身的態度，或者閉門讀書，或者登山臨水，或者酣醉不醒，或者緘口不言。
不過在有些情況下，阮籍迫于司馬氏的淫威，也不得不應酬敷衍。
他接受司馬氏授予的官職，先后做過司馬氏父子三人的從事中郎，當過散騎常侍、步兵校尉等，因此后人稱之為“阮步兵”。
他還被迫為司馬昭自封晉公、備九錫寫過“勸進文”。
因此，司馬氏對他采取容忍態度，對他放浪佯狂、違背禮法的各種行為不加追究，最后得以終其天年。
阮籍作品今存賦 6篇、散文較完整的9篇、詩90余首。
阮籍的詩歌代表了他的主要文學成就。
其主要作品就是五言《詠懷詩》82首。
阮籍著作，《隋書·經籍志》著錄有集13卷。
原集已佚。
不過他的作品散失的并不多，以詩歌為例，《晉書·阮籍傳》說他“作《詠懷詩》八十余篇”，看來全部流傳了下來。
明代曾出現多種輯本，張溥輯《阮步兵集》，收入《漢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整理出版了《阮籍集》。
注本有近人黃節的《阮步兵詠懷詩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年出版。
生平簡介
籍嘗籍嘗隨叔父至東郡，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開一言，自以不能測。
太尉蔣濟聞其有雋才而辟之，籍詣都亭奏記曰：“伏惟明公以含一之德，據上臺之位，英豪翹首，俊賢抗足。
開府之日，人人自以為掾屬；辟書始下，而下走為首。
昔子夏在于西河之上，而文侯擁彗；鄒子處于黍谷之陰，而昭王陪乘。
夫布衣韋帶之士，孤居特立，王公大人所以禮下之者，為道存也。
今籍無鄒、卜之道，而有其陋，猥見采擇，無以稱當。
方將耕于東皋之陽，輸黍稷之余稅。
負薪疲病，足力不強，補吏之召，非所克堪。
乞回謬恩，以光清舉。”初，濟恐籍不至，得記欣然。
遣卒迎之，而籍已去，濟大怒。
于是鄉親共喻之，乃就吏。
后謝病歸。
復為尚書郎，少時，又以病免。
及曹爽輔政，召為參軍。
籍因以疾辭，屏于田里。
歲余而爽誅，時人服其遠識。
宣帝為太傅，命籍為從事中郎。
及帝崩，復為景帝大司馬從事中郎。
高貴鄉公即位，封關內侯，徙散騎常侍。
世志籍本有濟世志，屬魏、晉之際，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籍由是不與世事，遂酣飲為常。
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以酣醉獲免。
及文帝輔政，籍嘗從容言于帝曰：“籍平生曾游東平，樂其風土。”帝大悅，即拜東平相。
籍乘驢到郡，壞府舍屏鄣，使內外相望，法令清簡，旬日而還。
帝引為大將軍從事中郎。
有司言有子殺母者，籍曰：“嘻！殺父乃可，至殺母乎！”坐者怪其失言。
帝曰：“殺父，天下之極惡，而以為可乎？”籍曰：“禽獸知母而不知父，殺父，禽獸之類也。
殺母，禽獸之不若。”眾乃悅服。
人善籍聞步兵廚營人善釀，有貯酒三百斛，乃求為步兵校尉。
遺落世事，雖去佐職，恒游府內，朝宴必與焉。
會帝讓九錫，公卿將勸進，使籍為其辭。
籍沈醉忘作，臨詣府，使取之，見籍方據案醉眠。
使者以告，籍便書案，使寫之，無所改竄。
辭甚清壯，為時所重。
玄遠籍雖不拘禮教，然發言玄遠，口不臧否人物。
性至孝，母終，正與人圍棋，對者求止，籍留與決賭。
既而飲酒二斗，舉聲一號，吐血數升。
及將葬，食一蒸肫，飲二斗酒，然后臨訣，直言窮矣，舉聲一號，因又吐血數升，毀瘠骨立，殆致滅性。
裴楷往吊之，籍散發箕踞，醉而直視，楷吊唁畢便去。
或問楷：“凡吊者，主哭，客乃為禮。
籍既不哭，君何為哭？”楷曰：“阮籍既方外之士，故不崇禮典。
我俗中之士，故以軌儀自居。”時人嘆為兩得。
籍又能為青白眼，見禮俗之士，以白眼對之。
及嵇喜來吊，籍作白眼，喜不懌而退。
喜弟康聞之，乃赍酒挾琴造焉，籍大悅，乃見青眼。
由是禮法之士疾之若仇，而帝每保護之。
譏之籍嫂嘗歸寧，籍相見與別。
或譏之，籍曰：“禮豈為我設邪！”鄰家少婦有美色，當壚沽酒。
籍嘗詣飲，醉，便臥其側。
籍既不自嫌，其夫察之，亦不疑也。
兵家女有才色，未嫁而死。
籍不識其父兄，徑往哭之，盡哀而還。
其外坦蕩而內淳至，皆此類也。
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慟哭而反。
嘗登廣武，觀楚、漢戰處，嘆曰：“時無英雄，使豎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嘆，于是賦《豪杰詩》。
景元四年冬卒，時年五十四。
籍能屬文，初不留思。
作《詠懷詩》八十余篇，為世所重。
著《達莊論》，敘無為之貴。
文多不錄。
竦計籍嘗于蘇門山遇孫登，與商略終古及棲神導氣之術，登皆不應，籍因長嘯而退。
至半嶺，聞有聲若鸞鳳之音，響乎巖谷，乃登之嘯也。
遂歸著《大人先生傳》，其略曰：“世人所謂君子，惟法是修，惟禮是克。
手執圭璧，足履繩墨。
行欲為目前檢，言欲為無窮則。
少稱鄉黨，長聞鄰國。
上欲圖三公，下不失九州牧。
獨不見群虱之處裈中，逃乎深縫，匿乎壞絮，自以為吉宅也。
行不敢離縫際，動不敢出裈襠，自以為得繩墨也。
然炎丘火流，焦邑滅都，群虱處于裈中而不能出也。
君子之處域內，何異夫虱之處裈中乎！”此亦籍之胸懷本趣也。
掛名秘書阮籍
阮籍是三國時魏國的名士，一位有名的文學家和思想家，是“竹林七賢”之一。
他同時也是我國古代的一個秘書工作者。
阮籍先是在魏國元老重臣太尉蔣濟的幕府中任尚書郎，后來曹爽輔政，又召阮籍為參軍。
曹爽被誅后，大權在握的司馬懿任命阮籍為從事中郎。
司馬懿死后，他的兒子司馬師、司馬昭相繼輔政，他們也都先后任命阮籍為從事中郎。
尚書郎、參軍，從事中郎都是幕府的屬官，職責是掌謀畫和文翰，換成現代的說法，就是從事參謀文字工作。
需要說明的是，阮籍雖然先后任過蔣濟、曹爽、司馬懿、司馬師和司馬昭的秘書，但這一職務多半是掛名的，實際上他是不大做具體的秘書工作的，甚至連文書也很少起草。
他不過是掛個名，領一份俸祿，以解決生計問題。
任用他的人也只是圖個虛名，表明他們愛才惜才用才，以籠絡人心，也并不指望阮籍做具體的事務性工作。
因此，阮籍這個掛名秘書，還是照樣讀他的書，寫他的文章，做他的名士。
不做事，卻可以拿到一份優厚的俸祿，這看起來是件美事，實際上卻沒有那么美妙。
魏晉之際，天下多故，那些當權人物，為了爭取民心，取得朝臣的支持，紛紛拉攏名士以壯聲威。
但他們一失勢，名士也就跟著倒霉。
“名士少有全者”，就是那個時代名士的普遍遭遇。
阮籍的名聲很高，自然成了各方拉攏的重點對象。
為了爭得名士的支持，權臣們威脅利誘，軟硬兼施，什么手段都可以用上。
所以說，阮籍的這些秘書職務，大都是在迫不得已、推辭不掉的情況下擔任的。
正因為阮籍不情愿擔任這些職務，所以一旦有適當的理由，他便推辭不干。
他從蔣濟、曹爽的幕府中脫身出來，都是以病作借口的。
他離開曹爽一年多后，曹爽便在權力角逐中被司馬懿殺掉了，同時被殺的曹爽集團成員及家屬也有不少。
阮籍如果沒有及早脫身，這回自然也難免殺身之禍。
他何嘗不想從司馬氏身邊離開呢？只是一時找不到恰當的理由罷了。
但后來他終于尋思到了一個理由，而且一經向司馬昭提出，便順順當當地得到批準。
事情是這樣的：有一年，阮籍聽說步兵校尉兵營的伙夫善于釀酒，而且那里存有三百斛正宗好酒，于是靈機一動，何不借喝酒的名義，辭掉從事中郎這個僚屬職務，去擔任那個有職無權的步兵校尉呢？這雖然沒有完全脫離司馬氏集團，但和他們的關系畢竟拉開了一段距離。
報告打上去后，他果真如愿以償。
為了喝酒而要求調動工作，這本來不成其為理由，司馬昭為什么偏偏同意了阮籍的這個要求呢？這是事出有因的。
原來竹林名士個個飲酒，而阮籍則是一個地地道道的酒仙。
史書上說：“文帝初欲為武帝求婚于籍，籍醉六十日，不得言而止。
鐘會數以時事問之，欲因其可否而致之罪，皆因酣醉獲免。”這雖然是阮籍借醉酒以擺脫別人的糾纏來保全自己，但也說明他對酒的嗜好確實非同一般。
以這個借口辭去司馬昭的秘書職務，也就顯得順理成章了。
嚴格地說，在南北朝以前，像參軍這類僚屬職務，雖然地位顯赫，身處權力中心，其實并非官名，而步兵校尉卻實實在在是個官名。
它是漢武帝設置的京師屯兵八校之一，職掌上林苑門屯兵。
一直到晉朝，都沿襲設置此官。
按理說，這是一個武官，然而從此官開始設置起，就不必為武人，可見這也是一個有職無權的掛名職務。
此官雖然也屬掛名性質，但因為它確實是個官名，所以現在的一些辭書，在“阮籍”這一條里，就只提他“曾為步兵校尉”，而對他的秘書職務，卻一字無涉。
這大概也算是官本位思想的一種表現吧。
有趣的是，阮籍先后任過五個人的私人秘書，史書上卻沒有記載他做了什么秘書份內的事情，倒是在他辭掉秘書工作，去擔任步兵校尉之后，卻實實在在寫了一篇公文。
這件事發生在公元258年，也就是“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魏國差不多要完蛋的時候。
這一年，魏國的傀儡皇帝曹髦下令，要為司馬昭加九錫。
所謂九錫，就是古代帝王賜給有大功或有權勢的諸侯大臣的九種物品。
后世權臣篡位之前，輒先加九錫。
因此，加九錫也可說是皇帝移位的預演。
本來，曹髦要加司馬昭九錫，就加九錫好了，但司馬昭卻裝腔作勢地再三謙讓，而那些公卿大臣們見溜須拍馬、大獻殷勤的機會到了，便苦勸司馬昭接受九錫，并且公推阮籍撰寫勸進文章。
這可為難了阮籍：寫吧，有為司馬氏吹喇叭抬轎子之嫌，自然要毀壞自己的名士地位和聲譽，這是他所不情愿的；不寫吧，又要得罪司馬昭。
司馬昭這個人心狠手毒，什么壞事都干得出來，因此阮籍不能不考慮自己的腦袋搬家問題。
那些溜須拍馬的公卿大臣公推阮籍起草這份勸進表，自然是考慮他名聲高，影響大，哪曉得阮籍雖然身不由己倒向了司馬氏，但內心里，他對司馬氏的政治野心一直是不滿的，何況他本來就不是慣于阿諛奉迎的小人，要他寫勸進表，真使他傷透了腦筋。
迫于司馬昭的淫威，他不能正面拒絕這件事。
他于是故伎重演，像以前拒絕司馬昭為兒子司馬炎提親和對付鐘會“引蛇出洞”的陰謀詭計那樣，天天酗酒，企圖再次借醉酒來擺脫糾纏保全自己。
但這回無論如何擺脫不了了，因為人家已經逼上門來取稿。
無奈，阮籍只好在醉意朦朧中，伏在幾案上完成了這篇勸進表。
據說，這篇醉后草成的勸進文，竟是一篇文筆清麗、氣勢雄壯的好文章。
這一年阮籍四十九歲，再過五年，也就是公元263年，五十四歲的阮籍便逝世了。
阮籍死后第二年，司馬昭稱晉王。
公元265年，司馬昭來不及做皇帝就死了，把皇帝的寶座讓給了他的兒子司馬炎。
因此，晉真正取代魏，是在公元265年。
但在不少著作和文章里，或稱阮籍是魏末晉初人，或干脆稱阮籍是晉朝人，這是不確切的。
在《晉書》里，有《阮籍傳》，這是事實，但阮籍畢竟不是晉朝人，這也是確定無疑的。
像阮籍這種掛名秘書，歷史上尚有不少。
只有在動亂的封建社會才會產生這種人物，可以說這是那個時代的特殊產物。
從中我們可以知道，在我國古代秘書隊伍中，還有像阮籍這樣的掛名秘書；同時我們也可以了解，封建制度對人才的摧殘是多么殘酷無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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