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波舜 能夠欣賞和出版熊召政《文明的遠歌》,是我人生的第二次幸運。
第一次的幸運發生在1995年,那年我編輯出版了余秋雨的《文明的碎片》。
1995年的春天,整個中國還處在1992年**南巡講話后的大改革大開放、全民經商、一切向錢看的懵懂高燒中,全社會都在盤算著現實利益,做著發財的夢想。
沒有人想到在歷史中淘金,更沒有人想到能夠在詩意的陶醉中發財。
但幸運的是,我近乎悲壯的追求意外地實現了:精裝本的《文明的碎片》出版后暢銷幾十萬,一舉擊垮了當年風靡全國的港臺武俠和言情小說。
那在當年是一個驚人的意味深長的數字。
以后,余秋雨出版了很多的書,也遭到了很多的批判,我也成了維護余秋雨的極少數堅定的批評家。
我始終很疑惑,余秋雨將文化和文明傳播普及到普羅大眾,尤其是將文明的陽光照射到那些黑暗的社會角落,是多么功德無量的偉業,是作家和牧師應該畢生追求的崇高的使命,為什么中國的文人要反對和嫉恨呢?開始我以為是嫉妒和不滿。
因為文人一向有自己的清高和小圈子。
后來,前赴后繼的口水一浪高過一浪,就不僅僅是嫉妒和不滿了。
直到2010年,我看了熊召政先生的散文,看到了兩個同樣偉大的作家,面對同一個歷史遺跡和文物,發出不同的聲音和回響,我忽然找到了余秋雨被口水被批判的原因。
原來,對待歷史,對待未知,一直有兩種視角和緯度。
一種是秋雨式的,就是站在當代的立場和主觀視角,用今天世俗世界的情感和體溫,去遙想和觸摸過去的世界,用想象去填充歷史的細節和空白,去表達一種人文關懷和詩性的溫暖。
熊氏散文中的境界雖說沒有世俗的、小布爾喬亞的委婉和抒情,但其拙樸和高遠,其儒家的憂患和快樂觀,深深地埋藏在我們的血脈當中,是我們的遺傳基因。
因此,有傳承基礎和價值。
有人開玩笑說,讀余秋雨的散文可以談戀愛,熊召政的散文可以考大學,也可以考公務員。
但據高考官員們說,熊氏散文之所以受教育界的青睞和欣賞,讓孩子們朗讀和背誦,主要是符合當前教育界的三個評價標準一個宏觀印象:知識性、典范性和價值健康,總體上“文”“字”美。
聽到這樣的評價,便想到熊召政的樣子:敦實、厚重,長國字臉。
一部書基本上寫十年。
比如《張居正》,比如已經勘察研究了八年還在創作中的《大金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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