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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西漢后期的論說散文
西漢后期，儒家思想占據了統治地位，政治日趨腐敗黑暗。
由董仲舒開始的雍容典重，帶有濃厚的經學和神學氣的文風在此期大為盛行。
劉向（公元前79－公元前8年）是這種文風的典型代表。
他的《諫營延陵過侈疏》反覆征引事實，深入分析利弊得失，對漢成帝不顧百姓疲困，大規模的修建陵墓進行勸諫。
文章洋洋上千言，雍容舒緩，而又深切著明，帶有循循善誘的特點，明代茅坤曾稱之為“西京第一奏疏”。
劉向還有《使人上變事書》、《條災異封事》、《極諫用外戚封事》等奏疏，也都深沉醇厚，在從容平易的議論中流露出匡時救弊之情。
但文中往往大講陰陽災異。
他的目的是以此為統治者敲警鐘，打著上天的旗號干預現實政治，抨擊當時的外戚、宦官。
劉向之后，象這樣借談災異抨擊時弊的作者還有翼奉、京房和谷永等人。
劉向之子劉歆在今文經學盛行之際大力提倡古文經學，遭到今文博士的反對。
他作了《移書讓太常博士》一文，猛烈抨擊今文博士的腐朽和自私，指責他們“不思廢繼之闕，茍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詞，學者罷老且不能究其一藝。
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對國家毫無用處，“猶欲抱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妬嫉，不考實情，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排斥古文經學，實為“專己守殘，黨同門，妒道真”。
本來漢朝統治者提倡今文經學就有著政治目的，今文博士極力維護這種煩瑣迷信的章句之學更是為了壟斷仕途，保住其既得利益。
作者對他們的揭露可謂一針見血。
文章也寫得潑辣犀利，義辯辭剛，帶有一股凌厲之氣。
這與那種溫柔敦厚，滲透了經學氣的流行文風明顯不同。
西漢后期的另一個重要作家是揚雄（公元前53－公元18年）。
他為文善于模仿，曾仿《周易》作《太玄》，仿《論語》作《法言》都寫的典雅古奧。
他還模仿東方朔《答客難》作《解嘲》。
文中用主客問答的方式概述了漢代大一統條件下，天下之士“當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者為卿相，夕失勢者為匹夫”的境遇，并把漢代與戰國相比，指出：“當今縣令不請士，郡守不迎師，群卿不揖客，將相不俯眉。
言奇者見疑，行殊者得辟，是以欲淡者卷舌而同聲，欲步者擬足而投跡。
”又說：“故當其有事也，非蕭、曹、子房、平、勃、樊、霍則不能安；當其亡事也，章句之徒坐而守之亦無災患。
故世亂，則圣哲馳騖而不足；世治，則庸夫高枕而有余。
”對統治者壓抑人才，造成庸夫顯進，奇士難容的現象，表示了極大的憤慨。
作品采用賦體，辭鋒銳利，雄辯滔滔，比《答客難》更富于氣勢和文采。
但文章結尾又表示要采取清凈寂寞，默默自守的態度，與東方朔等人的憤激情緒不同，流露出一種無可奈何的心情。
另外，揚雄在王莽當政時還模仿司馬相如的《封禪文》作過《劇秦美新》，頌揚王莽的新朝。
文中有不少天命苻瑞之說。
此文曾受到后人訾議，但在劉秀建立東漢之后，這類諛頌之文便成為散文創作的主流了。
二、東漢前期的論說散文
從東漢建立到漢章帝時期，政局比較穩定，統治者大力提倡讖緯迷信，并鼓勵知識分子寫歌功頌德之文。
漢章帝就曾在班固面前批評司馬遷作《史記》“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世也”；稱贊司馬相如于病中“述頌功德”，作《封禪文》，則堪稱“忠臣”，“賢遷遠矣”。
在這種導向之下，“貶損當世”的作品便難以出現，而“述頌功德”的文章卻應運而生。
班固的《典引》就是這樣一篇歌功頌德的遵命之作。
文中充滿了天命迷信之說和空洞的諛頌之辭，可謂“典而不實”。
班固還作有賦體文《答賓戲》，文中先表白自己“專篤志于儒學，以著述為業”的志向，然后借回答賓客的嘲戲，歌頌大漢之德“炎如日月，威之如神，函之如海，養之如春“，并批評對方不該”處皇世而論戰國”。
此文在形式上雖是模仿《答客難》和《解嘲》的，但卻沒有其中的牢騷不平，完全是一篇表現封建正統思想的作品。
真正代表這一時期論說文成就的是王充。
他的《論衡》以“顯實誠”，“疾虛妄”的戰斗精神，批判當時的神學迷信，提出了很多可貴的思想見解。
奇文章平易暢達，旁征博引，反復辯說，敢于分析百端，獨抒己見，甚至“有所發啠，不避上圣”。
其中的《問孔》、《刺孟》、《自然》、《論死》等篇都突出體現了這種特點。
作者雖不十分注重文采，但文中仍有不少精妙的比喻，間以靈活多變的偶句和韻語，再加上感情充沛，讀起來便顯得酣暢流利，節奏鏗鏘。
王充這種文章，在當時是別具一格的。
另外，東漢前期還有一個頗有影響的作家是桓譚（約公元前38－公元32年），他的《新論》一書和《陳政事疏》、《抑讖重賞疏》等奏疏敢于暴露現實，大膽批評讖緯迷信和災異之說，文風明快暢達，深刻銳利，很受后人推崇。
總起來看，西漢后期和東漢前期的論說文成就不如西漢前期和中期。
三、東漢后期的論說散文
東漢后期，政治腐敗黑暗，廣大文人中蓄積了越來越多的憂慮和不滿。
象班固那種歌功頌德之作再也寫不下去了，揭露和抨擊時弊的作品多了起來。
這一時期出現了幾部比較有名的政論文專著。
如王苻的《潛夫論》、仲長統的《昌言》、崔寔的《政論》、荀悅的《申鑒》等。
書中敢于觸及現實矛盾，大膽表現作者的憂憤，有些作品還提出了一些療救時弊的設想。
此外，這時還有一些單篇的奏疏、書信和論文等，也都不同程度的觸及了時弊，批評了當權的外戚、宦官。
這一時期，隨著社會矛盾的加劇，人們的思想開始活躍起來。
一些作品突破了儒家正統思想的局限，雜取各家學說，不拘一格，獨抒己見。
如崔寔《政論》中針對現實弊端說：“量力度德，《春秋》之義，今既不能純法八代，故宜參以霸政，則宜重賞深罰以御之，明著法術以檢之。
”明顯表現出法家的思想主張。
不少作品一反東漢前期那種雍容舒緩的文風，敢于直言竭論，帶有駿發激切的特點。
如李庸等人在黨錮之禍中下獄，陳蕃作《理李膺等疏》，上疏營救，其中說：“臣聞賢明之君，委心輔佐；亡國之主，諱聞直辭。
故湯武雖圣，而興于伊、呂；桀紂迷惑，亡在失人”，李膺，范滂等人“正身無玷，死心社稷”，卻“或禁錮閉隔，或死徙非所”，這種行為“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
與秦始皇焚書坑儒，何以為異！”完全是直言指斥，不避禍害，生動體現了東漢末年“黨人”的勇敢正直。
這種近乎無所忌憚的言論，在兩漢的其他時期很難見到。
另外，這一時期，士大夫激揚生氣，砒碩名節，相互品評題核；還有些人以名士自居，蔑視權貴，敝履功名，憤世嫉俗。
這種風氣也對散文創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
如朱穆有一篇《與劉伯宗絕交書》，其中說：
昔我為豐令，足下不遭母憂乎？親解錭絰，來入豐寺；及我為侍書御史，足下親來入臺。
足下今為二千石，我下為郎，乃反因計吏以謁相與，足下豈丞尉之徒，我豈足下部民，欲以此謁為榮寵乎？咄！劉伯宗，于任意道何其薄矣！
文章私信手而成，但句句斬釘截鐵，擲地有聲，辛辣嘲諷了劉伯宗的得寵忘舊，不顧交情，表現了作者不慕榮華，剛腸疾惡地性格。
后人常說魏晉的文章清峻通脫，此文已顯露出這種跡象。
東漢前期的散文中已出現了重視駢偶和辭藻的傾向，到了此期，這種傾向則更為突出。
不少作品帶有較多的對偶句，辭藻華美，音韻鏗鏘，初步具備了駢體文的特征，如仲長統的《樂志論》中這樣描寫自己的生活理想：
安神閨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仿佛。
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
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
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
如是，則可以陵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這段文字以對偶句為主，而且有不少四言和六言的句式，形式很象后代的駢文。
從內容來看，其中描寫了一種逍遙世外，任性率情的生活情趣，反映了老莊的人生態度。
這是對儒家禮法的背棄，是對現實的深惡痛絕。
不論其思想還是文風，都已非常接近魏晉散文。
總之，東漢后期的論說文已突破了那種經學與神學氣十足的儒者之文的局限，也不同于西漢前期和中期的作品。
在散文史上，它們開了魏晉散文的先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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