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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來，中國文人都強調“文以載道”，所做之文由于涵蓋了“道”上的意義，因而顯得沉重與乏味。
但汪曾祺的小說卻很不一樣，讀他的作品輕松自然，和諧生動。
作為沈從文的學生的汪曾祺，甚至有些方面超越了他的老師。
但這兩個人實際存在許多相似之處，他們的寫作都圍繞自身所處的地域，緊扣這個天然的“地域背景”，不斷尋求創作的契機，沈從文似乎一直在抒寫“鳳凰”小城，汪則一直在描繪故鄉“高郵”。
他們都不原趨近當時主流的政治話語，更愿意追求一種類似于個性的“性靈式”的表達。
與魯迅的改造“國民性”的不同，汪的小說似乎從沒有如此深沉的內涵，因為汪自己也曾說，他追求的不是深刻，而是和諧。
因而，在汪的筆下，從來不長曾出現悲壯的故事，也從來不曾出現英雄式的高大人物，更是一些流傳于街頭巷尾的凡人凡事。
他的短篇中，大多是一人或一事，一花或一鳥，看上去很象散文，但顯然不似傳統的散文，似乎很象小說，但有不似傳統的小說，于是就形成了屬于汪特有的文本形式。
其實，自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文學一直在走一條嘗試與探索并行的道路，新文化運動固然倡導“文學”平民化，然而矯枉過正的激進態度仍使古典文學精髓得以保存下來。
所以，在汪的小說世界里，依然帶著大量傳統觀念的烙印，而中國最后一個士大夫的名聲也由此在中國文壇不脛而走。
從《受戒》開始，再到《大淖紀事》，以及《陳小手》，都在寫凡人小事。
不論是明海還是小英子，還是巧云或十一子，抑或是陳小手。
他們都是大千世界的蕓蕓眾生，他們太過平凡，平凡到都被人遺忘。
但一旦到汪曾祺筆下，便變得栩栩如生。
在這篇《陳小手》里依然如此，作品寫了一個專替人接生的“陳小手”，盡管他能成功接生，但由于不是真正的醫生，所以得不到別人的尊重。
這樣一個平凡人物，在某些作家看來，也許根本不值得來寫，但到了汪的筆下，這個人物顯得饒有趣味，耐人尋味。
他的短篇中，大多是一人或一事，一花或一鳥，看上去很象散文，但顯然不似傳從這些平凡人物中，我猜想，汪是個“心懷悲憫”的人。
正因為有這層意思，他的小說總有一絲“周作人式”的苦澀，但又有一縷“魯迅式”的悲憤。
盡管如此，汪仍保有自身的獨特寫作風格與人文精神。
他的小說很不象小說，但確實又是另一種小說。
他似乎不注重人物塑造與刻畫，但確實也寫活了人物。
所以當代作家王安憶曾說：汪老的小說最好讀。
這個判斷是不無道理的。
因為，讀起汪的小說總是那么輕松，又是那么感動。
汪曾祺從未寫過長篇，大多都是短篇。
但正是這些短篇，讓后人記住了這位作家。
在思想觀念上，汪并非缺乏深刻的見解，相反在平淡從容的敘述中，早隱匿著他對于世事與人生的獨特看法。
但這一切都在不動聲色的藝術主張中展開了。
對于具體的藝術創作，汪曾說，很多事情不能當時去寫，需要沉淀好長一段時間，靜下來在回憶中再去寫才好。
他的代表作《受戒》就在四十年后才寫下的，而《大淖紀事》也在回憶中寫完。
同樣《陳小手》也是在沉寂好長以后才寫下的。
應該說，這種創作方法，既符合傳統的創作原理，又屬于汪特有的藝術見解。
作為抗日戰爭中西南聯大的一名學生，同時作為現代文學家沈從文的學生，汪的確有意或無意的實踐他的藝術主張。
他不止一次說過，他追求的是和諧，不是深刻。
他還強調說，很多東西，必須在回憶中寫。
只有除卻了當時的浮躁之后，才能靜下來寫，也只有除卻這種“火氣”，才能達到藝術的高妙境界。
其實，汪始終帶著一種“仙氣”，這種獨特的感覺，體現在他的小說里，便是我們既感到有儒家的“入世”，同時又有道家的“出世”。
甚至還有佛家的“禪味”。
盡管他的小說篇幅往往很短，但在短小精悍的文章里，不經意中，那種仙風道骨就被徐徐的展現出來。
也許，在就是我們所仰慕的文學大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