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第一節 50年代、60年代文學運動與文學思潮
一、第一次文代會
第一次全國文代會，于1949年7月2日至19日在北平舉行。
大會總結了五四以來文藝工作的成績與經驗，確定了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為新中國文藝事業的總方針，指出了新中國成立以后文藝必須為人民服務、首先為工農兵服務的總方向，成立了以郭沫若為主席、茅盾、周揚為副主席的全國文藝界的組織-中華全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
這次大會標志著中國新文學以此為起點，進入了當代文學的階段。
第一次文代會對50年代初期文學思潮的形成和后來文學思潮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它以解放區文藝為新中國文學的楷模，繼承和發展了解放區文藝的精神內核：以文藝為政治服務并從屬于政治為文藝工作的性質和地位，以工農兵生活和工農兵形象為文藝表現的主要內容，以民族化和大眾化為文藝創作的主導風格，以“政治標準第一，藝術標準第二“為文藝批評的標準，以作家深入工農兵、改造世界觀為實現上述任務的保證。
第一次文代會存在的局限：
首先，由于對新的形勢、新的環境估計不足，對建國后和平時期文藝工作的新特點研究得不夠充分，以至于簡單地照搬了戰爭年代解放區文藝運動的政策、經驗和做法，致使文藝工作產生簡單化、教條化的毛病。
其次，由于沿用了解放區文藝的做法，因此對**指明的文藝與生活的關系做出了狹隘的理解，具體說來就是由文藝服務于政治，到文藝服務于政策、服務于當前中心任務，忽略了文藝自身的規律，導致創作中出現公式化、概念化傾向。
再次，由于把解放區文藝作為新中國文藝的楷模，相比之下對于國統區的文學藝術成就估計偏低，不能正確對待從國統區出來的廣大作家，把他們一概視為資產階級、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再加上文藝隊伍中從歷史上遺留下來的宗派主義情緒未能清除干凈，因此不免影響到作家隊伍的團結，影響了一些作家的積極性。
建國初期的文藝批判運動就是在這樣的指導思想的影響下開展起來的。
二、建國初期的文藝思想斗爭
1、1951年對電影《武訓傳》的批判
《武訓傳》是編導孫瑜根據山東貧苦農民武訓“行乞興學”的事跡改編而成的，影片攝制于1948年，建國后劇本做了修改重新拍攝，1950年底在全國上映。
影片描寫武訓為了讓窮苦的孩子也能念書，忍受屈辱行乞40余年，興辦三所義學，從而歌頌了武訓精神，肯定了武訓所走的道路。
影片放映之初獲得一片贊美之聲。
不久，對《武訓傳》的宣傳與贊揚引起了中央有關部門的重視，認為這種現象反映了文藝界嚴重的思想混亂,1951年5月20日《人民日報》發表了**撰寫的社論《應當重視電影〈武訓傳〉的討論》，嚴厲批評了《武訓傳》。
“討論”隨即轉變為聲勢浩大的批判運動。
2、1954年對俞平伯《紅樓夢》研究的批判
俞平伯與胡適等同是“新紅學派”的主要代表，20年代出版了《紅樓夢辨》，后經修改，于1952年以《紅樓夢研究》重新出版，還將新寫的論文輯成《紅樓夢簡論》出版。
對《紅樓夢》的版本、作者和文學上的承繼關系進行了大量去偽存真、核實正誤的工作，并且吸收了西方現代人文精神與美學觀點，對《紅樓夢》的藝術手法、藝術風格作出了有別于傳統的批評、闡釋，開創了紅學研究的現代格局。
俞平伯的觀點和方法受到剛從山東大學畢業的李希凡、藍翎的質疑與批評，他們的文章受到了**的重視。
**指出，李、藍二人的文章“是三十多年以來向所謂紅樓夢研究權威作家的錯誤觀點的第一次認真的開火。
……看樣子，這個反對在古典文學領域毒害青年三十余年的胡適派資產階級唯心論的斗爭，也許可以開展起來了。
”。
**的意見改變了這場學術討論的性質，使之發展成波及整個思想文化界的大批判運動。
3、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
胡風（1902-1985）是我國現代著名的詩人、文藝理論家。
原名張光人，湖北薊春縣人，他的文藝思想極為復雜，其核心在于強調作家的“主觀戰斗精神”，提倡創作主體的“自我擴張”與“自我斗爭”，用主觀擁入“客觀”，表現描寫對象“精神奴役的創傷”，主張創作方法大于世界觀，認為它們是現實主義的關鍵所在。
對胡風文藝思想的論爭，可以追溯到20世紀三、四十年代，只是當時屬于正常的理論論爭。
1952年文藝整風期間，胡風發表了對文藝問題的不同意見，不久受到文藝界部分同志的批評。
1953年《文藝報》先后發表林默涵、何其芳的《胡風的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思想》和《現實主義的路，還是反現實主義的路？》，對胡風文藝思想進一步展開批判，胡風不服，于1954年向**遞交了30萬言的《關于解放以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反駁了林、何等人對他的批評，同時全面系統地闡述了自己的文藝觀點，受到**的首肯，然而時至1955年1月，《人民日報》開始看在批判胡風觀點的文章，2月，中國作協主席團決定對胡風資產階級文藝思想展開全面、徹底的批判。
5月《人民日報》將胡風等人的私人通信作了摘錄，對胡風文藝思想的批判，升級為政治上的對敵斗爭，在全國掀起了粉碎胡風反革命集團的斗爭高潮。
胡風被捕入獄，2100人受到株連，造成新中國成立以來罕見的冤假錯案。
1980年9月，胡風以及“胡風反革命集團”案在政治上得到平反。
1988年6月，中央有關部門又對胡風文藝思想等方面的幾個問題復查，撤銷和糾正了以往的一些錯誤提法。
胡風（1902～1985）
現代文藝理論家、詩人、文學翻譯家。
原名張光人，筆名谷非、高荒、張果等。
湖北蘄春人。
1920年起就讀于武昌和南京的中學，其間開始接觸“五四”新文學作品。
1925年進北京大學預料，一年后改入清華大學英文系。
不久輟學，回鄉參加革命活動，后一度任職于國民黨的宣傳、文化部門。
1929年到日本東京，進慶應大學英文科，曾參加日本普羅科學研究所藝術研究會，從事普羅文學活動。
1933年因在留日學生中組織抗日文化團體被驅逐出境。
回到上海，任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宣傳部長、行政書記，與魯迅常有來往。
1935年編輯秘密叢刊《木屑文叢》。
翌年與人合編《海燕》文學雜志，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么？》，提出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口號，革命文藝隊伍內部由此開始了一場關于“兩個口號”的論爭。
這一時期發表大量文藝理論批評文章，結集出版了《文藝筆談》和《密云期風習小記》，還出版了詩集《野花與箭》與一些譯作。
抗日戰爭爆發后，胡風主編《七月》雜志，編輯出版了《七月詩叢》和《七月文叢》，并悉心扶植文學新人，對現代文學史上重要創作流派“七月”派的形成和發展起了重要作用。
曾任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常委、研究股主任，輾轉于漢口、重慶、香港、桂林等地從事抗戰文藝活動。
1945年初主編文學雜志《希望》。
這一時期著有詩集《為祖國而歌》，雜文集《棘原草》，文藝批評論文集《劍•文藝•人民》、《論民族形式問題》、《在混亂里面》、《逆流的日子》、《為了明天》、《論現實主義的路》，散文集《人環二記》，譯文集《人與文學》等。
1949年起任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理事、第一屆全國人大代表。
其間寫有抒情長詩《時間開始了》，特寫集《和新人物在一起》，雜文短記《從源頭到洪流》等。
胡風的理論批評文字涉及多種文體及中外作家作品、“五四”新文學運動中出現的理論問題等，但中心是圍繞著現實主義的原則、實踐及其發展而展開的。
對胡風的一些理論主張，長時期內一直存在著不同意見，展開過批評，發生過論爭，胡風堅持自己的觀點，進行了反批評。
1954年向中共中央寫了《關于幾年來文藝實踐情況的報告》（即“三十萬言書”），被**親自定為“胡風反革命集團”之首，被捕入獄，并開展全國范圍的批判、斗爭。
1979年獲釋。
1980年平反。
后出任第六屆全國政協常委、中國文聯委員、中國作家協會和文化部文學藝術研究院顧問等職。
他的文學理論著述輯為3卷本《胡風評論集》出版。
三、“雙百”方針的提出與反右斗爭擴大化
1、“雙百”方針的提出
1956年5月，**在最高國務會議上提出了“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方針，其內容的核心是：主張在藝術問題上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百家爭鳴，確定“雙百”方針是發展科學和文化事業的重要方針。
隨后中央發表了關于開展整風運動的指示，動員各階層人士“大鳴大放”，幫助黨整風。
整風運動的動員和開展使人們暢所欲言，作家們批判官僚主義、教條主義、宗派主義給新中國文藝事業帶來的危害，文學批評和文學創作也出現了前所未有的活躍局面。
2、文藝界的反右派斗爭
1957年6月，經**知識和親自部署的反擊“右派分子”的斗爭迅速在全國展開。
“雙百”方針的提出所帶來的令人欣喜的活躍局面很快發生了逆轉，創作自由和學術自由被打成資產階級的反動口號，許多文學作品和爭鳴文章被打成“大毒草”、“修正主義的文藝觀點”，連同馮雪峰、丁玲等在內的一大批評家、作家被打成“右派分子”。
1958年2月28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周揚的《文藝戰線上的一場大辯論》，對文藝界反右派斗爭作了總結，并對這場斗爭的意義作了高度的評價。
文藝界開展的反右派斗爭全然否定了貫徹“雙百”方針、批判教條主義的積極成果，使“左”的思潮進一步蔓延，給新中國的文藝事業帶來了不可估量的損失。
四、黨的文藝政策的調整與“左”傾思潮的泛濫
1、黨對文藝政策的調整
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由于政治和經濟工作中的“左”的作物，加上嚴重的自然災害等客觀原因，我國進入了連續三年的國民經濟嚴重困難時期。
1960年冬，中央決定對各方面的工作實行“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的方針。
與此同時，文藝政策相應調整，周揚、夏衍、邵荃麟等文藝工作負責人在**、陳毅等中央領導同志的支持下，在力所能及范圍內糾正“左”的偏向，給文藝工作帶來了生機。
1961年第三期《文藝報》發表了《題材問題》的專論，提倡題材的多樣化，破除題材問題上的清規戒律。
同年6月，召開了全國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新僑會議），會上，**做了重要講話。
希望發揚民主，改變文藝界的作風。
1962年3月，全國話劇、歌劇、兒童劇創作座談會在廣州舉行，**到會作了《關于知識分子問題的報告》，著重闡述了如何正確評價與對待知識分子、如何改善黨和知識分子的關系問題。
陳毅也到會講了話，高度評價了中國知識分子在黨的領導下所取得的成就和做出的貢獻。
同年5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為最廣大的人民群眾服務》的社論，社論指出文藝的服務對象，應由為工農兵服務，擴展到“為以工農兵為主體的全體人民服務”。
同年8月，農村題材短篇小說創作座談會在大連舉行。
著重研討文藝創作如何反映人民內部矛盾，更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的問題，邵荃麟提出“現實主義深化”、“寫中間人物”的主張。
這幾次會議和社論都在不同程度上總結汲取了前一階段文學工作的經驗教訓，澄清了一些理論是非。
文藝創作方面有的一些新的變化，出現了一些表現普通人生活的較優秀的作品。
2、“左”傾思潮的泛濫
黨對文藝政策的調整所帶來的某些新局面，很快又被“左”傾思潮的升級淹沒。
由于**同志錯誤地估計了形勢，致使他在1962年9月召開的黨的八屆十中全會上，向全黨全民發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斗爭”的號召。
從1962年到1965年，**、康生、江青一伙相互勾結，利用**對文藝形勢的錯誤判斷，策劃了一系列全國性的大批判，其中影響最為惡劣、規模最大的是1965年11月開始的對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的批判。
第二節 “**”十年文藝思潮
一、“文藝黑線專政論”
為了對文藝界實行“全面專政”，**委托江青于1966年2月在上海召開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形成《部隊文藝工作座談會紀要》，炮制了所謂“文藝黑線專政論”。
**、江青一伙對新中國文藝事業的洗劫主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
首先，他們把新中國成立以來文藝理論方面的代表論點歸納為“黑八論”，即“寫真實”、“現實主義—廣闊的道路”、“現實主義深化”、反“題材決定論”、“寫中間人物”、反“火藥味”論、“時代精神匯合論”和“離經叛道論”。
其次是把大批優秀作品打成“**反社會主義的大毒草”。
第三、大興文字獄，文藝工作者或被關進牛棚，或被流放監禁，致使馮雪峰、邵荃麟、老舍、田漢、趙樹理、聞、楊朔、海默等數百名文藝家被迫害而死。
蒙受冤假錯案劫難的更是不計其數。
第四，強行解散全國文聯、作協及其各地分會。
全國文藝刊物，除《解放軍文藝》外，全部被迫停刊。
各種文藝團體、文化設施，一律停止活動。
二、幫派文藝
江青攫取《紅燈記》《沙家浜》《智取威虎山》等京劇改革的成果，又炮制了京劇《奇襲白虎團》《海港》《龍江頌》，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等，封為“革命樣板戲”。
炮制了小說《虹南作戰史》《初春的早晨》和電影《歡騰的小涼河》《反擊》《春苗》《決裂》等，作為向老一輩革命家發起進攻的武器，這些所謂的文藝作品是文藝與江青等人的政治陰謀結合的產物。
江青一伙根據他們的創作經驗總結出一套理論綱領，即“根本任務論”“三突出原則”“主題先行論”。
進步文藝
一類是不愿完全遵從政治之命的文學。
長篇小說又黎汝清的《萬山紅遍》、克非的《春潮急》、姚雪垠的《李自成》（第二部）、曲波的《山呼海嘯》等，中短篇有李心田的《閃閃的紅星》、蔣子龍的《機電局長的一天》、話劇《萬水千山》、湘劇《園丁之歌》、晉劇《三上桃峰》，電影《創業》《海霞》等。
一類是地下文學。
小說有張揚的《第二次握手》、靳凡的《公開的情書》，詩歌有郭小川的《團泊洼的秋天〉，舒婷的《春夜》《船》，食指的《相信未來》等，以及1976年“四五”天安門詩歌。
天安門詩歌推動地下文學進入可歌可泣的高潮，譜寫了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最為悲壯的挽歌與戰歌。
追問
從哪抄的？還有多出來的不分，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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