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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國20世紀文學史上，沈從文的聲譽或許是起伏最大的一個。
三四十年代，他是北方文壇領袖，40年代末，主要因郭沫若“桃紅色作家”的指斥，沈從文退出文壇，長期被塵封土埋。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沈從文的聲譽鵲起，“大師”的贊譽不絕于耳。
人們對沈從文聲譽沉浮始末可能略知大概，詳情卻未必了解。
筆者將以往70余年對沈從文評價變化的若干重要細節作一梳理， 以饗讀者。
一、退出文壇
對沈從文命運產生巨大影響的郭沫若《斥反動文藝》一文，刊發在1948年香港出版的《抗戰文藝叢刊》第一期上。
文章斥責他是專寫頹廢色情的“桃紅色作家”，“存心不良，意在蠱惑讀者，軟化人們的斗爭情緒”，還說沈從文是“有意識地作為反動派而活動著”。
同期《抗戰文藝叢刊》還刊登了馮乃超的《略評沈從文的〈熊公館〉》一文。
沈從文的《熊公館》發表在《國聞周報》上，沈從文與民國第一任總理熊希齡是同鄉兼遠親。
馮乃超的文章說沈從文稱道熊希齡的故居以及他“人格的素樸與單純，悲憫與博大，遠見和深思”，是為地主階級歌功頌德，體現了“中國文學的清客文丐傳統”。
兩篇文章尤其是郭沫若一文對沈從文的階級定性猶如一顆重磅炸彈，給正躊躇滿志醞釀宏偉寫作計劃的沈從文以沉重打擊。
1949年初，北京大學校園里又打出“打倒新月派、現代評論派，第三條路線的沈從文”的標語。
在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懾于文章標語的凜然氣勢及對其背景的憂懼，沈從文自殺未遂，從此退出了文壇。
事實上，郭沫若馮乃超討伐沈從文，只是左翼批評的登峰造極之作，此前此后，對沈從文的類似批評屢見于報章。
論者多用階級斗爭理論、典型化理論理解他的作品，如韓侍珩《故事的復制——評沈從文著〈月下小景〉》（1934），賀玉波的《沈從文的作品批判》（1936），凡容《沈從文的（貴生）》（1937）等，責備他不寫階級斗爭，沒有塑造個性化的人物，對不同階級人物缺乏愛憎分明的立場。
在三四十年代，沈從文還因“京派與海派之爭”，“禁書政策之爭”，“‘差不多’問題之爭”等文藝論戰，被左翼批評家批評過；西南聯大時期，沈從文在創作方面的新探索，也受到他們的種種非議。
新中國成立后，新文學逐漸發展成一個龐大的學科。
在王瑤的《中國新文學史稿》（1954），丁易的《中國新文學史略》（1955），劉綬松的《中國新文學史初稿》（1956）這3部學科奠基之作中，沈從文以反面形象“叨陪”其中。
論者發展了左翼批評家的主流觀點，并將其系統化。
隨著政治形勢日益嚴峻，沈從文作為一個“落后的”，甚至是“反動的”現代作家，終于從“純潔的”的文學史上消失了。
二、再受關注
沈從文一生著述浩繁，剛剛出版的《沈從文全集》32卷，1000多萬字。
20世紀中國產生這樣一位作家，是一個奇跡，他的崇高地位不是謾罵抹黑以及漠視能夠抹殺的。
對沈從文文學地位的正面評價可以追溯到20世紀30年代，與左翼批評同時出現。
魯迅早期雖對沈從文產生過誤會，在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時，沒有收沈從文的作品。
可是據斯諾回憶，魯迅在與他談話，回答誰是現時中國最優秀的作家時，提到了沈從文的名字，這說明魯迅后來對沈從文的看法發生了變化。
另二位文壇巨匠周作人、老舍在1934年回答期刊提問，他們最喜愛的書是什么時，都提到沈從文的《從文自傳》。
這些關于沈從文正面的議論和態度，包含了一些學術評價的成分，有重要的參考價值。
此外，蘇雪林在《沈從文論》（1934）一文中，更對沈從文的作品進行了分類比較，并嘗試確立他在文壇上的獨特地位，概括他的作品在文化上和思想上的意義。
劉西渭在《〈邊城〉與〈八駿圖〉》（1935）中力圖提煉沈從文創作的美學特征，他對《邊城》和《八駿圖》中詩意和美的發現與品評，給人清新的感覺。
但總體來說，1949年之前的正面評價是零散的，感性的。
70年代后期至80年代中期，撥亂反正伊始，沈從文在經歷了長期塵封土埋之后，重新受到重視。
這個時期對沈從文的評價明顯帶有論爭性：被激情鼓動著的新銳研究者，要求對沈從文重新評價；保守者從維護傳統出發，拒絕接納沈從文這樣的“異端”。
兩種傾向的沖突釀成多起事件，如1980年，丁玲寫《也頻與革命》，1983年，朱光潛的《關于沈從文同志的文學成就歷史地位將會重新評價》，都引發了討論。
爭論的結果，對沈從文的認識逐漸回到常識和理性的層面。
隨著沈從文聲望鵲起，素稱謹嚴，帶有蓋棺定論性質的文學史著述，如唐?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1984）也把沈從文吸納進來，在“五四文學傳統”中給了他一席之地。
自此，沈從文不再是研究的禁區。
在六七十年代內地學術沉寂之時，香港和海外的沈從文研究，在王潤華、司馬長風、夏志清等學者的耕耘下，一直薪火不滅。
80年代，又一批海外學者如聶華苓、金介甫等，對沈從文進行了更深入、更具創造性和想像力的研究。
隨著他們的著述在內地傳播，他們對沈從文作品中區域文化、歷史的考證和研究，以及人物內涵和文體形式的現代性的研究，給內地學者以極大啟發。
此外，日本的沈從文研究在背景材料的搜集、實物考證等方面也卓有成效。
80年代中期以降，國內沈從文研究向深度和廣度發展，取得了突出成績。
這些研究主要包括沈從文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的關系，與湘西區域文化的復雜聯系；沈從文在五四新文學傳統中的地位，在京派文學中的地位，在鄉土文學中的地位；沈從文思想、人物、敘述方法的現代性的研究；文本中湘西世界和城市世界的虛構性、自足性和目的性，以及相互依存關系研究，小說文體及語言的研究，沈從文后期藝術試驗得失的研究，創作心理研究等等。
國內外學者豐富的研究成果，為90年代后期沈從文在文學史中地位的直線上升作了必要的學術準備。
三、新的座次
由于20世紀80年代后期掀起的現代作家重新評價潮，又趕上世紀末這個特殊的歷史時刻，二者合力，催生了一個獨特的學術現象：作家排座次。
在文學史的序列中，給沈從文以明確的崇高地位，金介甫是第一個。
他在《沈從文傳》（時事出版社1991年7月中文版）引言中寫道：“在西方，沈從文的最忠實讀者大多是學術界人士。
他們都認為，沈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少有的幾位偉大作家之一，有些人還說魯迅如果算主將，那么沈從文可以排在下面。
”金介甫反映的是包括他自己在內的西方漢學家的普遍意見。
在這段文字中，“少有的幾位”、“偉大”的說法，以及和魯迅并列，都是極高的贊譽。
1994年，王一川主編的《20世紀中國文學大師文庫》（分小說、詩歌、散文、戲劇4卷）由海南出版社出版，此文庫以“文學大師”標目，其小說卷將魯迅、沈從文、巴金、金庸、老舍等9位小說家的作品收入，卻把茅盾等排除在外，由此引起強烈反響。
在文庫的小說家排名中，沈從文列第二位。
編者給沈從文獲得如此地位提供了令人信服的理由：“他借湘西邊地風情而對中國古典詩意的卓越再造”；此外，近年對沈從文頻繁使用的“大師”稱號肇始于此。
1995年，錢理群、吳曉東推出了排在最前列的7位現代作家的名單。
他們在《“分離”與“回歸”——繪圖本〈中國文學史〉（20世紀）的寫作構想》（載《文藝理論研究》1995年1期）一文中寫道：“在魯迅之下，我們給下列六位作家以更高的評價與更為重要的文學史地位，即老舍、沈從文、曹禺、張愛玲、馮至、穆旦。
”沈從文在全體現代作家中排名第三。
1999年6月，《亞洲周刊》推出“20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排行榜”，對20世紀全世界范圍內用中文寫作的小說進行排名，遴選前100部作品。
參與這一排行榜投票的是海內外著名學者、作家，如余秋雨、王蒙、王曉明、謝冕、王德威等。
在這一排行榜中，魯迅以小說集《吶喊》位列第一，沈從文的小說《邊城》名列第二。
但如果以單篇小說計，《邊城》則屬第一。
這些產生于20世紀末的排名，有的針對作家沈從文，有的針對小說家沈從文，有的針對沈從文的個別小說，雖然范圍大小不一，卻都在二三名之間。
在世紀的轉折時期，一些作家或被讀者遺忘，或被史家遺棄，而沈從文卻躋身于20世紀30年代最杰出作家的行列且名列前茅，目睹這種變化，不禁令人感慨唏噓。
早在30年代中期，沈從文就頗為自信地寫道：“……說句公道話，我實在是比某些時下所謂作家高一籌的。
我的工作行將超越一切而上。
我的作品會比這些人的作品更傳得久，播得遠。
我沒有方法拒絕。
”（《從文家書·湘行書簡》）果然，沈從文的作品經受住了時代風云和時間的考驗，成為經典，沈從文的預言變成了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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