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以日常生活的邏輯消解價值的理想形態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40 年代的海派作家經過了對于人性有著巨大考驗的戰爭年代, 如這個時期的代表作家張愛玲就曾特別談到經過了香港戰爭, 戰時香港的所見所聞對她" 有切身、劇烈的影響", 從" 那些不相干的事" 中, 她有機會" 刮去一點浮皮", 親眼看到炸彈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 將人剝得只剩下本能, 所以她堅信, 人性" 去掉了一切的浮文, 剩下的仿佛只有飲食男女這兩項。
人類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單純的獸性生活的圈子, 幾千年來的努力竟是枉費精神么? 事實是如此" 。
基于這樣的認識, 張愛玲筆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種行為邏輯的一致性, 大多堅定地把自身的生存作為第一需要和至高目標, 當" 飲食" 受到威脅時, 甚至" 男女" 之事都是不屑一顧的。
他們或為" 利" 的, 或為" 性" 的世俗目的, 演出著" 終日紛呶" 的, 又是" 沒有名目的爭斗" 。
在這個意義上, 張愛玲小說中的人物大多帶有" 獸性" 和" 原始性", 而人性, 也就是" 人之所以為人, 全在乎高一等的知覺, 高一等的理解力" 瑐瑠, 表現在能夠健康地、合理地為這世俗的目的而爭斗, 因而又絕對是功利的、世俗的, 因此張愛玲斷定:" 世上有用的人往往是俗人" 。
可以說, 張愛玲的小說基本上是圍繞著人性的問題, 人究竟是世俗的這一看法展開的, 這是張愛玲的小說和散文中最深層的意義的內核與凝聚點。
在她的筆下, 人的形象在具有人性和具有獸性、原始性之間移動, 其行動的價值, 為之奮斗的目標超越不了" 利" 的或" 性" 的世俗目的。
那些具有較多的人性, 講求實效和世俗的算計, 能夠為了自己的利益或性的目的而奮斗的人構成了張愛玲小說世界中的城市俗人群。
張愛玲的人物形態基本上都不再有著形而上的對抽象的價值理想和絕對觀念的需要和追求, 即使有著這樣的追求, 也是作為反證, 或者說為了消解這些價值理想而存在的。
在張愛玲的小說中也有一些非利的和非性的人, 如那些" 老太太們" 的人物群, 她們已經退出了人生的戰場, 行動不再是為了個人的利益或性的目的, 同時又多少帶有些獸性和原始性, 她們的存在和活動是張愛玲描寫腐舊大家庭的背景因素。
另一個" 非利的非性的" 人群是那些在心理上或生理上還未成年的人。
可見, 張愛玲對人的劃分, 除了已經退出人生戰場的老人和還未進入人生戰場的未成年的人外, 不存在既無利的又無性的目的的人, 這正印證了張愛玲關于人生的" 時間悲劇" 的看法, 她認為人的老年和兒童時代比較接近, 惟獨中間隔了一個時期的成年階段" 俗障最深", 成人的世界是" 庸俗黯淡的", 從此也可以印證她對人的基本認定。
通過以上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出張愛玲對人的世俗的和日常形態的把握, 她不是要標舉這種價值, 但這是她讓人必須面對的真相, 也正是她對人性進行觀察和透視所持有的特殊角度, 進行分析和批判所得出的最一般性的結論。
因而, 她把這種世俗性和日常性設計為她筆下人物的" 素樸的底子" 和行為的邏輯, 時常她也讓她的人物" 飛揚" 起來或打破這種行為的邏輯, 但最終她是為了讓人們更清楚地看到人跳不出" 飲食男女" 這世俗的圈子和" 素樸的底子" 。
正是基于對常人的世俗狀態的認識, 張愛玲的創作自始至終表現出對于一切有悖于日常生活的內容和邏輯的觀念的理想形態, 一切神圣的" 浮文" 或說是神話進行消解的傾向。
其基本的策略就是把一切神圣絕對的觀念都淹沒在世俗的功利的算計之中。
從一個女作家的角度, 張愛玲用力最甚的是消解愛情神話。
張愛玲筆下不存在愛情中的女人, 她有意識地反愛情故事, 以" 愛情" 的日常在世的世俗性消解愛情故事中所蘊涵的價值形態的神圣性和純潔性, 一再告誡女人:" 只有小說里有戀愛, 哭泣, 真的人生里是沒有的。
" 《傾城之戀》的標題顯然來自" 傾城傾國" 這個家喻戶曉的成語故事, 但張愛玲的《傾城之戀》卻恰恰是對這一表層故事的文化邏輯的消解。
小說的男女主人公" 他不過是一個自私的男子, 她不過是一個自私的女人", 他們之間的糾纏自始至終都是為了從對方獲得實際好處," 兩方面都是精刮的人, 算盤打得太仔細了" 。
流蘇跟柳原的目的" 究竟是經濟上的安全", 所以她一定要想方設法讓柳原娶她, 而不能" 白犧牲了她自己"; 而柳原對于流蘇原也不過是" 上等的調情" 并不真計劃娶她, 更為了日后脫卸責任不時采取種種小計謀, 希圖流蘇能" 自動的投到他懷里去" 。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流蘇, 由此改變了" 傾城傾國" 這一傳奇故事的內在邏輯。
張愛玲把" 傾城之戀" 的表層成語意義與文本意義在因果邏輯上顛倒, 不動聲色地消解了涂在愛情了的" 浮文" 。
在這點上, 張愛玲是不分男女, 一視同仁的, 她讓男人和女人共同面對著最原始的生存問題, 并且最終都把有關自我得失的世俗功利放在第一位, 而決不會對" 愛情" 這個觀念頂禮膜拜, 為其做出無私的奉獻。
這并不是說張愛玲贊成人生的俗相, 對于那些愚蠢的、殘酷的自私, 她竭盡嘲諷之能事, 但由于她基本的世俗的立場和信念, 自稱俗人, 把自己置于世俗人群之中的身份認同, 她的嘲諷就不象魯迅那樣, 以先覺者高于俗人的姿態, 嬉笑怒罵, 毫不留情, 其中還有一種" 因為懂得, 所以慈悲" 的體諒、無奈與悲憫, 甚至是辯護。
《傾城之戀》里的流蘇和柳原是自私的、庸俗的, 但在戰爭的兵荒馬亂之中, 他們于" 一剎那" 體會到了" 一對平凡的夫妻" 之間的" 一點真心" 。
《留情》中的那對老夫少妻的確是各有各的打算," 生在這世界上, 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 然而敦鳳與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還是相愛著" 。
在張愛玲看來," 無條件的愛是可欽佩的--- 唯一的危險就是: 遲早理想要撞著了現實, 每每使他們倒抽一口涼氣, 把心漸漸冷了" 。
張愛玲就是讓大家" 索性看個仔細", 因為" 有了驚訝與眩異, 才有明了, 才有靠得住的愛" 。
事實上, 張愛玲是自認俗人, 又自絕于俗人。
她知道自己改變不了俗人的本性( 根本不相信有人例外), 但拒絕與俗人打交道。
她說:" 我寫的那些人, 他們有什么不好我都能夠原諒, 有時候還有喜愛, 就因為他們存在, 他們是真的。
可是在日常生活里碰見他們, 因為我的幼稚無能, 我知道我同他們混在一起, 得不到什么好處的, 如果必需有接觸, 也是斤斤較量, 沒有一點容讓, 總要個恩怨分明。
" 張愛玲是以俗人的斤斤計較來選擇孤獨的( 或者說選擇了一種" 低姿態" 的人生), 因而絲毫沒有" 五四" 一代先覺者選擇孤獨的精神優越感, 她的人生證明她在這條路上越走越遠。
張愛玲的消解價值神話是無所不至的, 因為她無所執著。
比如, 她針對母親形象的神圣化這一文化現象說:" 母愛這大題目, 像一切大題目一樣, 上面做了太多的濫調文章。
普通一般提倡母愛的都是做兒子而不做母親的男人, 而女人, 如果也標榜母愛的話, 那是她自己明白她本身是不足重的, 男人只尊敬她這一點, 所以不得不加以夸張, 渾身是母親了。
" 針對五四時代為青年的離家出走所涂上的神圣色彩, 她用自己離家出走的實例說明, 她完全出于精細的盤算, 而非神圣的目標。
她說," 在家里, 盡管滿眼看到的是銀錢進出, 也不是我的, 將來也不一定輪得到我, 最吃重的最后幾年的求學的年齡反倒被耽擱了。
這樣一想, 立刻決定了。
這樣的出走沒有一點慷慨激昂。
" 可以說, 張愛玲不僅消解傳統文化的神話, 也消解五四新文化運動所樹立起的新神話。
她以日常生活的內容和邏輯, 對愛情、母愛、父愛、家庭以及超人、自由戀愛、新女性等等理想化神圣化了的文化現象和概念都給予了質疑和嘲諷, 為一切理想的價值神話蒙上了" 一種污穢" 。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 張愛玲是以日常生活的內容和實用的邏輯做價值和效用的標誰, 去消解為" 道德習慣所牽連的想象的信念" 。
以現實世界去消解關于現實世界的種種不實之辭; 以現實世界的矛盾、多重、復雜去消解人們關于現實世界整齊、統一、簡單、斬釘截鐵的觀念世界; 以現實世界的平實、素樸、凡俗去消解人的價值領域的飛揚、完美和神圣, 她在小說和散文中一再說明" 人總是臟的; 沾著人就沾著臟" 。
在張愛玲看來, 現實與人生本身就是對愛情這一觀念的神圣性的褻瀆。
所以對于她筆下的流蘇、七巧、霓喜們來說, 所謂" 愛情" 的意義, 不過像《海上花》中的妓女們一樣, 其實質是為了獲得男人對自己的供養。
也正是從日常生活的實用邏輯出發, 張愛玲建立起同化一切的基礎。
她說:" 以美好的身體取悅于人,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職業, 也是極普遍的婦女職業, 為了謀生而結婚的女人全可以歸在這一項下。
這也無庸諱言--- 有美的身體, 以身體悅人; 有美的思想, 以思想悅人, 其實也沒有多大分別。
" 這種實用的態度使張愛玲不僅在妓女與良家婦女之間劃等號, 甚至把這個等號與自命不凡的文化人劃在了一起, 自此我們可以清楚地看出張愛玲的文化邏輯。
她讓英雄、超人淪為凡人俗人, 在男人與女人之間找到了共同點, 從精神與物質的對立尋找到統一, 把大時代的潮流與不相干的事看得同等重要。
她決不賦予任何人以倫理道德的優越感, 她在《公寓生活記趣》中明確地談到, 對于都市的市民來說, 不要把陽臺上的灰塵直截了當地掃到樓下的陽臺上去的這類" 公德心"," 就是我們的不甚徹底的道德觀念", 就是我們" 頂上生出了燦爛的圓光" 。
參考資料：http://**Post/*?TID=107428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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