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閱文章網1. 在宋詞當中,北宋的詞與南宋的詞之間的區別何在
南宋姜吳典雅詞派相關詞學論題之探討 第五章，論述詞學史上的南北宋之辨。
歸納各家意見，「南宋」與「北宋」詞可分別代表兩種不同的風格類型：一重自然的感發，一重人巧的精思；北宋渾涵，南宋深美，各有所長。所謂「綿密工麗有余，而高情遠致微減」，正可概括南宋典雅派詞的長處和缺點。
最后總結全文，以為本文在設計上，由詞筆勢態、詞情體貌到風格類型，兼顧了形式與內容、個別家派與時代風格等層面，正扣緊了「南宋」、「姜吳」、「典雅」等概念，不但厘清了各種相關論說的理論層次，也具體反映出南宋姜吳典雅派詞的風格特質及其時代意義。 一、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北宋詞史》寫到結束的時候，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
這里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征做一個回顧與總結，以為進入《南宋詞史》閱讀的過渡。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
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
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
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
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
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
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
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
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
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
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
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
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
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
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
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二、南北宋詞優劣論 關于。
2. 南宋詞與北宋詞有哪些異同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
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 ”
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
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3. 南宋詞與北宋詞有哪些異同
詞或辭，是一種詩歌藝術形式，是中國古代詩體的一種，亦稱曲子詞、詩馀、長短句、樂府。
始于唐代，在宋代達到其頂峰。一開始伴曲而唱，所以寫詞又稱作填詞、倚聲[1]。
后來逐漸獨立出來，成為一門專門的詩歌藝術。目錄 [隱藏] 1 起源2 興起原因3 分類 3.1 按體制3.2 按風格4 發展 4.1 晚唐五代4.2 北宋初期4.3 北宋中期4.4 北宋后期4.5 南宋初期4.6 南宋中期4.7 南宋后期4.8 元代5 傳播6 著名詞人 6.1 晚唐、五代6.2 北宋時期6.3 南宋時期6.4 清時期7 注釋8 研究書目起源[編輯]詞的起源和發展，詞開始出現，是在中國的唐代。
更精確一點，是在中國初唐時期。伴隨著當時“胡樂”傳入，“燕樂”大盛，詞也逐漸脫離傳統的五言古詩、七言古詩，成為一門獨立的詩歌藝術。
源頭詞本身就包含多種源頭的特點，詞的源頭并不唯一。有說法是由于唐詩的發展已趨成熟，在當時也將一些歌辭，被之管弦，后來經轉移演化，因唐詩的歌唱，以及文人為增加創作的趣味性，將原本對偶工麗，句法型式規律的唐人詩歌，慢慢增損字句，再把整齊的句法攤破，詞便因此而正式產生了，溯流應在盛唐中唐之間。
顧起綸曰：“唐人作長短句乃古樂府之濫觴也，李太白首倡憶秦娥凄碗流麗，頗真其妙，世傳太白所作，上有桂殿秋、清平樂等，亦有以太白時，尚無詞體，是后人依托者，或以菩薩蠻為溫飛卿作，然湘山野錄謂魏泰輔得古風集于曾子宣家，正以菩薩蠻是太白作，則流傳亦已久矣。”（汪中注譯。
宋詞三百首。三民書局出版。
1981）詞的演化發展軌跡，就總體而言，大致如學者所說：“勾萌于隋，發育于唐，敷舒于五代，茂盛于北宋，煊燦于南宋，剪伐于金，散漫于元，搖落于明，灌溉于清初，收獲于乾嘉之際。”[2]興起原因[編輯]詞的興起源于文學發展的趨勢。
詩到唐已發展到高峰，難再創新局面，詞正是詩漸趨衰微時出現的新品種。詞的興起也受外樂傳入的影響，唐時多外來音樂，宴會時多以外樂番曲為主，因此，配合宴樂而作的“曲子詞”便興盛起來。
詞的興起亦源于五代時南方文化發達，五代時戰爭頻仍，南方戰禍較少，社會安定，因此文化得以發展。西蜀、南唐的國君都好文學，南唐更成為文藝發展的地方。
而宋初政治經濟較穩定，宋初局面較安定，都市繁榮，人民對文娛活動的興趣大增，加上君主提倡，流行民間的詞更興盛。分類[編輯]按體制[編輯]按長短規模分，詞大致可分小令（58字以內）、中調（59一90字）和長調（91字以上，最長的詞達240字）。
一首詞，有的只一段，稱為單調；有的分兩段，稱雙調；有的分三段或四段，稱三疊或四疊。按音樂性質分，詞可分為令、引、慢、三臺、序子 、法曲、大曲、纏令、諸宮調九種。
按拍節分，常見有四種：令，也稱小令，拍節較短的；引，以小令微而引長之的；近，以音調相近，從而引長的；慢，引而愈長的。按風格[編輯]按創作風格分，大致可以分成婉約派、豪放派和格律派。
發展[編輯]晚唐五代[編輯]晚唐溫庭筠的詞，多寫閨情，描寫女子容貌情態、服飾和心理，以濃艷華美為主，滿是香、玉、金、釵、錦、繡等字眼。手法上表達細膩，造語清新，善于描繪具體鮮明的形象，細密婉約，情意悠遠。
與溫庭筠齊名的有韋莊，他與五代時期的重要詞人馮延巳、李璟的詞作，都較溫詞清麗自然。李煜前期的詞，反映豪華富麗、風流浪漫的宮廷生活，多溫馨綺麗之作，仍然呈現花間詞氣息；后期的詞寫家國之恨，拓展了詞的題材，感慨既深，詞益悲壯。
李煜詞的最大特色是自然真率，情感真摯醇厚；善用白描手法，語言明凈洗煉，通俗生動，接近口語，與花間詞縷金刻翠，堆砌華麗詞藻的作風迥然不同。北宋初期[編輯]北宋前期詞人基本上繼承了五代婉約清麗的詞風，多寫春愁秋恨、離別相思。
體制上，承繼晚唐五代遺風，仍以小令為主。代表詞人有晏殊（991-1055）、范仲淹、歐陽修、張先（990-1078）、晏幾道等。
晏殊、歐陽修等，都是達官貴人，作品都有一種雍容華貴的風度，但作品個性極不分明，往往彼此相混。晏幾道的作品則把五代南唐、花間的詞風發展至高峰。
在這一期的詞人中，范仲淹于溫婉中寓豪宕之氣，下啟蘇軾豪放詞風。張先創作了一些慢詞，對慢詞的發展，起了促進作用。
北宋中期[編輯]北宋詞至柳永而一變，由小令時期進入慢詞時期。柳永開始大量作長調，喜用慢詞，以長調的形式和手法為主。
在詞的內容方面，柳永也有所開拓，內容多寫都市的繁榮生活，以及沉溺其中的男女心理。除戀情相思外，他還寫都市的繁華、山川的壯麗、羈旅愁思、懷古喟嘆。
作品長于鋪敘，曲盡形容，善于白描，意境秀麗，情景交融。其后蘇軾在婉約詞之外，另立豪放一派，想像豐富奇特，個性鮮明。
蘇軾擴大了詞的題材，抒情寫景、說理、懷古感事等題材，無一不可入詞；他又開拓詞的意境，提高了詞的格調，使詞脫離音樂的束縛，又以詩為詞，詞境壙大，個性分明。不過當時仿效蘇軾的人不多，即使蘇門學士黃庭堅、秦觀，詞風都近柳永而不近蘇軾。
北宋后期[編輯]到了周邦彥，則于慢詞的審音調律上有貢獻，善于創調，集北宋婉約詞之大成，富艷精工，好用典故；詞的技巧、格律進一步深化成熟，善。
4. 南宋詞與北宋詞在藝術上有什么區別
一、南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北宋詞史》寫到結束的時候，南宋詞人的創作已經隱約可見。
這里應該對南北宋詞不同特征做一個回顧與總結，以為進入《南宋詞史》閱讀的過渡。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
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
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
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
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
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
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
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
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
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
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
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
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
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
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
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
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
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
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
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
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
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
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
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
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二、南北宋詞優劣論 關于南北宋詞的不同創作特色、優劣比較，是歷代詞人、詞論家熱心關注的問題。
這種關注，首先來自對南北宋詞作的感性認識。眾多作家，根據個人喜好，或浸染于北宋詞之中，或細心揣摩南宋詞，各有心得，各抒己見，有時還形成交鋒與爭論。
大致說來，截止到清初朱彝尊，北宋詞更受人們的喜歡與推崇，創作中北宋詞更多地被學習與模仿。《詞苑萃編》卷八《品藻》說：“容若自幼聰敏，讀書過目不忘，善為詩，尤工于詞。
好觀北宋之作，不喜南渡諸家，而清新秀雋，自然超逸。海內名人為詞者，皆歸之。”
喜好北宋詞作，是當時詞壇的普遍情況。 朱彝尊以后，清代詞壇上。
5. 話說南宋詞和北宋詞的不同特色
首先，南北宋詞的不同來自于音樂的演變。詞，就其本質而言是一種音樂文學，詞的諸多變化都與音樂的嬗變息息相關。古代社會，缺乏科學的音樂曲譜記錄方法，音樂的傳授或教學也帶有很大的隨意性，許多優美的曲調都是依賴歌妓和樂工之口耳相傳。于是，新的曲譜樂調的不斷涌現，必然淹沒大量的舊曲調，許多當年盛極一時的流行音樂，最終消失在歷史的河流之中。南宋許多詞雖然還可以合樂歌唱，但是“舊譜零落，不能倚聲而歌也”已經成為一股不可逆轉的潮流。南宋末年詞人張炎《國香·序》說：“沈梅嬌，杭妓也。忽于京都見之，把酒相勞苦。猶能歌周清真《意難忘》、《臺城路》二曲，因囑余記其事。詞成，以羅帕書之。”可見“舊譜零落”，時能唱周邦彥某幾首曲子者，便是鳳毛麟角。“詩歌總是先從歌中借來適當的節奏，并直接繼承其抒情的性格。在適應了這種節奏以后，詩和歌便進入一種若即若離的狀態，最后變成不歌而誦的徒詩。”北宋詞人，多應酒宴之間歌兒舞女的要求，填詞當筵演唱。北宋詞人作詞，是隨意性的應酬，是業余的娛樂消遣，是逢場作戲，是私生活的真實描寫，是無遮掩性情的流露。南宋詞作，越來越脫離音樂的羈絆，走上獨立發展的道路，逐漸成為文人案頭的雅致文學。另一方面，南宋社會環境的巨大改變，迫使歌詞創作不得不走出象牙之塔，把目光投向更為廣闊的社會現實。南宋詞作，很多時候是文人墨客間相互酬唱或結詞社應酬的結果，有時還是抗戰的號角，是服務于現實的工具。南宋詞人作詞，是高雅的藝術活動，是精心的組織安排，甚至是莊重的情感表達。所以，《介存齋論詞雜著》說：“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
其次，與這種音樂背景的演變和創作環境的改變相關聯，北宋詞人多率情之作，往往就眼前景色，抒寫內心情感，自然而發，生動感人。南宋詞人則費心構思，巧妙安排，精彩豐富，門徑儼然，句法章法可圈可點，警策動人。周濟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又說：“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為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兩者各有春秋。北宋詞即見性情，易于引起閱讀者的普遍共鳴；南宋詞巧見安排，值得閱讀者的反復咀嚼。這種作詞途徑的根本性轉變，肇始于北宋末年的周邦彥，在大晟詞人的創作中已經廣泛地看出這一方面的作為。《白雨齋詞話》卷三更是從這個角度討論詞的發展與盛衰：“北宋去溫、韋未遠，時見古意。至南宋則變態極焉。變態既極，則能事已畢。遂令后之為詞者，不得不刻意求奇，以至每況愈下，蓋有由也。亦猶詩至杜陵，后來無能為繼。而天地之奧，發泄既盡，古意亦從此漸微矣。”這種“古意”，恐怕就是率情，就是“自然感發”。
再次，北宋詞率情而作，渾厚圓潤，表達個人的享樂之情，就少有意外之旨；南宋詞匠心巧運，意內言外，傳達詞人的曲折心意，就多用比興寄托手法。周濟說：“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托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托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到北宋渾涵之詣。”②南宋詞就在這一方面，最受清代詞人的推崇。最能體現南宋詞人比興寄托之義的當推詠物之作，詞人結社之際也喜歡出題詠物。因為古人詠物，“在借物以寓性情，凡身世之感，君國之憂，隱然蘊于其內，斯寄托遙深，非沾沾焉詠一物矣。”（清沈祥龍《論詞隨筆》）《芬陀利室詞話》卷三說：“詞原于詩，即小小詠物，亦貴得風人比興之旨。唐、五代、北宋人詞，不甚詠物，南渡諸公有之，皆有寄托。白石、石湖詠梅，暗指南北議和事。及碧山、草窗、玉潛、仁近諸遺民，《樂府補遺》中，龍涎香、白蓮、莼、蟹、蟬諸詠，皆寓其家國無窮之感，非區區賦物而已。知乎此，則《齊天樂·詠蟬》，《摸魚兒·詠莼》，皆可不續貂。即間有詠物，未有無所寄托而可成名作者。”重大的社會與政治題材，通過比興寄托的手法表現在歌詞之中，南宋詞的境界自然不同于北宋詞。清人就是立足于這一點改變對南宋詞的看法。
6. 北宋詞比南宋詞優秀嗎
我覺得是北宋詞要優秀的，當然，我這么說也是按照我自己的比較方式來比較.我不拿總體來說，就單以個別來論，南宋的詞人名家中，有多少個的名氣是比得過北宋的名家的？南宋也就辛棄疾、陸游、張孝祥一些的比較出名了.這些人確實挺出名，但別忘了，北宋還有蘇東坡、柳永、歐陽修什么的呢！我個人認為，我上面所舉的六人中，蘇東坡應排在第一.如果是比名篇名句，那就更明顯了，先說南宋，南宋出名些的有：“眾里尋他千百度，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辛棄疾）”“莫道不銷魂，簾卷西風，人比黃花瘦.（李清照）”還有一些比如陸游的《釵頭鳳》、張孝詳的《六州歌頭》、更甚者有岳飛的《滿江紅》（當然還有很多很多，只是小弟才疏學淺，無法一一列舉），這些都是千古流傳的.然而我覺得，這些作品是夠好的了，但一跟蘇東坡的《水調歌頭》比起來，我卻有覺得《水調歌頭》勝出一籌.難道不是么？誰敢說這些詞中，流傳最廣的，不是《水調歌頭》？還有那句“但愿人長久，千里共嬋娟”，南宋的名句中，誰敢出其之右？我覺得都不用提柳永、宴殊他們那些、單單一個蘇東坡就足以壓死人了.當然，以上觀點，純屬個人俗見，我這是以名氣而論，確實是俗不可奈的.樓主還應該要有自己的見解，而別人的，只作參考便可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