莊子的文章,想像力很強,文筆變化多端,具有濃厚的浪漫主義色彩,并采用寓言故事形式,富有幽默諷刺的意味,對后世文學語言有很大影響。
其超常的想象和變幻莫測的寓言故事,構成了莊子特有的奇特的形象世界,“意出塵外,怪生筆端。
”(劉熙載《藝概·文概》)莊周和他的門人以及后學者著有《莊子》(被道教奉為《南華經》),道家經典之一。
《漢書藝文志》著錄《莊子》五十二篇,但留下來的只有三十三篇。
其中內篇七篇,一般定為莊子著;外篇雜篇可能摻雜有他的門人和后來道家的作品。
《莊子》在哲學、文學上都有較高研究價值。
研究中國哲學,不能不讀《莊子》;研究中國文學,也不能不讀《莊子》。
魯迅先生說過:“其文汪洋辟闔,儀態萬方,晚周諸子之作,莫能先也。
”(《漢文學史綱要》)名篇有《逍遙游》、《齊物論》、《養生主》等,《養生主》中的“庖丁解牛”尤為后世傳誦。
我認為,應當從莊子所處的時代,他的政治傾向、生活態度、階級出身和其思想淵源這幾個方面來進行考察、剖析。
先看莊子所處的時代。
莊子的生卒年,歷史無明文記載,據馬敘倫先生《莊子年表》的考證,是生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卒于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與孟子同時。
莊子所處的時代正當極其動亂的戰國之世的中期,是戰爭最為頻仍而統治者又最為驕橫的時代,其時思想界又混亂不堪,儒、墨二家既各行其是,又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再加上公孫龍等的詭辯,愈益使人迷亂而莫知所從。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莊子家鄉宋國的情況。
宋國為殷微子封地,是一個腐朽的領主制國家,莊子的大半生處于宋王偃時期,而宋王偃又是戰國有名的暴君,最為荒淫無道,殘殺成性。
在他攻襲、攆走其兄剔成自立為君之后,對外與齊、楚、魏三國為敵,對內沉迷酒色,不納忠言,群臣有敢于勸諫的往往被他射死,他還經常用箭射一個懸掛著的盛血的皮囊,以流血為樂,名曰“射天”,諸侯皆以桀、紂目之,最后激起各國的公憤。
齊國聯合魏、楚二國攻殺了宋王偃,滅亡了宋國。
這樣的時代,這樣的國家,當然不會不對莊子的思想產生較大的影響,何況還有其他的種種因素呢。
其次,看看莊子的政治傾向、生活態度及其階級出身。
關于莊子的政治傾向,有以下幾個方面:(一)他對社會的黑暗和統治者的污濁寄予了很大的憤慨,已見前面對莊子處世哲學的分析。
(二)他除了一度做過漆園吏這個小官以外,對宋國領主統治集團是抱著反對與仇視的態度的,他把宋國的黑暗政治比作甚于“九重之淵”,把宋王偃比作甚于兇猛的“驪龍”,他還諷喻那些“昏上亂相”的當權者和迎合統治者的諂佞之徒曹商之流。
(三)他攻擊儒、墨,批評當世宿學。
(四)后來他也不愿出仕,不愿做大官,毅然拒絕楚威王“許以為相”的厚幣重聘,寧可“游戲污瀆之中以自快”,而不愿受統治者的羈束。
王先謙說莊子“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哉”,這話基本上是對的。
莊子講要忘記是非,實際上嫉惡如仇,大是大非分得極其清楚,觀點也很明確,不過出之以輕松的筆墨,于平淡中抒其激情而已。
莊子事實上是一個富有正義感,既不屈從統治者而又窮得有志氣的風骨凜然的清介之士。
關于莊子的生活態度,固然有消極悲觀的一面,但也有積極樂觀的一面,他不僅以憤世嫉邪的心情和嬉笑怒罵的態度去評論現實,而且他的不少寓言如《不龜手之藥》《庖丁解牛》《支離疏忘形》等所描寫刻畫的都是勞動人民的形象,這就說明他對勞動比較熟悉,對人民也有一定的感情,否則怎么能寫出這些通過勞動生活闡發哲理的作品出來。
荀子認為莊子“猾稽亂俗”,不正好證明他關心人民的事情嗎?也正是由于莊子這種態度的影響,他的后學才能寫出在封建社會中絕無僅有的通過寓言以批判統治階級、頌揚農奴起義的《篋》《盜跖》等著名篇章來。
關于莊子的階級出身,史書亦無明文記載,《史記》和《莊子》外、雜篇所錄只有以下幾條:“周嘗為蒙漆園吏”;“莊周家貧,往往貸粟于監河侯”;“莊子釣于濮水”;“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系履而過魏王”;“處窮閭巷,困窘織屨,槁項黃馘”。
外、雜篇雖系莊子弟子及其后學所著,史料價值不高,但這些有關莊子生活的資料卻應是基本可信的,因為這是在寫他們的老師,他們這一學派的創始人,至多有所夸張,而不可能過于失真。
從這些簡略的資料中,我們可以看出,莊子只是一個做過小官吏、家境貧困的窮知識分子,毫無其他之可言。
再次,看看莊子的思想淵源。
莊子的思想淵源于老子,司馬遷曾指出,“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但是他不僅繼承而且發展了老子“天道無為而自然”的思想,無論就理論的豐盈以及研究的深度與廣度來說,莊子都比老子高明。
而且,莊子的學識也極淵博,“于學無所不”,因此,《老子》只類似一首長篇哲理詩,而莊子的文章則是洋洋灑灑的哲學長篇,已然形成專題論文的風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