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篇第一句就說“櫻花是日本人的驕傲”,年少讀之,心生向往,今日讀之,竟生發出去東京看一看的決心來。
“到日本去的人,未到之前,首先要想起櫻花;到了之后,首先要談到櫻花。”不知道別人怎么樣,我自己必然是這樣的。
而之所以這樣迫不及待,不是因為別的,就是冰心給“贊”來的。
冰心又說“若你是在夏秋之間到達的,日本朋友們會很惋惜地說:”你錯過了櫻花季節了!‘你若是冬天到達的,他們會挽留你說:“多待些日子,等看過櫻花再走吧!’”櫻花的神秘和美麗,日本朋友的熱情在冰心與朋友交談般親切周到的口吻中產生一種“抓住讀者的心”的效果。
作品
接著寫“我看櫻花”,從東京的青山墓地到千烏淵,從山櫻、吉野櫻到八重櫻,“雨里看,霧中看,月下看”,“春天在日本就是沉浸在彌漫的櫻花氣息里!”作者的筆觸生動曼妙,還不忘憶起清代詩人黃遵憲的櫻花歌,繼而引出日本的“十日之游舉國狂,歲歲歡虞朝復暮”,以及日本文人看櫻花的心態“早開早落”、“人生短促”。
當然作者并不這么覺得,在作者眼里櫻花是美麗的。
自然,愉悅,水到渠成。
從日本的櫻花寫到日本的人,是內容的升華,金澤市的出租汽車司機的罷工居然為著送中國作家代表團上車站而改動時間,“我的心猛然地跳了一下,象點著的煙火一樣,從心靈深處噴出了漫天燦爛的火花……”這樣的情形不論過去讀來,還是今日讀來,都是讓人激動的事情,中日人民的友誼始終是兩個民族共同關注的話題,兩國人民的友誼之花若能象春天的櫻花那樣美麗和絢爛該是怎樣的美好。
作者由物及人,由人及物,因日本朋友的友好,而俞發覺得櫻花的美好。
只覺得:“這櫻花,一堆堆,一層層,好象云海私德,在朝陽下緋紅萬傾,溢彩流光。
當曲折的山路被這無邊的花云遮蓋了的時候,我們就象坐在一只首尾相接的輕舟之中,凌駕著宜蕩的東風,兩舷濺起嘩嘩的花浪,迅捷地向著初升的太陽前進。”
這作者所謂的“從未見過的奇麗的櫻花”,已經不僅僅是過去的美麗,更是“璀璨”、“莊嚴”、“華光四射”的。
這段對櫻花的描寫是全文最華麗的一段,在全文平淡的敘述中突顯出別樣的光彩,櫻花在“四月十三日”這天的特別光環更是亮麗奪目,在這里,全文進入了高潮,作者的感情也升華到了極點。
最后由日本朋友的話來點題,使得主題更加明確。
櫻花究竟美在哪里?“世界上沒有不美的花……至于對某一種花的喜愛,卻是由于個人心中的感觸。”日本文人想到人生的短暫,武士想到捐軀的壯烈,日本人民想到春天的喜悅,而冰心,想到的自然是日本朋友的熱情,以及兩國人民深厚的情誼。
全文到了這里,讀者對于櫻花的感受已經不再停留在感官的享受上,而在心里幻化做兩國友誼的神圣圖騰,正如作者所說的,是“莊嚴”的、“華光四射”的。
任何作品都需要有豐富的感情,而冰心散文訴諸感情的成分更多,往往不需要通過事物發展的邏輯推理就可以收到說服讀者、感染讀者的藝術效果。
這在《櫻花贊》中也格外的明顯,對于櫻花一無所知的人也可以隨著作者的眼界和情感對櫻花產生別樣的感情。
冰心在許多作品中創造的意境,具有“靈犀一點”的特色。
我們通過感情上的共鳴,進入的作品的意境中去,又借助意境的啟發,創造出形形色色新的意境來。
她的創作,文思如萬斛泉涌,沒有精雕細刻,也沒用濃彩重筆。
深刻的抒情往往是用非常平淡的手法開始的。
《櫻花贊》
她在語言的應用上有著詩的特質,一個極普通的詞,一個極普通的句式,一經出現在她的筆下,便煥發出光彩,散發出芳香,浮雕般的表現出她的思想。
她的語言之所以是詩的,根本原因就在于作者的強烈情感和她采用的語言形式完美和諧地統一在一起。
魯迅說:“我以為情感正烈的時候,不宜做詩,否則鋒芒太露,能將‘詩美’殺掉。”(魯迅《兩地書。
三二》)。
換言之,詩人(或作家)要善于抑制情感的沖動,使感情接受理智的駕馭,絕不可在作品中號天呼地。
控制得恰倒好處的文章最能讓人感到感情的分量。
這也是冰心先生《櫻花贊》的閃光點,對櫻花的贊美顯得從容得體,一步步的引人走到最高點,再留給你極深的思索去回味。
冰心的《櫻花贊》如許多“五。
四”時期的作品一樣具有一定的政治性,但冰心在作品中更多的表現了個人的思想,筆調也是輕松而明快的,不給讀者任何壓力,這是難得的。
仔細回想一下這個世紀的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它留給個人的時間和空間竟少得可憐。
更多的情況下,人們被時代驅趕著前行,像趕赴一個個盛大的集會,停不下來,也來不及思量。
如我在一篇文章里講到的:“在20世紀中國,一般人恐怕不必指望去逃避歷史強加給他的規定性成長。”我們只聽得到群體的口號,而聽不到個人的聲音。
政治空間對心靈空間、公共空間對私人空間的擠迫,幾乎成了本世紀的標志性景觀。
而冰心,這位身著舊式旗袍的新式女性,自新文學發軔的第一天起,就開始在荒蕪的心靈園林里打掃塵垢,鋤草施肥了。
她試圖以智慧的繁星和純真的春水,焐暖世紀冰冷的胸膛。
與名字相反,冰心是溫暖的,她沒有染上那個時代的女子特有的閨閣式的自憐,而純然是一塵不染的潔凈與正直。
她外表的單薄與弱小,更凸顯出她精神的偉岸與不凡。
冰心與魯迅形成了一種“互補關系”。
魯迅代表了新文化中陽剛的一面,冰心則代表陰柔的一面;魯迅是一柄鋒利的社會手術刀,冰心則是慈愛的靈魂布道者。
學者李吉力在論說《紅樓夢》時曾指出,女人是水性的,男人是泥性的,“這兩種特性表明:女人是自然的作為審美向度出現在歷史中的,而男人是社會的作為力量的象征從事于歷史的創造的。”如果說魯迅是荒野上的戰馬,冰心則是河流邊的水車,她承繼的是中國文化中嫻靜的部分,依靠的全然是自然的力量,澆灌心靈的沃土;如果說魯迅是以超人的力量肩起歷史的閘門,冰心則是于不動聲色中改造世道人心。
冰心的存在,豐富了“五四”文化的精神維度,使中國的精神啟蒙不是一種簡單的線性結構或平面結構,而呈現出迷幻復雜的姿態。
茅盾在《冰心論》中寫道:“在所有‘五四’時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屬于她自己。
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會,卻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沒有。
在這一點上,我覺得她的散文的價值比小說高,長些的詩篇比《繁星》和《春水》高。”茅盾是典型的政治型作家,他的小說如社會學論文一般謹嚴縝密。
他對文學價值取向與己截然相反的冰心作出這樣的評說,絕對非同小可。
“世紀老人”冰心先生的一生都是光輝的,她的《櫻花贊》是我個人最喜愛的作品,如果可以,我愿意做這樣的比喻——冰心奶奶正如那漫天美麗莊嚴的櫻花,開在每個人心中的春天。
當然,這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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