歸有光(1507-1571),字熙甫。
江蘇蘇州昆山人。
因久居震澤湖畔,故自號“震川”,學者稱他為“震川先生”。
又因為他老家在昆山項脊涇,故也自稱“項脊生”。
歸有光自幼聰穎好學,“五六歲即知有紫陽先生,而能讀其書”(《送王子敬之任建寧序》),“九歲能屬文,弱冠盡通六經三史六大家書”②(《列朝詩集小傳》錢謙益)。
後師從同縣名儒魏校,攻讀《史記》、唐宋之文和濂洛關閩之說。
十四歲開始應童子試,二十歲中秀才,以第一名的成績補為蘇州府學生員。
後又以貢生入選南京太學,同年南京鄉試未中。
之後一直到嘉靖十九年(1540年),歸有光受到主考官張治的賞識,舉為應天鄉試第二名,他也因此聲名大振,許多舉子慕名前來求教。
但歸有光自由不羈的文風卻不得主考官們的欣賞,以致歸有光“八上公車不遇”,在失意與嘲笑中“仕進之心落然”(歸有光《上瞿侍郎書》)。
嘉靖十四年(1565年)六十歲的歸有光考中了三甲進士,被授到荒僻的浙江長興縣當知縣,“用古教化為治”興利除害,這招來豪強大吏的不滿,隆慶二年(1568年)他被調到順德府去做馬政通判,期間修有《馬政志》。
隆慶三年(1569年)赴京入賀萬壽節,次年被升為南京太仆寺丞,但仍留於北京掌內閣制敕房,纂修《世宗實錄》,身列文學侍從之位。
因抱病堅持工作,不幸於隆慶五年(1571年)病逝任上,終年六十六歲。
歸有光生活於嘉靖、隆慶年間,統治者昏庸不理朝政,先是宦官權貴專權,後又有嚴嵩父子掌權,排斥正直之士,讒陷忠良。
再加上東南沿海倭寇猖略,社會問題極為嚴重。
歸有光雖一介腐儒,卻極關心社會問題,對皇帝和中朝大官勇敢諷喻進諫;他留意東南水利,關心家鄉的農業與民生;積極參加抗倭斗爭,為當局獻計獻策。
歸有光一生博覽群書,著述廣泛,詩文主要輯有《震川先生文集》,此外還有《文章指南》、《易經淵旨》、《三國水利錄》等著作。
歸有光一生仕途蹭蹬,屢不得志,但其杰出的文學成就卻使他青史留名。
他積極投入到唐宋派反復古的行列,對當時日趨高漲的“後七子”復古運動極為不滿,對當時文壇盟主王世貞不以為然,他在《項思堯文集序》中說“蓋今世之所謂文者難言矣。
未始為古人之學,而茍得一二妄庸人為之巨子,爭附和之,以詆排前人。
……文章至於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為之巨子以倡道之歟!”將王世貞斥為“妄庸巨子”,對此王世貞反駁道“妄誠有之,庸則未敢聞命”,歸有光又反擊道“唯妄故庸,未有妄而不庸者也”(《列朝詩集小傳》)。
他反對“後七子”徒有其形式而不得其神的類比風氣,在《與沈敬甫書》中說“但今世相尚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馀,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認為文學作品的藝術之美在於質美,“欲文之美,莫若德之實;欲文之華,莫若德之誠;以文為文,莫若以質為文,質之所為生文者無盡也。”(《莊氏二子字說》)抵制復古潮流,且在教授舉子過程中編輯唐宋散文,宣揚司馬遷與唐宋古文家的樸實文風,改革八股制文,使後人稱之為“彼時之豪杰”(《文史通義.文理》)。
歸有光不惑於群言,不趨於眾行,體現出其卓爾不群的獨立人格,王世貞後來也對他的文學成就心悅誠服,贊道“千載有公,繼韓歐陽,余豈異趨,久而自傷。”(《列朝詩集小傳》丁集《震川先生歸有光》)把歸有光與韓愈、歐陽修相提并論。
歸有光成就和影響最大的是散文創作,他以個性鮮明的作品傳達了自己的聲音。
唐宋派作家的散文多半文從字順,明白曉暢,貫穿以“文以載道”的精神。
而歸有光的作品更有其獨特之處,他對歷代散文大家都作了全面地繼承,對秦漢散文和唐宋散文采取了兼收并蓄的態度,重真感情、真本色,既得古人風神脈理,又能自出機杼,在題材和風格上獨樹一幟,使其古文在本依“六經”的基礎上於娓娓道來中述說對世情人生的真切感受,歸有光最擅長且成就最高的是那些寫日常生活中平凡瑣事和人情世故的散文。
歸有光生活遭遇頗不幸,早年喪母,後又兩次喪妻,痛失子女,其散文記敍往事,追悼親友,狀情摹態,細心刻畫,寄寓了作者真實的生活感受,富有強烈的感情色彩,感人至深。
代表作有《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女二二壙志》等。
他寫瑣事,卻深得司馬遷筆法,用樸實的筆調將其不幸的人生變故敍述出來,在記敍中插入不經意的回憶細節,隨拈隨放,行散而神不散,言語舒淡之間,悲傷哀戚之情流露無遺。
如《項脊軒志》,采用了睹物懷人的寫法,把家人家境的變遷,在“軒”的線索中寫出,表達對親人的眷戀之情。
末句“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昨日種種,今日已是物事人非,讓人不勝唏噓慨嘆。
又如《寒花葬志》,作者回憶十年前逝去的婢女,僅用百馀字的篇幅,勾勒出三件小事,就把一個天真活潑的小女孩形象生動地呈現在讀者面前,引起人們對她不幸早夭的悲嘆。
歸有光的突破之處在於把生活瑣事引到“載道”的古文中來,植根于經史,化為自然之文,敍事抒懷,不事雕琢,雅潔自然,神理情韻兼具。
正如王錫爵在《明太仆寺寺丞歸公墓志銘》中說的“所為抒寫懷抱之文,溫潤典麗,如清廟之瑟,一唱三嘆,無意於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語之外。”
歸有光的古文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也有缺點,大多缺乏深刻的社會內容,短小簡潔而又過於拘謹局縮,章學誠在《文史通義.文理》中曾做過恰當的評價,“明人初承宋元之遺,初存規矩,至嘉靖、隆慶之間,晦蒙否塞,而文幾絕矣。
歸震川氏生於是時,力不能抗王、李之徒而心知其非,故斥鳳洲為庸妄,謂其創為偽秦漢,至并官名地名而改用古稱,使人不辨作何許語,故直斥之曰文理不通,非妄言也。
然歸氏之文氣體清矣,而按其中之所得,則亦不可強索。
故余嘗書識其後,以為先生所以砥柱中流者,特以文從字順,不汩於流俗,而于古人所謂閎於中而肆於外,言以聲其心之所得,則未之聞耳,然亦不得不稱為彼時之豪杰矣。”
詩歌并非歸有光所長,文集四十卷中,存詩僅一卷,多寫人民生活的慘狀、官吏的貪婪怯懦、倭寇的肆虐橫行,如《鄆州行寄友人》、《海上紀事十四首》等,“其於詩似無意求工,滔滔自運,要非流俗可及也”(錢謙益《震川先生小傳》),頗有史料價值。
唐宋派取法唐宋古文,?#93;有完全取消擬古習氣,理論上缺少足夠的創新,持續時間短,創作成就不高,但唐宋派的散文上承司馬遷、唐宋古文的傳統,變化自得,求文之神,平易自然,清新一時之風氣,作品中表現出的人道主義精神,對人事的關注,對真性情的贊許,下接公安、竟陵派,開清代桐城派散文的先河,對現代散文創作也有影響,起到了明顯的過渡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