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十年代散文創作的一個重要的現象是,出現一種被人稱為“學者散文”或“文化散文”的形態。
這些散文的作者大都是一些從事人文學科或社會科學研究的學者,他們在專業研究之外,創作一些融會了學者的理性思考和個人的感性表達的文章。
“學者散文”的出現,顯示了知識分子關注現實問題和參與文化交流的新的趨向。
在我國古代,“文人之文”與“學者之文”的區分有時并不很清楚。
隨著現代知識的專業化和學科建設的發展,“學者”與“作家”之間的界限越來越明晰。
文學普遍被看成是表達情感等感性體驗的“形象思維”的領域,而與學術研究的“抽象思維”有著“類”的不同。
不過,這種清楚的分界,實際上對文學創作與人文學科兩方面的發展,都有可能帶來損害。
因此,學者“越界”參與創作,是值得注意的現象。
80年代,較早進入散文創作的是金克木、張中行等老資格的學者。
90年代初期,從事藝術文化史和戲劇美學研究的余秋雨,在《收獲》雜志上以專欄形式發表系列散文,后結集成為《文化苦旅》、《文明的碎片》出版,引起極大反響。
一些重要的刊物和出版社,也有意識地舉薦這一體式的創作,而推動“學者散文”的興盛。
“學者散文”的作者大都有較為豐富的學術修養,往往將學術知識和理性思考融入散文的表達之中。
他們也并不特別注重散文的文體“規范”,而將其視為專業研究之外的另一種自我表達或關注現實的形式。
例如余秋雨稱自己為“票友”(注:余秋雨,“90年代散文寫作隨訪”,《美文》1998年第10期。
),陳平原則把寫作短評當成“保持‘人間情懷’的特殊途徑”(注:陳平原《學者的人間情懷·自序》,珠海出版社1995年版,第2頁。
朱學勤有類似的說法:“左手寫長線學術,管它春夏秋冬;右手寫短線時論,不妨卷入今天”(見《被遺忘的與被批評的——朱學勤書話》,浙江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
對于許多類似的散文而言,引人注意的首先并不是敘述形式,而是所談論的內容。
但由于這些談論結合了作者的文化關懷和個人感受,文字表達上的生動個性也隨之顯現出來。
因此,這些學者的寫作比較自由,反而為散文創作融進了一些新的因素。
“學者散文”在風格上大多較為節制,通常會以智性的幽默來平衡情感的因素。
學理知識的滲透,也使其具有特別的思想深度和情感厚度。
這些散文隨筆與“雜文”的不同之處是,它更關注的往往不是“識”,而是“情”與“理”。
因而,有的批評家將之稱為“文化散文”、“哲理散文”或“散文創作上的‘理論干預’”(注:佘樹森《中國現當代散文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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