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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殷商到戰國時期，我國散文由萌芽慢慢發展成熟。
我國古代史官文化十分發達，記載歷史事件的敘事散文在散文史上首先產生了。
我國散文的最早源頭，可以追溯到甲骨卜辭。
殷朝時候，人們用龜甲、獸骨占卜，然后把占卜的日期、占卜的人以及所占卜的事情，有的還包括日后吉兇應驗的情況，刻在甲骨之卜兆旁，這就是甲骨卜辭了。
甲骨文于清末發現于河南的安陽，是盤庚遷殷后至殷朝滅亡時的遺物，距今已經有三千多年的歷史了。
甲骨卜辭內容豐富，敘事有繁有簡，可以看作是先秦敘事散文的萌芽。
商周時期，在銅器上還經常能發現一些銘文。
這些銘文，多是君王、公侯、臣子等貴族人士所作，有長有短，卻同樣記述了社會生活。
商代的銘文記事一般都很簡單，并且有著固定的形式。
到了周代銘文的字數增加了，內容也變得更為復雜。
不僅有記事的文字，還出現了與《尚書》誥命類似的記言文字。
好些銘文的敘事，已經有了一定的規模。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商周的銅器銘文，實際上反映了我國早期記事記言文字由簡至繁的發展。
《尚書》在時間跨度上與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相近。
《尚書》是商周記言史料的匯編，包括《虞書》、《夏書》、《商書》、《周書》四部分。
其中的《虞書·堯典》等記載了堯、舜、禹等人的傳說，是后人的追述，并不是當時人們的記錄。
而《商書·盤庚》則是可靠的殷代作品，也是我國記言文之祖。
《周書》主要是誥和誓兩種文體，其中對于周公的言論記錄最多。
《尚書》文字古奧典雅，語言技巧超過了甲骨卜辭和銅器銘文，并且這些文誥都是單獨成篇，有著完整的結構，對先秦歷史敘事散文的成熟有著直接的影響。
《春秋》本是周王朝和各諸侯國歷史的通稱，后來特指經過孔子修訂的魯國的編年史。
它記載了自魯隱公元年至魯哀公十四年的歷史，可以說對于這一時期的史事作了簡潔的大綱式的敘述。
《春秋》一書，按照時間順序編排歷史事件，記事方式是“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時，以時系年”，有著明確的時間觀念和自覺的記事意識。
不過，其中的記事都十分簡略，長的不過四十多字，而短的僅有一字。
所以，盡管它記事簡而有法，卻并非真正意義上的敘事散文。
在思想上，維護周禮，反對僭越違禮的行為，貶斥邪說暴行，是《春秋》的主要傾向。
并且，這些思想上的傾向，在行文中并不是表現為議論性的文辭，而是在史事的簡略記述排比中表現出來的。
《春秋》還以一字寓褒貶，在謹嚴的措辭中表現出作者的愛憎。
這種做法，為后世史傳文學廣泛繼承。
《左傳》是《春秋左氏傳》的簡稱，又名《左氏春秋》。
相傳，《左傳》是為了傳述《春秋》而作，其作者是魯國的史官左丘明，不過后人對此頗有疑義。
今人一般認為此書大約成書于戰國早期，最后的編定者一定是一位儒家學者。
《左傳》與《春秋》一樣，并不只是對歷史事件作客觀的羅列，而是同時表達了對歷史事件的認識和理解，并站在儒家的立場上總結了歷史的經驗教訓，作出了對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道德倫理評價，為人們提供了歷史的借鑒。
《左傳》同樣也維護周禮，尊禮尚德，并以此為規范來評判人物。
同時作者還看出了當時社會變革的趨勢，并反映出了重民、以民為本的思想，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左傳》進步的歷史觀念。
《左傳》在《春秋》的基礎上，增加了大量的歷史事實和傳說，敘述了豐富多彩的歷史事件，描寫了各種各樣的歷史人物。
可以說，把《春秋》中的簡短記事，發展成了完整的敘事散文。
《左傳》同時也發展了《春秋》的筆法，它主要是通過對事件過程的生動敘述，人物言行舉止的展開描寫，來體現其道德評價。
并且創立了一種新的形式，即在敘事中或敘事結束后直接引入議論來對事件或人物作出道德倫理評價。
這種形式，無疑更鮮明地表現出作者的立場和感情，增強了敘事的感情色彩。
由此，《左傳》被稱為先秦散文“敘事之最”，并且標志著我國敘事散文的成熟。
《國語》是一部國別史，全書二十一卷，分別記載了周、魯、齊、晉、鄭、楚、吳、越八國的歷史，是各國史料的匯編。
它的成書約在戰國初年，各國的“語”在全書中所占的比例并不相同，并且每一國記述的事跡也各有側重。
《國語》中主要反映了儒家崇禮重民等觀念，西周以來敬天保民的思想在書中也得到了繼承。
盡管《國語》依然十分強調天命，不過在神與人的關系上，已經是人神并重，由對天命的崇拜，轉向了對人事的重視。
這在思想上其實是一種進步。
《國語》以記言為主，并且多為朝聘、饗宴、諷諫、辯詰、應對之辭。
其記言文字在形象思維和邏輯思維方面都很縝密，然而又有通俗化、口語化的特點，生動活潑而富于形象性。
《國語》雖然重在記言，但其并非單純的議論或語錄式的記錄，而是把一系列大小故事穿插其中，同樣也表現出了敘事的技巧和情節構思上的特點，有時也能寫出鮮明生動的人物。
不過，從文學成就上看，比起《左傳》，《國語》還是稍遜一籌的。
《戰國策》與《春秋》、《左傳》、《國語》主要反映儒家思想不同，它突出表現的是縱橫家思想，反映了縱橫家的人生觀。
《戰國策》共三十三卷，雜記東周、西周、秦、齊、楚、趙、魏、韓、燕、宋、衛、中山諸國的軍政大事。
時代上，它上接春秋，下迄秦并六國。
主要記載了謀臣策士游說諸侯或進行謀議論辯時的政治主張和斗爭策略。
其中文章不是一人所作，作者大多是戰國后期縱橫家，也可能有若干篇章是秦漢間人所作。
最后由西漢劉向編校整理成書，定名為《戰國策》。
說是反映了縱橫家的人生觀，其實，《戰國策》的思想內容比較復雜，所記人物也反映出不同的價值取向。
《戰國策》的文學成就首先表現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其次則反映在波瀾起伏的情節，個性化的言行，傳神的形態和用細節來描寫人物；另外還表現在其語言藝術的空前成功上。
在寫人上，《戰國策》一方面繼承了《國語》相對集中編排同一人物故事的方法，另一方面又有所發展，出現了一個人物的事跡有機集中在一篇文章，可以說為以人物為中心的紀傳體開創了先例。
《戰國策》還運用了大量的寓言故事、佚聞掌故來增強辯辭的說服力。
在修辭上，《戰國策》大量運用對偶排比，還善于夸張鋪陳，使文辭顯得瑰麗多姿。
總而言之，《戰國策》辯麗橫肆的文風，雄雋華贍的文采，是當時縱橫捭闔時代特征的體現，標志著先秦敘事散文語言運用的新水平。
（參考書：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一卷），高等教育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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