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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愈是我國唐代著名的文學家，他領導了中唐時期的古文運動，在散文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就，被蘇軾譽為“文起八代之衰”；在詩歌創作方面，針對大歷以來詩人“竊占青山白云，春風芳草以為己有”（皎然《詩式》）的浮蕩習氣，“往往涉于齊梁綺靡婉麗”（高仲武《中興間氣集》）的詩風，自覺地繼承和發揚李白、杜甫在詩歌創作上的業績，力圖恢復盛唐氣象。
因此，他在詩歌創作上勇于創造，大膽革新，另辟蹊徑，獨樹一幟，較廣泛地反映了當時的現實，成為中唐時期詩壇上一個影響較大的詩人。
但是，一些文學史和有關韓愈研究的論著，以反映人民疾苦為評價韓愈詩歌的準則，也就是政治標準第一，因而認為韓愈反映現實的詩歌數量不多，沒有像白居易那樣繼承杜甫詩歌的現實主義傳統，意義不大。
如游國恩諸先生主編的《中國文學史》中有這樣的意見：“從創作實踐來看，韓愈主要是繼承李白的自由豪放，和杜甫的體格變化、‘語不驚人死不休’的藝術傳統，獨立開拓道路。
和白居易著重繼承杜甫現實主義精神有所不同。
”（1979年修訂本第156頁）詹锳先生《唐詩》也是這樣說的：“在韓愈詩里也有些反映現實的，。
但這樣的詩數量不多，而且往往和個人的不幸交織在一起，認識不夠深刻。
”張燕瑾同志《唐詩選析》認為：“韓愈的詩歌追求奇險，形成了宏偉奇崛和‘以文為詩’的特色。
但反映社會重大生活內容少，比較膚淺。
”類似的意見還有，這里不一一列舉。
我以為上述諸先生的論斷值得進一步探討。
韓愈反映人民疾苦的詩篇，在數量上不及杜甫和白居易，但反映人民疾苦不是評價作家作品的唯一標準，就韓愈而論，他的詩歌既有深切同情人民苦難，揭露統治集團罪惡的篇章，也有不少是反對藩鎮割據，維護國家統一的佳什，更有猛烈抨擊佛、道二教危害之作，還有指斥當權者壓抑人才，抒發懷才不遇的作品。
這些都從不同方面較為深刻地反映了中唐時期社會的重大生活，有強烈的戰斗性，應該說也是現實主義的優秀作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