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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言文與詩同源
王文元
浮世無常，自古無不亡之國，不掘之墓，卻有不滅之文字——漢字。
文體百變，詩、賦、頌、贊、祝、誄、銘、詔、檄、章、奏、議、雜……（1）走馬燈般地變幻著，多數早已與時消息。
文言文卻始終如一，閃爍不熄，至20世紀初，歷經三四千年。
漢字是“視覺文字”，講究華美（字母文字是“聽覺文字”，要求悅耳）。
漢字天生就是詩化的文字，中國成為“詩國”乃漢字使然。
日本教育家石井勛說：
漢字是一種只需要用眼睛看就能思考，即使語言不同也能理解其意思的惟一文字；在不久的將來，漢字可能成為全世界共同的文字。
”（2）
石井勛非常了解漢字，許多有良知的西方學者亦持有相同見解（3）。
西方學人羨慕中國文化，說到底是欽慕漢字，欽慕華夏文言文體。
文言文濫觴于詩歌。
文言之“文”乃“紋”，花紋條理之意。
詩歌是最適合編織“花紋條理”的文體，最早為中國人選擇與使用。
文言文體起于詩歌，這一奇特現象源于漢字的特性。
漢字看起來隱義藏用，氣揚采飛，鋪張揚厲，無幽不燭；用起來跌蕩起伏，雁行有序，隨人取舍，任意東西；讀起來天籟繞梁，泉流續階，耳鼓輕敲，勝于音律……一切皆與詩律歌韻合契。
音之數不過五（古為五，今為七），其變不可勝聽，字之數逾萬千，其變豈能窮盡？將漢字書寫成富于韻律的詩歌，使之如魚得水，容易為人記誦，傳而不遺，運思無窮，寄興高遠，一抒胸臆、一快憤懣。
所以中國遠古時代，沒有散文式“文言文”時，已經有了“文言詩”。
古人用詩而非用文“言志”。
“文言文”由“文言詩”演化而來，中國的文字史等同于詩史，詩之美韻被融于各種文字書寫體裁之中。
雷起于曜電，風起于青蘋，文言文發韌于詩歌。
它一誕生就種下詩的夙因：即使散寫，文言文體仍帶有詩味（比如，在美的訴求方面，文言文的重要體裁－－駢文與詩歌是一致的，詩歌與駢文互動）。
“文言詩”與“文言文”并無本質不同，毋寧說，詩歌的基因被植入華夏道德文章之中，“文言文”天生就帶有詩歌的遺傳基因。
詩是華夏先民最早的書寫方式，在相當長時間，漢字只用來作詩，不用作記事。
舜已經對“書寫”進行了精準概括：
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
（4）
足見，詩歌是當時惟一文本，地位至高無上。
那時，中國人通過詩、歌、聲、律來抒發情感，表達意志，傳遞信息。
劉勰對詩的興起與功用作了如下概括：
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
昔葛天樂辭，《玄鳥》在曲；黃帝《云門》，理不空弦。
至堯有《大唐》之歌，舜造《南風》之詩，觀其二文，辭達而已。
及大禹成功，九序惟歌；太康敗得，五子咸怨：順美匡惡，其來久矣。
自商暨周，《雅》、《頌》圓備，四始彪炳，六義環深。
子夏監絢素之章，之貢悟琢磨之句，故商、賜二子，可與言《詩》。
自王澤殄竭，風人綴采；春秋觀志，諷誦舊章，酬酢以為賓榮，吐納而成身文。
逮楚國諷怨，則《離騷》為刺。
秦皇滅典，亦造仙詩。
（5）
盡管《尚書》部分篇章為后人所作（6），但劉勰所引用的資料仍大致可信。
中國最早的文獻確實是詩而非“散文”。
“詩”起自三皇五帝，“文”起自記史（雖然《史記》以三皇五帝為發端，三皇卻未留下文字）。
其時，中國人固執地認為文字只能用來寫詩，絕對不允許隨便涂鴉。
可以推斷，當時書契官員是重要職務，應該是世襲的，因為漢字類似圖騰，書契官員應該與祭祀官員相類。
秦始皇蔑視文化，然而他一面焚書，一面命人作《仙真人詩》。
（7）暴君虐待文化，卻對詩情有獨鐘，詩對中國人影響之巨，可見一斑。
不過另一方面也說明連暴君都服膺詩歌以及詩歌的變形文體，正是在秦始皇統治時期，中國出現了第一篇駢體文言文－－李斯的《諫逐客書》。
（8）直到唐初，駢文一直是文言文的代表性文體。
可見，文言文發韌于詩，肇于史，經于駢，成熟定形于文言文。
《尚書》就是最早的史書，“尚”同“上”，《尚書》即《上書》，意為追述上古文明。
如前所述，在中國人想到記史之前，已經知道以詩言志了！當然，中國的記史文體不可能不受詩文的先天影響－－這種影響持續數千年之久，左右了中國數千年的散文創作。
從“詩史并存”的那一天起，漢語有了自己的書面語--文言文。
注解:
注1 參閱劉勰《文心雕龍》。
注2 轉引自《漢字的故事》，中國檔案出版社2001年版，P134。
注3如利瑪竇、白晉、李明、萊布尼茲、伏爾泰、狄德羅、列夫·托爾斯泰、巴爾扎克等。
注4 《尚書·舜典》。
注5 劉勰《文心雕龍》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P102
注6 學界認為，《堯典》、《皋陶謨》、《禹貢》、《洪范》等為后儒所作。
注7 《史記·秦始皇本紀》。
注8 文論界一般認為《諫逐客書》為中國第一篇駢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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